2026年1月，國際政治體系經歷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具結構性破壞力的震盪。特朗普政府發動代號為「絕對決心行動」（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的特種軍事行動，突襲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強行俘獲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並將其押解至美國本土接受「毒品恐怖主義」審判。這一系列以「斬首」包裝的「執法」行動，不僅是美國軍事實力的極致展現，更標誌著二戰後建立的國際法體系正面臨全面崩解的危機。
「我不需要國際法」與單邊管轄的域外擴張
要理解此次行動的深層邏輯，必須審視美國外交政策的範式轉移。過去數十年，美國的軍事干預多披著「人道主義干預」或「集體自衛」的法律外衣。然而，此次行動直接被定義為「跨國執法」，特朗普總統甚至公開宣稱「我不需要國際法」，其權力僅受「個人道德」約束。
這在法律與地緣政治上具有毀滅性含義。史丹佛大學國際衝突與談判中心Allen S. Weiner教授指出，傳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認定國家元首享有絕對的主權豁免權，但美國此舉實際上確立了一種新的單邊管轄原則：美國國內法具有超越國界的域外效力，且高於目標國家的主權地位。美國聯邦調查局甚至重新激活了1989年的冷戰時期法律意見書《巴爾備忘錄》（Barr Memo），認為在國際上逮捕嫌疑人無需考慮是否違反國際法。這意味著任何被美國國內法院起訴的外國領導人，理論上都可能成為美軍的合法目標，政權更迭被輕而易舉地包裝為常規的「逮捕行動」。
面對擁有壓倒性軍事優勢且公開藐視規則的超級大國，國際社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法律困境。大西洋理事會和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法律專家所指出，聯合國憲章明確禁止對主權國家使用武力，但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由於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安理會完全癱瘓，無法通過任何譴責決議。即便是英國、法國等傳統盟友也陷入兩難，只能含糊地呼籲「法治原則」，這種戰略沉默實質上構成了對破壞國際秩序的默許。
「唐羅主義」的激進實踐與盟友體系的裂痕
特朗普政府的行動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其在2025年提出的「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即門羅主義激進變體——的直接實踐。如果說1823年的門羅主義旨在防止歐洲列強干涉美洲事務，那麼「唐羅主義」則主張美國擁有直接干預、管理甚至更迭西半球政權的「天賦權力」，並將他國的自然資源視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關鍵資產。
這種「殺雞儆猴」的極端威懾，不僅指向敵對國家，更令人震驚地波及了美國的盟友。哥倫比亞作為拉美左翼政府，在批評美國干預後，立即遭到特朗普「入侵」的赤裸裸軍事威脅，迫使其總統佩特羅（Gustavo Petro）迅速軟化立場並尋求妥協。
更暴露「唐羅主義」帝國本質的，是針對丹麥格陵蘭島的行動。在「拿下」馬杜羅後，特朗普重提購買格陵蘭島，並威脅將使用軍事手段。丹麥首相警告這將意味著「北約的終結」，觸及了集體防禦條約的核心悖論：當威脅來自聯盟內部的領導者時，第五條款還有何意義？甚至連加拿大也被特朗普「第51州」的言論所焦慮，被迫在主權宣示上採取更強硬姿態。這顯示美國的聯盟體系正從基於共同價值觀轉變為基於恐懼的服從，長期將嚴重削弱西方的凝聚力。
系統性拆解全球治理架構
與「硬殺傷」同步進行的，是美國對全球治理體系的「軟清洗」。特朗普政府宣佈退出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等66個國際組織及條約。這不僅是放棄全球氣候領導權，更是試圖通過切斷資金來癱瘓全球氣候行動，並將科技發展重新國有化。
美國的撤資對聯合國預算造成毀滅性打擊，可能導致人道主義援助和維和行動的削減，使聯合國在熱點地區的影響力進一步下降。世界正從「基於規則的秩序」退化為「基於實力的秩序」，聯合國面臨淪為僅供發洩不滿的論壇的風險。
然而，美國的退出也為其他力量提供了填補真空的機會。歐盟和中國正加強在氣候和科研領域的雙邊合作，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則正在擴大綠色融資規模並推動本幣貸款，以減少對美元的依賴。這實際上加速了世界分裂為「美國體系」與「非美國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