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在哈倫縣 這裏沒有中立的人 你要不是個工會成員 要不就是貝利爾的走狗」
《你站哪邊？》（Which Side Are You On？）乃美國女性社會運動家弗洛倫斯．里斯（Florence Reece）所著的民謠，記載着礦工與礦主間後來被稱為「哈倫縣戰爭」的流血衝突，並被「民歌之父」皮特．席格（Pete Seeger）翻唱，並成為該國膾炙人口的示威符號。數年前《繼承之戰》（Succession）第一季某一集結尾，身為通訊集團大亨的主角被兒子「逼宮」，然而薑果然「愈老愈辣」，計劃最終告吹。誰站在他一邊，誰站在他父親那邊，答案即時呼之欲出。陽謀敗露的主事人，只能在紐約街頭上徬徨徘徊，可謂是「慘敗」。
上周，民主黨候選人曼達尼（Zohran Mamdani）成功擊敗曾擔任紐約州長、一度在民主黨內部舉足輕重卻於初選落敗的前紐約州州長科莫（Andrew Cuomo）及共和黨「陪跑者」斯利瓦，當選成為紐約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長。這位生於烏干達、長於知識分子家庭的33歲青年政客，被總統特朗普批評為「共產主義者」，並面對包括馬斯克、月前遇刺的柯克（Charlie Kirk）在內的右翼「影響分子」排山倒海的針對（及為其對手的背書），卻在二十年來投票率最高的選舉中奪取寶座。
當然，科莫、斯利瓦代表着盤據紐約甚久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曼達尼也絕非單純的「草根政客」。政治取態相當進步的億萬富翁西蒙斯（Elizabeth Simons）及GitHub創辦人沃納（Tom Preston-Werner）為其慷慨解囊，注入關鍵經營運費，以抗衡不下於二十多名傾囊而出地支持科莫的大富豪。在美國，要勝出一場選舉，上至總統而下至小鎮市長，皆需要錢。正所謂「No money, no talk」，又或是「Follow the money」。
日前跟一位路過香港的紐約知識分子飯敍。她跟我說，她沒有把票投了給曼達尼或科莫二人，因為她難以接受「經濟上說不過去的福利政策」，更不想支持劣跡斑斑的「老油條」。
一、 是次選舉「翻天」所揭示的政治暗湧
儘管有部分人認為市長選舉乃反映全國性鐘擺的趨勢，但此說法欠缺事實支撐。
綜觀過去數十年的紐約政治，自1978年當選的郭德華（Ed Koch）以來，除了承諾推動種族共融與提升治理透明度的黑人丁金斯（David Dinkins）以外，紐約市長普遍皆是由立場相對溫和的民主共和兩黨人選輪流出任，與白宮主人身份並沒有必然掛鈎。郭、丁二人為民主黨員，繼承此職，先後經歷小布殊、奧巴馬任期的朱利亞尼（Rudy Giuliani）及彭博（Michael Bloomberg）（當時）則為社會議題上相對開明的共和黨員。在奧巴馬第二任期間上任而經歷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白思豪（Bill de Blasio）與拜登在位間當選的亞當斯（Eric Adams）乃獲得民主黨高層與金主支持的「穩重派」候選人。
這次社會主義色彩濃厚的「少壯派」跑出，很大程度還得歸因於紐約市所面臨的種種經濟問題。過去4年間，美國租金增幅大幅拋離平均工資增幅。超過一半租客每月收入三成以上花在租金。有研究指出，2019至2024年間，紐約高收入人士每小時平均工資上升了34%，而最低收入的人士同期增長只有8%，相對比率不到四分之一。紐約孩童護理的平均費用乃每月1447美元，只有不到15%的家庭能負擔得起。
從在外餐飲消費、租金以外的服務到消閒娛樂的價格上漲，紐約夾心階層與基層皆面臨着嚴峻的生活成本危機。箇中除了反映後疫情經濟局部復甦（但勞工人手不足）的供應側局限，也折射出乏善足陳的民主黨當局，並未積極有效地捍衞在曼哈頓從事低端服務業、面臨自動化及企業重組等風險的普羅大眾基本權利。紐約房屋供不應求，整體空置率只有1.4%，遠比20年前來得為低。特朗普《大而美法案》把醫療福利進一步削減，無疑令紐約居民雪上加霜。
當然，經濟不能定奪一切政治結果。紐約民主黨向來被視為捍衞權貴利益，不知民間疾苦，再加上身陷性醜聞的科莫拒絕就着黨內初選「願賭服輸」，甚至與現任被起訴公共腐敗、電滙欺詐、非法接受外國資金等的現任亞當斯「結盟」，自然招來鮮明民意反噬。相對於比墨水更黑的科莫，曼達尼表面看來更像白紙一張，從而給予不少「首投族」一定遐想空間（當然，觀感與現實間必然有所落差）。與此同時，其在社交媒體上糅合着嬉笑怒罵及訴諸情感的競選手法，讓其贏來不少意識形態及政見立場相對薄弱的獨立投票者，讓其在史泰登島以外的地區中取得廣泛支持，一戰告捷。
二、 承諾「改變」的候選人，能否帶來真正變革？
我曾在學生時期參與大小二三十場不同組織及協會選舉。基本上每一次當選的候選人，都會不約而同地承諾「帶來改變」──批評及否定總比捍衞或延續來得為容易。然而「真正改變」就正如「人人平等」一般，往往停留在口號與片言說詞層面上，難以有效落實。當事人也許會歸咎於「結構性」阻力，表示「孤掌難鳴」。
然而須知道，年輕並非一切，未必意味着帶來必然改變，而改變更不一定是件好事。
應對租金上漲，曼達尼承諾當選後實施租金凍結，但貿然凍結租金，有可能令現成業主在房屋維修與保養上為了節省成本，從而降低整體房屋素質；同時，也會讓不少有意投資房地產的發展商卻步，暫且按兵不動，而不參與在重建或建設房屋工作之中。紐約市房屋局理論上能興建更多公屋，但這一來需時，二來也需要大量資金。新市長針對紐約最富有居民提升稅率的倡議，則有可能把極高淨值人士「趕到」包括佛羅里達或得州國內其他地域，甚至中東或東亞地區（包括香港在內）世上的其他大城市。資本乃具備最基本選擇權的。即便稅收有所增加，也不代表政府能有效動用資源，去把經濟批「做大做好」，反而更可能壓抑紐約市私有經濟的蓬勃生命力。
筆者並不反對積極但謹慎的「第二次分配」，但從政者絕不能忽略最基本的可行性考慮。紐約市從事金融及高端服務業的「精英階層」，有不少都是社會議題上十分「進步」，經濟議題上卻相對保守的中高產人士。這些人士也許佔全體人口的少數，卻是貢獻稅收及維繫市面繁榮的重要持份者。若當局決策適得其反地釀成恐慌，從而導致資金或人才流失，這對紐約中長期競爭力將有所嚴重影響。同時，在紐約擁有大量資產的特朗普曾表示，一旦曼達尼當選，將會削減紐約的聯邦撥款。面對強蠻無理的白宮要求，新市長應當拿出韋小寶式的圓滑手腕，與「大元帥」「又傾又砌」（可參照密歇根州州長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方能確保整體財政穩定。要知道，妥協乃政治的基礎。
三、 紐約市長「不老的詛咒」
要做好紐約市長「這份工」，絕不簡單。
美國政壇廣泛流傳着一個都市傳說──曾擔任紐約市長的政客，往往都難以「更上一層樓」，只能在這個「大蘋果」止步。以針對罪惡雷厲風行、在911事件發生過後成為美國「國家英雄」的朱利亞尼，2008年總統競選初選失利，黯然退場，若干年後淪落成特朗普第一任期間的「律師團成員」，為其作諸多狡辯，並被捲入嚴重性騷擾醜聞。白思豪雖成功連任，並在一定程度上嘗試針對社經矛盾等問題作出對症下藥的回應，卻在2019年民主黨內初選中慘敗，連9月電視辯論會參與資格也拿不到，只能尷尬地退出競逐，更甭提因嚴重的個人操守與司法爭議，支持率跌至個位數的現任市長阿當斯。
這個傳說由來無從稽考，但箇中邏輯不難明白。
作為國際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紐約是一個雲集着金融翹楚、政商財閥、犯罪集團、工會與勞動階層、傳媒與關鍵輿論分子的大醬缸。在其政壇上要混得「風生水起」，本質上乃一個高回報、高風險的仕途投資。這座城市充滿着來自於各行各業，皆想爬到市內最高位置的野心家。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甚至傾盡畢生精力與資源，皆要掌控紐約的執政權。他們為的到底是權、是利，還是在這充滿着勾心鬥角的名利場中他人的默許與認可？這些問題，恐怕只有當事人才能解答。正常的民主選舉會令人亢奮。但亢奮過後能否解決當事人的迫切訴求，則是一道截然不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