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秩序

美國對伊朗「影子船隊」的極限金融絞殺，不僅引爆了伊朗國內的惡性通脹，更對全球能源格局進行了一場實彈壓力測試。面對潛在的斷供危機與海峽封鎖風險，中國憑藉龐大的戰略石油儲備與靈活的進口轉向策略，展現了強大的地緣經濟防禦底氣。 影子船隊的瓦解與經濟絞殺的飛輪效應 在評價2026年2月美以聯軍對伊朗的戰略打擊時，外界的目光往往聚焦於「史詩狂怒」行動中耀眼的戰斧巡航導彈與匿蹤戰機。然而，真正從底層邏輯上掏空伊朗政權延續能力的，是美國財政部發動的「極限施壓 2.0」金融戰與對「影子船隊」的精準絞殺 。 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不僅是對伊朗經濟的致命一擊，更無意間對中國的能源供應鏈與地緣經濟防禦機制進行了一場極限的壓力測試。 長期以來，伊朗高度依賴由數百艘老舊油輪組成的「影子船隊」，透過關閉自動識別系統、海上船對船駁油等掩護手法，將數百萬桶原油走私至亞洲市場。這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獲取強勢貨幣與資助海外「抵抗軸心」的核心資金來源。 2026年2月25日，美國擴大制裁法案，將目標精準對準了這條經濟命脈，制裁了超過30個協助規避制裁的實體及船隻。美國軍事雜誌Air & Space Forces Magazine形容，這種利用二級制裁建立的監管防堵網，迫使全球金融與航運體系迅速與之切割。 經濟絞殺隨即產生了巨大的飛輪效應。伊朗官方貨幣里亞爾在黑市匯率崩盤，暴跌30%至1美元兌換174.9萬里亞爾。據伊朗國際電視台報道，主要石油貿易商暫停了經由霍爾木茲海峽的運輸，這使得伊朗不僅失去了資金活水，更直接引爆了其國內超過60%的惡性通脹與社會動盪 。 中國能源供應鏈的防禦底氣：戰略儲備與進口轉向 作為伊朗原油的最大買家，中國在2025年吸收了伊朗約80%至90%的海運石油出口，每日進口量約達138萬桶。據伊朗國際電視台消息所指，這些多由中國獨立煉油廠（茶壺煉油廠）進口的受制裁原油，每桶可享有8至10美元的折扣，為中國節省了可觀的能源成本。 面臨伊朗原油斷供及全球五分之一原油運輸咽喉霍爾木茲海峽可能被封鎖的雙重風險，外界一度擔憂中國的能源安全將面臨崩潰。然而，能源研究組織Enerdata引述專家及客觀數據顯示，中國在能源供應鏈的運作上展現了極高的韌性。 這種防禦底氣首先來自於龐大的戰略石油儲備。Enerdata指，在過去兩年間，中國加速擴建儲備設施，在11處地點新增了1.69億桶的儲油能力。目前中國總原油庫存量估計高達13億桶，足以支撐超過120天的淨進口需求，遠超國際能源署建議的90天安全標準。 其次，中國煉油廠在進口策略上展現了極高的監管套利靈活性與務實的轉向能力。Enerdata分析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對與伊朗交易的國家徵收25%關稅的壓力，中國在衡量了與美國高達4000億美元的貿易關係後，果斷將採購重心轉向俄羅斯。2026年2月，中國進口俄羅斯原油激增37萬桶至每日207萬桶。 一帶一路與平行航運秩序的重構 這場危機同時戳破了中伊之間「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部分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國的戰略選擇是高度精算的，即不為拯救德黑蘭政權而將自身捲入軍事泥淖，而是專注於地緣經濟的重新佈局。 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長遠演變是，隨著德黑蘭中央政權的解體，其龐大但面臨清算的「影子船隊」極有可能被中資背景實體吸收重組。這批具備隱匿航行軌跡技術的船隻，若被編入中國的物流網絡中，將化身為海上的鋼鐵駝隊。 這意味著中國有能力在西方主導的保險與金融監管體系之外，建立起一個平行的灰色航運秩序。總結而言，極限金融絞殺雖然成功重創了伊朗，但也迫使大國加速完善其能源替代供應鏈。在一個制裁被頻繁武器化的時代，大國博弈的底層邏輯已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對抗，而是供應鏈韌性與戰略儲備深度的全面較量。

美以聯軍的「斬首」行動不僅消滅了伊朗最高領袖，更徹底終結了該國長達37年的神權政治時代。在憲政程序因戰火癱瘓的真空中，伊斯蘭革命衛隊全面接管國家。然而，缺乏宗教認受性且面臨經濟崩潰的軍事化威權體制，正將伊朗推向更危險的管治深淵。 神權中樞的瞬間崩塌與憲政失能 2026年2月底，中東地緣板塊經歷了歷史性的劇震。由美國與以色列聯合發動的「史詩狂怒」與「猛獅咆哮」軍事行動，徹底改變了該地區的權力平衡。 這場以「斬首」為核心的戰役，精準消滅了統治伊朗長達37年、現年86歲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根據美國軍事智庫「戰爭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最新報告，聯軍同時擊殺了包括武裝部隊參謀長穆薩維、國防部長納西爾扎德以及伊斯蘭革命衛隊地面部隊司令帕克普爾在內的逾四十名軍政高層。這一連串的物理消滅，將這個國家推入了前所未有的權力真空與管治重構之中。 從制度與政治學的角度觀察，任何政權的平穩過渡都高度依賴於既定憲政機制的有效運作。根據《伊朗憲法》第111條的規定，在最高領袖出缺時，應由總統佩澤什基安、司法總監以及憲法監督委員會的一名法官組成臨時領導委員會暫代職權。而合法的繼任者，則必須由88名資深神職人員組成的「專家會議」選舉產生。 然而，在現代高技術戰爭的飽和打擊下，這種建基於和平時期的制度設計顯得極度脆弱。戰爭研究所報告同時指，聯軍在首12小時內對伊朗17個省份進行了近900次空襲，徹底摧毀了指揮與控制中樞。 熟悉中東事務的美國智庫「中東論壇」（Middle East Forum）指，在通訊中斷、人身安全無法保障的準戰時狀態下，多為高齡神職人員的專家會議根本無法安全集會並達成共識。這種因戰爭引發的程序癱瘓，導致憲法規定的繼任程序實質上已經失能，為掌握實際武裝力量的軍事集團強行介入創造了必然的條件。 革命衛隊的全面接管：從宗教獨裁到軍事威權 在權力真空的催化下，伊朗政體正經歷一場未經宣佈的深刻轉型。據伊朗國際電視台報道，伊斯蘭革命衛隊憑藉其控制伊朗約80%國家經濟命脈的龐大資源，以及殘存的武裝強制力，迅速填補了神權中樞留下的空白。 新任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艾哈邁德·瓦希迪的火速上位，不僅是填補軍事指揮鏈的斷層，更標誌著國家最高決策權向軍方的全面轉移。過去，革命衛隊雖然權勢滔天，但始終處於最高領袖「神授」合法性的框架之下。 如今，隨著神權外衣被暴力撕裂，伊朗的管治模式正快速退化為赤裸裸的軍事化威權體制。在潛在的繼任博弈中，印度經濟時報分析指哈梅內伊的次子莫杰塔巴·哈梅內伊因深諳「深層政府」運作，成為軍方屬意以維持現狀的潛在人選；而擁有深厚國安背景的阿里·拉里賈尼則被視為潛在的攝政角色。 失去「合法性」護盾的深層管治危機 然而，依賴純粹的武力接管，無法掩蓋甚至將加劇伊朗內部的深層次矛盾。政權的合法性在伊朗已面臨全面破產，最直接的表現便是經濟與社會契約的徹底撕裂。自2025年底爆發的全國性抗議活動，已暴露出伊朗民眾對經濟崩潰的徹底絕望。 至2026年初，伊朗里亞爾匯率暴跌至歷史新低，通脹率預計將超過60%。在極端鎮壓與民心向背方面，當局在2026年1月的抗議中採取的武力鎮壓導致數千甚至高達兩萬名抗議者死亡，這場被稱為「一月大屠殺」的事件徹底摧毀了政權的國內合法性。 與此同時，內部精英階層的信心危機也已浮出水面。網路媒體Debug Lies News數據顯示已有超過4億美元的加密貨幣被轉移至不受監管的海外交易所，反映出體制內對過渡期穩定性的嚴重擔憂與「跳船」心態。 當一個政權將生存的希望完全寄託於武力鎮壓與對外發動報復性軍事行動，而失去與社會各階層對話的能力時，其內部的脆斷只是時間問題。後神權時代的伊朗，不僅沒有迎來黎明，反而步入了一個更不穩定、極易演變為軍閥割據或國家碎片化的歷史盲區。

伊朗正陷入自1979年革命以來最嚴峻的政權生存危機。高達60%的惡性通脹與大規模的流血鎮壓，徹底撕裂了政府與民眾間的社會契約。當「合法性真空」遇上美以兩國的「極限施壓 2.0」，德黑蘭的外部談判籌碼正被其內部的經濟崩潰與社會斷裂所抵消。如何應對這種由深層次社會矛盾引發的地緣政治脆弱性，值得全球管治者深思。 管治的基石在於社會契約的穩固，當經濟民生陷入絕境，政治體制的認受性必然面臨崩塌。伊朗目前所經歷的，並非週期性的街頭抗議，而是一場由深層次經濟枯竭引發的結構性社會斷裂 。華盛頓與特拉維夫正是看準了這個「合法性真空」的戰略窗口，試圖透過外部的軍事與經濟制裁，將伊朗逼入政權生存與戰略投降的死角 。 通脹失控與中產階級的萎縮 伊朗危機的根源，無疑是其崩潰邊緣的宏觀經濟。在美國與聯合國「快速恢復」（Snapback）制裁的重壓下，疊加系統性腐敗與2025年戰爭的巨額財政消耗，伊朗的經濟引擎已處於停滯狀態 。截至2026年1月，伊朗里亞爾兌美元的匯率已暴跌至140萬的歷史新低 。 更致命的是失控的物價。世界銀行及獨立經濟學家預測，到2026年3月財政年度結束時，伊朗的年通脹率將突破60% 。其中食品通脹率更高達70%，導致國內高達57%的人口面臨營養不良的威脅 。 在經濟學上，中產階級向來是維持社會穩定與推動和平改革的緩衝層。然而，發展經濟學智庫VoxDev研究顯示，長期的國際制裁已導致伊朗中產階級的規模縮減了12至17個百分點 。中產階級的「空心化」，使得伊朗社會極化為龐大且憤怒的貧困階層，與極少數掌握國家資源的權貴安全精英 。當普通市民連基本溫飽都無法維持時，政府以「國家安全」或「抵抗帝國主義」為名的管治論述，便徹底失去了說服力 。 社會契約的崩塌與「合法性真空」 經濟絕境最終引爆了席捲全國31個省份的大規模抗議 。這場起義的參與者跨越了階級與世代，從傳統的市集商人、產業工人到學生，甚至包含了過去被視為政權鐵票倉的農村人口 。這標誌著伊朗政府以補貼換取政治順從的社會契約已經被徹底「撕碎」。 面對廣泛的民怨，伊朗當局選擇了極度高壓的武力鎮壓。伊朗官方聲稱動亂導致3,117人死亡，並將責任推卸給外部勢力與恐怖主義 。然而，人權組織「伊朗人權活動家」（HRANA）的獨立核查指出，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逼近7,000人，且有超過42,000人被捕 。這種官方敘事與民間現實的巨大鴻溝，反映了統治集團對資訊的壟斷，更宣告了官民互信的徹底破產 。 外部勢力的精準打擊與「兩種聲音」的矛盾 在國際關係的博弈中，一國內部的脆弱性往往會轉化為對手的戰略資產 。美國的邏輯非常清晰：一個忙於鎮壓內部異議、預算赤字高達40%的政權，將缺乏足夠的資源與意志在國際談判桌上維持強硬 。為此，美國財政部精準打擊了為伊朗經濟續命的「影子艦隊」（Shadow Fleet），並針對負責鎮壓的伊朗內政部長及安全官員實施制裁，意圖切斷其鎮壓資金鏈並分化統治精英 。 在此內外交困之下，伊朗領導層陷入了嚴重的戰略混亂，對外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聲音」。一方面，外長阿拉格奇在國外展現外交彈性，稱馬斯喀特的談判是建立互信的「良好開端」；另一方面，為了安撫國內的強硬派與維持統治威信，官員們在國內又堅稱絕不放棄鈾濃縮與導彈計劃 。這種內部派系傾軋與對抗性管治邏輯，嚴重阻礙了任何實質性外交突破的可能 。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一個政權將生存的希望完全寄託於武力鎮壓與外部對抗，而忽視了解決社會不公與經濟困境的深層次矛盾時，其戰略根基便已動搖。伊朗目前面臨的，不僅是美國航母的外部封鎖，更是民心向背的內部瓦解。若無法重建公平的經濟秩序與社會互信，任何外交上的強硬表態，最終都只能是沙上建塔，難以挽救其結構性的衰敗命運 。

2026年初，與英國首相一同抵達中國的，還有一支由約60名商界領袖與機構代表組成的高級別代表團。這不僅是一場外交公關，更標誌著英國對外經濟戰略在產業層面的結構性重組。在中美貿易摩擦加劇與歐盟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2025年中英貨物與服務雙邊貿易額仍達到1037億美元，顯示出兩國經濟互賴的深厚韌性。此次商界代表團的產業佈局、制度對接以及風險對沖策略，為觀察英國如何在夾縫中尋求增長提供了絕佳的微觀視角。

「有AI，我們再也不用上班！」 有的說，「……因為AI會把大批人類在職場上淘汰。」卻不知道這些聲音當中，又有多少會願意聘請配以AI的機械人，出任自身孩子或年長父母的護理員。而在各大小老闆之間，又有多少人會在引入「AI秘書」後，把人類秘書解僱？又或是用AI替代課堂上的教授老師，讓後者成為只需為模型提供提示的被動「輸入師」？只要細心思考這些問題答案，便不難發現，坊間對AI的功用能力，未免有點言過其實。這些「關係性」工種，依然需要以人類作主導。 「我們（會否）被他者（包括外星人、超人類，或是AI）取代」的社會迷思，並非新鮮事 。這道存在性拷問根本所反映出的，是不少人類內在所擁有的不安感。確實──若我們的所作所為皆能由「他者」輕易複製，人類存活又有何意義？ 一、AI會否導致大規模結構性失業? 反駁者則會說，「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文明不斷面臨新科技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卻並沒有出現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失業。我們總是能適應的。」十九世紀初，美國三分之二的勞工務農，及後數十年的自動化讓農夫生產率大大提高，卻同時讓輔助農夫的其他就業機會大大萎縮。然而機械主導的大型製造業間接因而崛起，從而為勞動力提供新的就業與往上流空間。二十世紀末，金融機構開始邁向數碼化，但面向客戶的私人銀行家並沒有因而失去「含金量」，更反而在產品爆發性增長的年代中「水漲船高」。 當然，把AI比擬作歷史上其他的科技發展，也許過度低估了其獨特性，也忽視了不少生成式或分辨式模型運作模式皆超出普遍人類理解甚至解釋範圍。隨着近年的自動推理崛起，AI將來也許毋須人手「操作」或「管理」，也能進行廣泛有機而具效能的產出，甚至進行跨領域的協調與決策。這些動態趨勢，都需要我們正視的。 一篇於今年8月末在聖路易聯邦儲備銀行刊登的報告指出，「愈受到AI大規模引入所影響的職業，在2022年及2025年間的失業率便愈高」（然而當中因果關係未能嚴格確認）；當中，以電腦及數學為主導工種──也即是最受大模型崛起所影響（高達80%）的行業──尤為嚴重。美國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10月份公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人工智能及自動化有可能取代全國四成註冊護士職位、64%會計師職位、89%快餐店員等，威脅總共約一億的就業缺口。 當然， 現時AI科技發展最前沿與絕大多數社會（包括不少深受官僚主義約束的發達國家）的運用能力有着鮮明脫鈎，就好比實驗室內成功研發的藥物或科技，也要經過重重審批與官僚角力，方能應用在公共醫療系統中。也有不少僱主依然具備鮮明偏好，望能由人類掌控，以AI輔助執行工作任務，從而確保若一旦「出事」之際，有人能「包底」而（替他們）問責。同時，AI近年來崛起（尤以美國超越瘋狂，以「通用人工智能」（AGI）為集資萬能藥的矽谷初創領域為甚）為不少年輕工程師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與盈餘。此消彼長下，AI自動化對人類整體就業的衝擊暫時並不顯著。 二、論AI導致「不充分就業」的可能性 固然AI難以一時三刻內全面替代人類，卻能在關鍵經濟活動上取代部分人類功能，從而讓部分人的勞工產出相對價值降低。設想一下：若一份「合格」的演講稿能以三分鐘產出（三十秒的原始提示輸入，再加上當事人與AI之間的兩輪來回「修改」），則毋須一位要起碼一兩個小時時間去撰寫初稿、二稿等的撰稿人。當然，AI產出仍需要人類去把關、校對內容──但你會願意付一位資深撰稿人的工資，去請一位校對編輯嗎？ 事實上，AI會否全面取代勞工，並非我們當下最應關注的問題。其對人類就業所帶來最為鮮明的衝擊，乃為「不充分就業」（underemployment）。 此經濟術語，用俗語來說便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此詞大概泛指兩種可能性：一、勞動者的工作與其技能及資歷「不匹配」。二、勞動者能參與在符合自身技能資歷的工作，然而待遇（工資、福利、工時等）與其他市場上跟自身技能資歷相若者徹底「不匹配」，又或是與其理想狀況有所出入。要界定何謂「不匹配」、何謂「理想」，自然牽涉到一定程度上（主觀）價值觀研判。設想一名國家級賽車手，進入某大企業中擔任主席貼身私人助理工作，其明顯未能施展自身所長，也未能獲得跟其他國際著名同僚所能獲得的贊助或表現機會，工時也無法固定──這絕對可被視為「不充分就業」的徵兆。 我們必須承認AI崛起為社會帶來不少新就業機會，包括數據標籤（data labelling）、數碼監管（digital regulation），甚至AI培訓與倫理師（trainers and ethicists）。從法律到工程、從教育到物理治療，懂得駕馭AI的，無疑在短中期（直至AI模型能在虛擬版面上自行訓練、運用、複製）內變得更為馨香。而在部分領域中AI及機械人合併起來的自動化為企業所帶來的額外盈餘，也有助於讓他們適度擴充職位，聘請更多人手。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AI+」的新工種，都會為當事人帶來充足而優質的就業機會──舉例說，正如郝珂靈所著的Empire of AI所指，剛加入Meta而被傳間接把Yann LeCun「激走」的汪滔所創辦的初創Scale AI，曾經在肯尼亞、盧旺達、南非等地聘請大量廉價勞工去把極為令人不安的「暗黑內容」分類，從而協助AI模型辨別「兒童色情」、「性暴力」、「種族仇恨」等違法內容。整個經歷令不少從業員陷入精神受創困境，當中卻同時也有不少人對這些薪酬薄弱而條件惡劣的「就業機會」產生嚴重依賴。 三、誰懼怕「不充分就業」? 至於待遇優秀、事業發展軌跡相對明確的工種，往往只局限在一小撮符合高端技術要求、畢業於特定學系、具備相當社交資本（人脈及所謂的「名牌效應」）的菁英，當中包括在AI初創中打滾（當然，最終持有的股份更有可能因初創倒閉或被廉價收購而因而化為烏有）的年輕工程師，又或是能快速地把AI及法律應用在相互之上的知識型專家。對絕大多數勞工階層來說，這些就業機會他們根本難以觸摸。 現時發達國家，甚至部分發展中大國的勞工市場已開始呈現「兩極化」（bifurcation）現象：受智能時代所選中的「幸運兒」，享受着大幅拋離人口平均的工資待遇、光環關注（畢業生年薪達七位數美元，絕對不是夢）。被AI局部取代功能，甚至徹底淘汰的工作者，則要面臨工資下降、待遇惡化等嚴峻壓力。 專業人士也難以幸免。以麥肯錫為例的頂尖管理諮詢企業，又或是享譽歐美的大型事務律師行，在未來5到10年內大有可能把相當一定數量的「初階」工作（entry-level jobs），以AI取代人手，從而削減成本。人工智能專家Erik Brynjolfsson等人在8月末發表的調查發現，過去4年內，絕大多數受AI影響的行業中，22至25歲的初階員工就業率出現了13%下滑。這一來引起關於繼承及人才培育中青黃不接的擔憂，二來也帶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於很多自小便嚮往「管理諮詢師」、「律師」、「會計師」等「優質行業」的年輕人來說，若根本找不到合適的起始工作，他們應當如何轉型？他們又能否把過去所接受的教育融會貫通，闖出一片天？ 翻閱中國、美國、歐洲、南韓等地的新聞，不難看見青年失業率高企──失業者當中有多少百分比，是因畢業後找不到心目中的「理想」工作，因而徘徊在「持續進修」與「繼續找工作」的輪迴中呢？不充分就業者，就好比卡繆散文中的主角西西弗斯一般──「我們必須想像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故事中其把石頭推上山中的「掙扎」，為這位受懲罰的國王生命賦予一種特殊意義。 但現實生活中的西西弗斯，乃代表着沒有被釋放出來的生產力，也是對這些被埋沒的人才之個人自尊的根本打擊。若一個社會充滿着被AI局部取代，或只能選擇某幾種「不能被替代」工種的人，則只會令絕大多數人失去上進心，讓他們把「躺平」視為必然的索命。有人也許會說，政府須通過包括「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在內的破格政策去作未雨綢繆，對症下藥，防止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然而錢從何來？支撐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政府盈餘何來？當局又應當怎樣游說市民去接受此一政策？與其就着「不充分就業」等社會問題築起空中樓閣，倒不如實事求是地回歸基本步，反思我們教育制度所需要的改革與更新。這一點，且讓我們下回分解。

「他們說在哈倫縣 這裏沒有中立的人 你要不是個工會成員 要不就是貝利爾的走狗」 《你站哪邊？》（Which Side Are You On？）乃美國女性社會運動家弗洛倫斯．里斯（Florence Reece）所著的民謠，記載着礦工與礦主間後來被稱為「哈倫縣戰爭」的流血衝突，並被「民歌之父」皮特．席格（Pete Seeger）翻唱，並成為該國膾炙人口的示威符號。數年前《繼承之戰》（Succession）第一季某一集結尾，身為通訊集團大亨的主角被兒子「逼宮」，然而薑果然「愈老愈辣」，計劃最終告吹。誰站在他一邊，誰站在他父親那邊，答案即時呼之欲出。陽謀敗露的主事人，只能在紐約街頭上徬徨徘徊，可謂是「慘敗」。 上周，民主黨候選人曼達尼（Zohran Mamdani）成功擊敗曾擔任紐約州長、一度在民主黨內部舉足輕重卻於初選落敗的前紐約州州長科莫（Andrew Cuomo）及共和黨「陪跑者」斯利瓦，當選成為紐約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長。這位生於烏干達、長於知識分子家庭的33歲青年政客，被總統特朗普批評為「共產主義者」，並面對包括馬斯克、月前遇刺的柯克（Charlie Kirk）在內的右翼「影響分子」排山倒海的針對（及為其對手的背書），卻在二十年來投票率最高的選舉中奪取寶座。 當然，科莫、斯利瓦代表着盤據紐約甚久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曼達尼也絕非單純的「草根政客」。政治取態相當進步的億萬富翁西蒙斯（Elizabeth Simons）及GitHub創辦人沃納（Tom Preston-Werner）為其慷慨解囊，注入關鍵經營運費，以抗衡不下於二十多名傾囊而出地支持科莫的大富豪。在美國，要勝出一場選舉，上至總統而下至小鎮市長，皆需要錢。正所謂「No money, no talk」，又或是「Follow the money」。 日前跟一位路過香港的紐約知識分子飯敍。她跟我說，她沒有把票投了給曼達尼或科莫二人，因為她難以接受「經濟上說不過去的福利政策」，更不想支持劣跡斑斑的「老油條」。 一、 是次選舉「翻天」所揭示的政治暗湧 儘管有部分人認為市長選舉乃反映全國性鐘擺的趨勢，但此說法欠缺事實支撐。 綜觀過去數十年的紐約政治，自1978年當選的郭德華（Ed Koch）以來，除了承諾推動種族共融與提升治理透明度的黑人丁金斯（David Dinkins）以外，紐約市長普遍皆是由立場相對溫和的民主共和兩黨人選輪流出任，與白宮主人身份並沒有必然掛鈎。郭、丁二人為民主黨員，繼承此職，先後經歷小布殊、奧巴馬任期的朱利亞尼（Rudy Giuliani）及彭博（Michael Bloomberg）（當時）則為社會議題上相對開明的共和黨員。在奧巴馬第二任期間上任而經歷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白思豪（Bill de Blasio）與拜登在位間當選的亞當斯（Eric Adams）乃獲得民主黨高層與金主支持的「穩重派」候選人。 這次社會主義色彩濃厚的「少壯派」跑出，很大程度還得歸因於紐約市所面臨的種種經濟問題。過去4年間，美國租金增幅大幅拋離平均工資增幅。超過一半租客每月收入三成以上花在租金。有研究指出，2019至2024年間，紐約高收入人士每小時平均工資上升了34%，而最低收入的人士同期增長只有8%，相對比率不到四分之一。紐約孩童護理的平均費用乃每月1447美元，只有不到15%的家庭能負擔得起。 從在外餐飲消費、租金以外的服務到消閒娛樂的價格上漲，紐約夾心階層與基層皆面臨着嚴峻的生活成本危機。箇中除了反映後疫情經濟局部復甦（但勞工人手不足）的供應側局限，也折射出乏善足陳的民主黨當局，並未積極有效地捍衞在曼哈頓從事低端服務業、面臨自動化及企業重組等風險的普羅大眾基本權利。紐約房屋供不應求，整體空置率只有1.4%，遠比20年前來得為低。特朗普《大而美法案》把醫療福利進一步削減，無疑令紐約居民雪上加霜。 當然，經濟不能定奪一切政治結果。紐約民主黨向來被視為捍衞權貴利益，不知民間疾苦，再加上身陷性醜聞的科莫拒絕就着黨內初選「願賭服輸」，甚至與現任被起訴公共腐敗、電滙欺詐、非法接受外國資金等的現任亞當斯「結盟」，自然招來鮮明民意反噬。相對於比墨水更黑的科莫，曼達尼表面看來更像白紙一張，從而給予不少「首投族」一定遐想空間（當然，觀感與現實間必然有所落差）。與此同時，其在社交媒體上糅合着嬉笑怒罵及訴諸情感的競選手法，讓其贏來不少意識形態及政見立場相對薄弱的獨立投票者，讓其在史泰登島以外的地區中取得廣泛支持，一戰告捷。 二、 承諾「改變」的候選人，能否帶來真正變革？ 我曾在學生時期參與大小二三十場不同組織及協會選舉。基本上每一次當選的候選人，都會不約而同地承諾「帶來改變」──批評及否定總比捍衞或延續來得為容易。然而「真正改變」就正如「人人平等」一般，往往停留在口號與片言說詞層面上，難以有效落實。當事人也許會歸咎於「結構性」阻力，表示「孤掌難鳴」。 然而須知道，年輕並非一切，未必意味着帶來必然改變，而改變更不一定是件好事。 應對租金上漲，曼達尼承諾當選後實施租金凍結，但貿然凍結租金，有可能令現成業主在房屋維修與保養上為了節省成本，從而降低整體房屋素質；同時，也會讓不少有意投資房地產的發展商卻步，暫且按兵不動，而不參與在重建或建設房屋工作之中。紐約市房屋局理論上能興建更多公屋，但這一來需時，二來也需要大量資金。新市長針對紐約最富有居民提升稅率的倡議，則有可能把極高淨值人士「趕到」包括佛羅里達或得州國內其他地域，甚至中東或東亞地區（包括香港在內）世上的其他大城市。資本乃具備最基本選擇權的。即便稅收有所增加，也不代表政府能有效動用資源，去把經濟批「做大做好」，反而更可能壓抑紐約市私有經濟的蓬勃生命力。 筆者並不反對積極但謹慎的「第二次分配」，但從政者絕不能忽略最基本的可行性考慮。紐約市從事金融及高端服務業的「精英階層」，有不少都是社會議題上十分「進步」，經濟議題上卻相對保守的中高產人士。這些人士也許佔全體人口的少數，卻是貢獻稅收及維繫市面繁榮的重要持份者。若當局決策適得其反地釀成恐慌，從而導致資金或人才流失，這對紐約中長期競爭力將有所嚴重影響。同時，在紐約擁有大量資產的特朗普曾表示，一旦曼達尼當選，將會削減紐約的聯邦撥款。面對強蠻無理的白宮要求，新市長應當拿出韋小寶式的圓滑手腕，與「大元帥」「又傾又砌」（可參照密歇根州州長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方能確保整體財政穩定。要知道，妥協乃政治的基礎。 三、 紐約市長「不老的詛咒」 要做好紐約市長「這份工」，絕不簡單。 美國政壇廣泛流傳着一個都市傳說──曾擔任紐約市長的政客，往往都難以「更上一層樓」，只能在這個「大蘋果」止步。以針對罪惡雷厲風行、在911事件發生過後成為美國「國家英雄」的朱利亞尼，2008年總統競選初選失利，黯然退場，若干年後淪落成特朗普第一任期間的「律師團成員」，為其作諸多狡辯，並被捲入嚴重性騷擾醜聞。白思豪雖成功連任，並在一定程度上嘗試針對社經矛盾等問題作出對症下藥的回應，卻在2019年民主黨內初選中慘敗，連9月電視辯論會參與資格也拿不到，只能尷尬地退出競逐，更甭提因嚴重的個人操守與司法爭議，支持率跌至個位數的現任市長阿當斯。 這個傳說由來無從稽考，但箇中邏輯不難明白。 作為國際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紐約是一個雲集着金融翹楚、政商財閥、犯罪集團、工會與勞動階層、傳媒與關鍵輿論分子的大醬缸。在其政壇上要混得「風生水起」，本質上乃一個高回報、高風險的仕途投資。這座城市充滿着來自於各行各業，皆想爬到市內最高位置的野心家。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甚至傾盡畢生精力與資源，皆要掌控紐約的執政權。他們為的到底是權、是利，還是在這充滿着勾心鬥角的名利場中他人的默許與認可？這些問題，恐怕只有當事人才能解答。正常的民主選舉會令人亢奮。但亢奮過後能否解決當事人的迫切訴求，則是一道截然不同的問題。

最近有碩士學生問我，「黃老師，我們怎樣才能讀懂國家的政治？」 學生雖然生於內地，中學大學時期普遍對政治卻不太熱中──雖知道體制的存在，也認知到箇中的約略「複雜性」，卻對官員行政級別與組織文化（什麼是副局正處級、何謂高配、又或是不同省或自治區一把手的政治地位高低等）認識不深。有的說，中國官場缺乏透明性，也從而衍生出各種各樣荒誕的「聽床者」與「吹風人」。同時，也有評論把這些臆想猜測歸咎於別具政治用心者的炒作。姑勿論根源為何，我跟學生談到，一名研究政治學的碩士生，有必要建立最基本功架，以免墮入以訛傳訛的陷阱。 我最近曾在另一篇專欄提出，要「讀懂」東盟在地的貼身經驗與跟當地人民深入交流，絕不能走馬看花，更不可單靠所謂的「國際媒體」報道，忽略了當地的實況聲音。須知道中國人口乃東盟兩倍以上，其治理體制糅合着中華古文化的儒釋道精神及法家主張、馬列主義的基礎、實用主義的求變，以及技術官僚主義中的複雜規則與潛秩序。儘管這本政治「天書」很難完全讀「懂」讀「通」，但絕不代表我們不可作努力嘗試。 事實上，中國對全球供應鏈、貿易、金融以及全球南方的發展、基建、政治地位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讓理解中國成為了世界各地政府以外的投資圈及商界不可或缺的一環。未來五年，全國AI+計劃將會如何實踐？在全球發展與全球治理倡議提出後，「一帶一路」會否有重新的調整及再出發？以下乃我幾點約略心得，跟讀者分享。 一、廣闊而聚焦的資料閱讀 曾有正準備出發去北京的外國友人跟我說，他已經二十年沒去過中國，有點擔心自己安危。我打趣地問他，「你是怕什麼呢？」他便引述了《經濟學人》及《衞報》等傳媒報道，說到中國會被監聽，甚至懼怕自己因曾在社交媒體上撰寫有關中國青年失業率高企的評論文章，而被扣留。朋友經濟理論扎實，卻顯然對2025年中國實況懵然不知。他還以為北京街頭上大多數民眾不會英文，還煩惱着如何使用ChatGPT去作翻譯。 筆者從不抗拒閱讀英語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讀《紐約時報》、《金融時報》，讓我們能從中領悟出美、英、歐等「發達國家」圍繞着中國的輿論主軸與主題觀感大概為何。在高度商業化的傳播環境中，這些媒體一邊廂受讀者偏好假設所綑綁，另一邊廂也是通過反映「外交體制」意見，從而滲透及影響讀者思維。然而在美國政局動盪之下，包括Thomas Friedman及Paul Krugman等英美「傳統知識菁英」紛紛就中國AI、高端製造業一日千里的進程提出反省。前者甚至表示，「我看見了未來，其並不在美國。」此輿論轉向除了反映疫情間與疫情過後國際輿論嚴重低估了中國供應側活力，因而被DeepSeek「深深震撼」，也折射出特朗普回巢對中國軟實力增長的「助攻」。 當然，要參透中國政治，也絕不能靠拜讀微博或部分未經核實的微信公眾號上的「心靈雞湯」。口若懸河的「大V」們往往為了博取熱愛「愛國內容」的受眾眼球與支持，從而把國家發展速度與規模過度誇大、引喻失義，長遠對不少為網民的公民素質培育也有消極影響。實際上，最直接掌握中國政治脈搏的方法，乃到《求是》、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官方平台上，把政府公開文件深入剖析，然後再將其內容與嚴謹的學術研究作校對。 去年7月政治局會議後的公開撮要，鮮明地揭示中央領導層對民營企業家信心疲弱、青年失業率高企、內需不足等的普遍經濟問題，抱有深刻關注，並把經濟復甦上升至一個戰略全方位層面的政策方針。我當時曾預測中央將進行貨幣政策為主導的經濟刺激（財政刺激仍待地方債的妥善消化，以及省部一二把手大規模調整）。一個半月後，財經系統三大技術官僚釋放鮮明訊號，除了預告着即將進行的政策改動，更是紓緩了海外投資者去年對中國普遍的悲觀情緒。相對於一年前的用字，今年7月政治局會議結果提出「要落實落細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充分釋放政策效應」，強調「釋放」現存政策的盈餘，把聚焦放在「落實」與「落細」，似乎也預告着未來半年（直至2026年兩會）經濟，並不會有什麼大規模的「放水」，重心將重新放在十五五規劃建議中第一二點所強調的科技（出現了46次）創新與自主方面的結構性改革。 讀中央文件，得關注議題先後次序、形容詞強弱、所引述的因果脈絡，並將年前年後作出對比，方能融會貫通。讀海內外評論，則要看其出處過往產出水平，密切關注方法論或基礎假設會否構成偏頗、結論涵蓋領域是否全面，方能下有效的結論。 二、走遍大江南北、穿越中國內外的切身體驗 烏魯木齊商業區建了一座比香港不少商場更美輪美奐的商場，裏面的襯衫店熙來攘往，賣着高達兩千多塊人民幣一件的棉花襯衣。哈爾濱的中俄兩國人民每天都進行着最由衷的「文化交流」，在著名俄羅斯連鎖店中購買卡瓦斯與伏特加，絲毫不遜於海南三亞的「中俄」混合菜。晚上十一點的昆明機場，正在迎接着來自於東盟諸國的中醫藥代表，人流與香港國際機場能分庭抗禮。初冬的上海半島酒店外，源自五湖四海的旅客與放工回家的上班一族在並肩前行，沿着華燈初上的萬國建築群走向未來。中國每一個省、每一座市間的區別、合併起來的多元性，絕非一兩篇《外交雜誌》或《華爾街日報》便能涵蓋。中國絕對地大物博。 要讀懂中國，你必須走入這個充滿着矛盾──過去與未來、守舊與創新、保守與實驗、統一但多元、可敬也可愛──的空間，去觀看其一草一木、去聆聽其民眾脈搏心跳。跟一名在廣場上跳舞的東北大媽搭訕，你會發現她原來曾經是一名酒店女工，卻因疫情關係，酒店倒閉，如今她「自願提早退休」，接受在送外賣的孩子的孝敬。重慶流連咖啡廳的墨鏡小哥，原來是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畢業生，卻找不到合乎需求的工作，故選擇「慢活」──他說，這不叫「躺平」。他到底是阿Q還是遊俠，這問題不到我們去作答──只願相信，我們未來不是夢！ 有不少朋友去內地之際，往往把自身局限在「一線城市」──儼然中國曼哈頓與矽谷結合體的深圳、充滿着洋派作風而優雅的上海，又或是擁有超然政治地位（以及宏偉中軸線建設）的北京。但若你捨得花三個多小時，從香港坐高鐵到長沙或桂林，並趁着機會感受沿途的風采景觀，也許會能看見另一番氣象，見證農村扶貧得來不易的成果。 當然，去東盟、歐盟（我剛從西班牙沿海城市回來）、中亞等與中國關係密切地區之際，除了跟當地朋友交流，也可嘗試用他們眼睛去看中國，從而查找出國家不足。東盟個別政治菁英懼怕中國的「滲透」與「策反」，也有歐盟商家認為「外捲」所帶來的極端競爭讓他們無所適從，難以跟中國匹敵。與其劍拔弩張地指控對方「誤信謠言」，倒不如確實地尋找共同點、四両撥千斤地應對無知與偏見？ 三、最深刻的學習，源自於實事求是的貢獻 曾跟上海某間博物館館長聊天，其跟我提到了蜘蛛俠裏面的「多重宇宙」觀，並有意將其融入歷史講解，從而讓年輕一代公眾能更深入理解中共近代史。這位在海外大學修讀物流管理的幹部，卻毫不「書卷氣」，對館內每一展覽及物品都呈現出驚人的記憶力與認識。他專業理工科的培訓跟他橫跨歷史、保育、教育、旅遊業的工作需求，並沒有明顯的重疊──然而學起來，卻依然得心應手。 最有效的學習乃動態的。學習者必須參與在知識創造，甚至是知識背後結構的創造過程之中。常聽人說，要「學習國情」，方可「貢獻祖國」。但正如鄧小平老先生曾說，中國人要「摸着石頭過河」，絕不可拿着教條與口號當秘訣，更不應以為自己擁有比別人更豐富經驗，便應順理成章地出任某些位置。與其在課堂上傳授「政治正確」的知識，倒不如鼓勵學生們到祖國走走看看，並邀請他們就國家優點缺點，作公允評價。 世上有哪個國家是完美的？試想跟一名美國人說，「你的國家很完美，你要好好愛上他。」肯定這名美國人會把你當成是政府廉價僱傭兵，在向他作低級乏力的推銷（當代人叫做「PUA」）。只容許褒揚而不容許合理批判，並非學習之道。與其「說好故事」，倒不如把自身融入故事一部分，為國家建設出一分力？中國這本書，無時無刻不在蛻變演變，不容易參透。作為中國土壤上最開放而國際化的城市，香港絕對應充當領先世界的「中國研究」樞紐。當然，前提是我們百家爭鳴而比內地更廣闊的言論尺度要好好珍惜，以免被政治投機者干擾及蠶食。而身為國民，我們絕對有義務、也有能力，去「讀好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