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9日早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跟東帝汶總統奧爾塔（Jose Ramos Horta）會面，舉行雙方會談。此乃東帝汶立國以來，最高元首首次訪華。習近平指出，中方願與東帝汶朝着「三個更高」目標發展──一為深化戰略安全協作、二為強化產業、基建、糧食、民生四大方面的合作、三則為以「南南合作」原則為核心，推動在多邊組織層面上的配合與合作；中方願意沿着以上三大綱領，施展包括東帝汶在內的雙邊及多邊合作。
當時有位在雅加達的資深外交研究人士問我，為何中國對「小國」如斯重視，會給予他們如此高規格的接待？一時記不起印尼與東帝汶之間敏感關係的我，便根據我對代中國外交模式的認識老實作答：「南南合作」不但是關鍵的宣傳論述，更是中國對外關係的核心綱領。無論國大國小，只要對方願意與我們坦誠相待，我們都會以最高規格模式去接待他們。不論是吉布地還是塔吉克斯坦，姑勿論他們人口大小，中方都擁有廣闊胸襟及戰略智慧，去給予他們應有應得的尊重。
某中東國家資深官員便曾跟我說，「某些國家部長去到華盛頓，可能只獲助理國務卿或其首席助手接見。來到北京，卻能跟政治局委員（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會面，擁有上賓待遇。官員也是人，也有最基本的自尊。在這種『禮儀外交』攻勢下，久而久之，聯大上親近中國代表立場的，自然愈來愈多。」有的說，此乃「農村包圍城市」。然而隨着世界經濟中心逐漸往東（亞洲）及往南（發展國家）轉移，誰是農村、誰是城市，還有待分曉。
當然，這並不代表中國的領導不能跟曾經傲慢「俯視」自身的「全球北方」國家平起平坐。上周習主席跟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正彰顯了中方如何在不就涉及核心利益做出任何讓步下，找出能讓特朗普欣然接納的階段性「通解」，從而紓緩華盛頓對中國雜亂無章的反噬，並讓雙邊關係止跌回穩。
一，東盟身份對東帝汶發展的重要性
東帝汶2022年的主要出口市場為中國、印尼、日本，出口品大多數為原油、天然氣、咖啡及廢鐵。其主要進口夥伴則為印尼、中國、新加坡及澳洲，主要商品種類則為煉油及各種各樣的車輛，間接反映出島國中欠缺具規模而能讓其能源提煉上自給自足的輕重工業。
加入東盟，理論上能大量降低該國出口至印尼及泰國以外的八個市場，當中又以購買力較強而本身與東帝汶已有深入經貿來往的新加坡為甚。作為一個進口遠大於出口的國家，隨着貿易壁壘、進入及離開該國投資門檻順應降低，當地理應能迎來投資者及生產商進駐，從而為當地居民提供就業。然而以上分析，卻忽略了東帝汶人口貧乏、基建嚴重不足、八成就業皆與農業工種綑綁等結構性問題。要從東盟其餘國家吸引人才、資本，不但需要更多運輸及對接，更需要他們看見當地發展的獨特潛力。
也有的說，東盟間的免簽政策促進有助於東帝汶人才走出去、也可鼓勵更多東盟旅客到東帝汶探索當地的自然風景、歷史遺跡、文化傳統。現時東帝汶只向東盟原十國中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老撾國民提供三十天免簽。加盟過後，其也可逐漸向菲律賓、越南這兩個人口大國打開大門，並嘗試與當地旅行機構「統一戰線」，鼓勵更多「東帝汶+1/2」旅行團及路線的推廣，從而吸引東盟以外的旅客。然而去過首都帝力的旅客都知道，當地只有一間像樣的五星級酒店（每晚價格絕對不便宜，跟香港老牌五星有可比性）。沒有配套、沒有訓練、沒有最基本的媒體曝光的話，當地旅遊業難以確實開展。生態旅遊與文化旅遊有其可取性，卻需要具訓練的專才落實。
說到底，進入東盟對東帝汶的真正意義，在於其象徵性價值與長期戰略增值。在國際舞台上，其政府元首與高級部長如今有更充實的底氣，能借助東盟正在拾級上升的重要性，在多邊組織中發聲並提出要求。通過東盟內部機構及不明文規定（包括對每屆主席國的重視與相應而來的政治籌碼），東帝汶也許可獲得更多的技術、發展、基建援助，並利用此身份跟包括中、美、印在內的區域大國進行更公平的談判周旋。
二，東帝汶加入對東盟所構成的風險與機遇
東帝汶加入東盟過程用了逾二十年，箇中必然有其原因。向來言論惹火的前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秘書米金喜（Bilahari Kausikan）便曾在《日經亞洲評論》中撰文指出，此國根本上「難以發展」，並在及後一篇訪談中稱其為「無藥可救」（basket case）。有不少傳統菁英認為這次擴充，會令東盟相對發達國家所背負的負荷加重，也令反對進一步區域融合（包括在移民護照、外資外企、發展援助等議題上）者能有更多彈藥，炒作「鄰國負累」論述，長遠則可能令成員間出現分裂。
高企失業率（2025年第三季為4.8%）及嚴峻貧窮問題（約四成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讓東帝汶可能難以持續滿足東盟成員國有關經濟條件的硬性規定。也有聲音指出，當地政局治安不穩，一旦被「融入」東盟，則有可能導致犯罪等問題擴散，席捲全區。當然，若東盟成員身份確實要按治安水平作決定，那緬甸、柬埔寨，甚至泰國都有可能「瀕臨出局」。
反之，該國（尤其是帝汶海中）豐富天然資源，若能配以適當的外來人才及有效的技術轉移，則完全有可能讓其在舊能源競賽中分一杯羹，甚至踏上人口更小而平均年齡遠來得為高的汶萊曾經的發跡之路。當然，在這再生能源崛起的時代中，正如去年亞洲開發銀行一份調查指出，東帝汶也應投放更多資源發展太陽能及水力發電，也能驅動能源產業多元化。中方的綠色「一帶一路」項目技術，相信能在此方面發揮相當作用。
最後，作為東盟諸國國齡最小、發展潛能卻相當大的「生力軍」，東帝汶絕對能成為此經濟協作組織展現「東盟發展模式」的最佳彰顯地。引入微型金融、推進公私營合辦基建，甚至落實適度低稅制私有化，皆有助於把東盟對發展經濟最感興趣的政策調研者與企業家吸引到當地作為大本營，推進對大眾有利的影響力投資。這個絕非天方夜譚──筆者認識一位曾在北京進修的歐裔青年才俊，現正在東帝汶財政部擔任顧問。其對該國如何「走入世界」與國際組織溝通對談感到十分興趣，並主張把東帝汶打造成印尼與澳洲之間的「人文橋樑」，吸引來自於兩國的背包客與青年人才。
三，論香港與東帝汶合作空間
常有讀者反映，說我筆下探索的國家與香港距離太遠，不夠「實用性」。普遍讀者可能想知道中美大格局走勢如何，卻對東帝汶興趣不大。然而這恰恰也許是普遍港人得改變的想法。
常聽人說，香港要「聯通世界」。但世界遠不止於中美兩國，東盟也並非只有新加坡、印尼兩國。要連結世界，首先要讀通地緣政治與發展經濟。
往前看，若東帝汶要吸引外資、設置先進科技工廠，首先得確立法治、強化當地國民對投資者保障、就稅務與金融體系拆牆鬆綁，並建立能容納外資需求的住宿生活配套。在這些方面，以「軟件基建」及專業服務為榮的香港，有必要擔當更關鍵的角色。無論是本港大學招攬東帝汶年輕學生到港進修實習，還是特區政府鼓勵退休公務員到當地擔任義務顧問，提供意見，這些都是可以實踐並操作的「第一步」行動。
香港有一非牟利醫療組織，在過去數年與東帝汶當地的天主教大學簽署醫科、護理科學生實習交流協議、引進飲用水機、主動推動「登革熱防控項目」──有關成果刊登在《刺針》上，正彰顯了善用我們醫療專業、對外聯繫等長處的民間外交重要性。參與在當中工作的，有不少是古道熱腸的香港年輕人──他們不相信「對外聯繫」必須局限在美、歐、英等發達國家，而相信香港能善用「一國兩制」所賦予的獨特地位，「能人所不能」地推動專業對接。從公共衞生到生物科技、從法律仲裁到教育文化，只要每一位具能力及魄力的香港人願意踏出多一步、把手伸長多一些，絕對有可能在如今風高浪急的國際形勢中，讓這顆東方之珠在遠在天邊的異鄉發光發熱。從東帝汶到吉布地，從埃塞俄比亞到柬埔寨，我們都做得到。當然，最關鍵的問題是，有多少人願意去試、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