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裕舜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和增長，越南似乎即將進入充滿活力的經濟增長新篇章。但在美國的全球地位岌岌可危之際，越南的未來將會如何發展？2月4日，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特使、越南外交部長黎懷忠訪華。中方重申高度重視“發展中越關係”。此訪對兩國來說都恰逢重要時機。就在同一天，中俄元首、中美元首舉行了通話。俄羅斯和美國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越南的重要合作夥伴。另一方面，越南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26年1月19日至23日在河內舉行，蘇林再次當選為越共中央總書記。十九名當選的政治局委員中有九名是這一越南最高決策機構里的新面孔。隨著現任國家主席梁強和總理範明政逐步將權力移交給年輕一代幹部，蘇林有望同時任國家主席，從而鞏固其自胡志明以來越南黨政體制內最有權力領導人的地位。 蘇林面臨的政績壓力 然而，蘇林面臨著巨大的政績壓力。畢竟，職位越高，期望越高。蘇林雄心勃勃地提出國內經濟發展目標，不僅是為了向外國投資者表明開放和承諾，也是為了消除國內批評人士和懷疑論者對他能力的擔心，即能否履行“革新開放”以來維繫國家的長期存在的社會契約：讓大多數越南公民切實感受到高物質增長的紅利。為此，現任領導層的國內外政策很可能圍繞三大核心任務展開。首先，明確提出未來五年實現年均10%的經濟增長目標，這將通過國家製造業向價值鏈上游提升來實現。河內已將“創新、數字化轉型和綠色增長”確定為發展的關鍵引擎，致力於通過技術驅動的生產力增長來創造就業機會，吸引更多外國直接投資。 其次，持續鞏固越南在國際舞台的戰略自主性。越南長期以來與美國保持著重要的經濟、工業和金融聯繫，但特朗普重返白宮以及不斷升級的保護主義政策無疑給這種聯繫帶來巨大衝擊。特朗普對越南（對美出口依賴程度最高的東盟成員國之一）加徵關稅，並在談判過程中冷落越南，促使越南生產商轉向其他市場，與包括中國、歐盟和印度在內的集團和大國開展合作。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點，是解決越共內部親商派和意識形態保守派之間長期存在的派系鬥爭。蘇林雖作為公安系統的旗幟性人物崛起（該系統長期在國內政治中扮演平衡和調解軍方與技術官僚文官體系的角色），但他巧妙借用了前任阮富仲反腐運動的勢頭，建立起一個涵蓋體制內各領域的忠誠核心圈子。儘管蘇林在體制內游刃有餘，但在迎來第一個完整總書記任期之際（他於2024年阮富仲去世後接任），讓各方感到滿意仍是他的首要政治任務。 為何深化對華接觸有可能帶來益處？ 蘇林以經濟為中心的實用主義和交易性務實用作風，使他不太容易受歷史上對華負面情緒及意識形態上對美疑慮的影響。鑒於前述重點任務，蘇林之所以重視加強與中國的關係，原因有三。首先，隨著中國企業尋求“出海”，越南迎來良機，可以成為中國企業尋找可靠、穩健的海外製造基地的首選目的地。然而，未來任何成功達成的協議都可能有附加條件，因為從電動/混動車到太陽能電池板等各領域，越南正致力於打造和扶持本土領軍企業，其政治人物和管理者可能會在進一步降低投資和設立區域總部門檻的同時，施壓中國企業進行更多技術轉讓和與越方合資合作。這種精准施策將使越南對單個中國企業更具吸引力，同時降低中長期對華依賴。要實現這種微妙平衡，需要對中國視角有敏銳的洞察——本屆政府過去兩年保持了這種洞察力。 其次，河內的主導發展戰略似乎錨定“發展增長中心、戰略基礎設施、物流網絡和高價值服務”。總價值約1300億美元的234個基礎設施項目，被視為實現兩位數增長的大型支出計劃的核心支柱。在這些領域，即使與美國和其他全球北方國家相比，中國在技術和最佳實踐方面也已領先。日本一直是越南的長期基礎設施合作夥伴，但最近的跡象表明，中國（包括公共和私人資本）對參與其關鍵互聯互通項目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例如，中國民營的太平洋建設集團（CPCG）最近承諾在河內投資三個項目，涉及橋梁和鐵路建設。第三，越南當局始終將美國視為制衡中國的必要力量，認為與美國維持安全夥伴關係至關重要，而軍方與安全機構內部一些人仍擔心“顛覆政權的企圖”。最近洩露的軍方內部文件顯示，的確存在這種根深蒂固的擔憂，認為美國是一個“好戰”的大國，會嚴厲懲罰甚至推翻那些“偏離其軌道”的政權。鑒於軍方在影響越南領導層的決策和考量方面仍有一定影響力，我們應該預料到，中越意識形態和宣傳部門將加深協調，構建抵御所謂“西方”影響的權宜合作機制。 房間里的“鷹”？ 當然，這一切不能被誤解為越南出現向中國傾斜的結構性轉向，這與一些東盟鄰國的戰略選擇有本質區別。特朗普家族企業已在興安省啓動一項15億美元的高爾夫球場和豪華地產項目。蘇林原則上同意加入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該組織宣稱其宗旨是促進全球和平。這位現任美國總統確實對盛大的排場情有獨鍾。總之，儘管特朗普的反復無常與自私自利令越南體制內的保守派感到擔憂，但體制內其他人顯然對這位現任美國總統持更為樂觀的態度。特朗普粗暴、魯莽、目光短淺，且基於自身利益實施公共政策，為河內提供了達成更多商業、投資和戰略協議，以及增強對北方鄰國影響力的絕佳機會。因此，“鷹”的存在對越南來說並非壞事。而它同樣不會對中越關係的進一步升溫構成根本性障礙。事實上，竹子外交的真諦或許就在於能與“龍”和“鷹”共舞。在這一傳統上，越南無疑是大師。

2026年印度成為金磚輪值主席國，而中印關係正處於脆弱但持續的解凍階段。儘管存在尚未解決的領土爭端，但兩國正為非政治化的經濟合作、供應鏈重組、人才和人文交流創造空間，香港被視作兩國持續交往的橋梁。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新一年的開始不意味著必然發生重置。畢竟，12月31日與1月1日僅相隔一天。大多數情況下，認為新年意味著新的開始，是一種盲目樂觀天真的想法。 然而，新年伊始確實蘊含一些重要意義，且反過來影響著人們的預期。例如，印度2026年擔任金磚輪值主席國，這是印度繼2012、2016和2021年後第四次任該組織輪值主席國。 由此，印度肩負起組織第十八屆金磚國家峰會及相關部長級和工作層面會議的重任。長期以來，外界將“金磚國家+”視為一個受中國和俄羅斯巨大影響的地緣政治實體，因此印度能否及打算如何抓住這一契機，在這個蓬勃發展同時處境艱難的集團留下自己的印記，必然引發諸多疑問。 具體而言，有跡象表明，中印關係最新一輪緩和勢頭有望延續——它始於2024年10月中印領導人的會晤，並在2025年8月31日天津上合組織峰會上得到鞏固。去年11月，一名印度護照持有者在上海機場被扣留18小時一度阻礙了這一緩和勢頭，但那只是暫時的。 最近有消息稱，印度財政部將取消五年前對中國企業參與競標政府合同的限制。儘管鑒於對自身中標能力的評估，多數中國企業競標意願有限，但此舉或許是德里為改善中印關係伸出的又一橄欖枝。兩國政府都尋求將雙邊關係引向更互利共贏的方向。 新領域在哪裡？ 毫無意外，中印兩國最明顯受益的領域之一是供應鏈對齊和貿易整合。去年12月印度對華出口激增，同時，受美國任意加徵的關稅影響，印度對美出口大幅下降。長期以來備受矚目的印美貿易協議最終未能達成。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將此歸咎於莫迪不主動接觸，但這一說法遭到印度政府的強烈反駁。而中國鞏固了作為印度主要商品貿易夥伴和出口市場的地位。去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中國總理李強承諾中國將成為“消費大國”。因此，各方都在關注中國領導層能否提出並執行一套連貫戰略，加強從德國、法國、印度、英國等國的進口。 目前，中國從印度進口的主要是礦石、有機化學品、礦渣和爐灰、電子元件、成品油和特定金屬。近年，由於美國提高市場准入門檻，電子產品、海產品和農產品對華出口增長尤為顯著。2025年初以來，中國領導人多次承諾擴大國內服務消費，由此產生一個新問題：印度能否成為中國重要的服務供應國，尤其是在電信領域？更廣泛地說，印中兩國企業能否找到共享和培育人力資本的途徑，從而為這兩個人口最多的全球南方國家建立合資企業鋪平道路？ 在利用人才政策作為雙邊合作錨點方面，中印都能確保民間交流的去政治化，這種交流的重要性遠超單純的經濟或創新範疇。儘管兩國擁有綿長的共同邊界，分別承載著數千年的深厚歷史和文明思想，但令人驚訝的是，絕大多數民眾對彼此的喜好和文化特點仍知之甚少。…

「我們一直知道所謂的『國際規則秩序』並非完全確實，因為最強勢的國家總會為自己找藉口去脫離規則，而貿易規則也不會統一落實執行。然而此虛構出來的框架具備一定功能性。美國霸權也為我們提供了公共貨品、公海航行權、金融秩序的穩定，以及集體安全與解決國際問題的基礎。」 兩個星期前，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如是說。其演講被大量西方評論員評為「歷史經典」，風頭蓋過了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在格陵蘭問題上退讓」及法國總統馬卡龍的「歐洲希望何在？」演說，也為當前地緣政治格局作出了有效詮釋。 一個星期後，英國首相施紀賢率大量商界代表到訪北京。其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中國乃世界舞台上的一個關鍵力量，我們有必要建構一個更sophisticated的雙邊關係」。如何把sophisticated翻譯成中文，本身也是一個充滿着微觀政治的課題：到底是「複雜」，還是「多面」或「立體」？這是一種平衡外交需要與本土政治操作的隱晦，還是純粹典型英式的含糊其詞？ 經歷了爭奪格陵蘭的劍拔弩張後，歐洲外交一把手卡拉斯（Kaja Kallas）表示，歐美關係的變化乃「結構性，而非暫時性」。應對當前世界格局，卡尼表示，「中等強國（Middle powers）須團結一致。若我們不在餐桌旁，那只會在餐單上。」來到2026年，歐美多國外交圈子儼然發現新大陸。然而對很多東盟、中亞、阿拉伯世界甚至拉丁美洲的外交官來說，這是再也明顯不過的事實。 哈薩克一邊廂跟俄羅斯維持高度國防安全及經貿協調，另一邊廂卻跟美國、中國、歐盟等深化投資關係。柬埔寨與巴基斯坦往往被視為中國最緊密的夥伴之二，卻也加入了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領導人提名其角逐諾貝爾和平獎。旁人也許會問，達沃斯的「高光時刻」過後，中等強國真的會站起來嗎？ 一、誰能成為中等強國？ 何謂中等強國？我們大可將他們跟「超級大國」（superpower）作對比，把他們定性為在特定地理板塊或關鍵全球性領域（例如能源、資金、尖端科技等）佔有一席的實力國家，他們規模也許不大，卻能在弱肉強食的地緣博弈中保自身安全，也能發揮一定作用，干預或影響部分其他國家的決策權。當前全球中等強國雖然實力與規模不及中美兩國，卻起碼具備以下三大概率（而非必然）條件之二，理想的話則三者皆備： 1.基本生存要素層面上自給自足。加拿大與俄羅斯具備絕大多數核心糧食（穀物、肉類、魚類）及能源（原油、天然氣）自主性的條件，讓他們在這些方面上不但能掙脫對其他國家的依賴，更可成為像其他國家輸出的淨出口國，與科技更為先進或在其他產品上更具比較性優勢的貿易夥伴討價還價。固然俄羅斯需要從中國進口先進器材、電子產品、汽車等，但這些貨品某程度上可算是國家經營「奢侈品」，與人民能否溫飽、在極端狀況來臨之際自保並無必然掛鈎。由此可見，通過五十多個核電站及再生能源研發而擔任歐盟主要能源出口國的法國，絕對比嚴重依賴原油及天然氣進口的德國來得更為能源自主，也間接解釋了為何相對於依靠挪威及荷蘭的柏林，巴黎更願意在外交問題上「標奇立異」，不時與歐盟主流聲音分庭抗禮。…

中國與歐盟達成協議，以最低售價取代電動汽車關稅，這反映了中國在經濟和外交戰略層面的大調整，其目的是緩解貿易摩擦，並在美國領導力存在不確定性情況下重建與歐洲及其他美國盟友的關係。這一舉措成功與否，將取決於中國能否解決貿易的持續失衡和地緣政治問題，而不是認為與美國關係緊張就會自動轉化為同北京加強合作。 1月12日，中國商務部宣佈與歐盟就電動汽車出口達成協議。這項協議標誌著中歐各國和產業界曠日持久的談判取得了歷史性成果，它反映了雙方貿易爭論的傾向，而這場爭論過去三年主導著世界第二和最大經濟體之間的互動。 協議夯實了擬議中的歐洲對華汽車關稅改革，代之以有效的最低售價，即儘管中國汽車製造商及其貿易合作夥伴無需向歐盟成員國直接繳納關稅，但向歐盟出口的汽車必須高於規定售價。 分析師們迅速發表了各種評估。雖然這些企業的市場份額短期內會受到衝擊，但這一干預也許有助於阻止中國汽車製造商陷入兩敗俱傷的價格戰，進而提高它們的長期收益。 然而，正如我去年9月指出的，這些評論忽視了中國對讓步所持的開放態度，這在幾年前或許是不可想象的。它表明中國試圖進一步推進“反內卷”，且該舉措有著獨特的外交政策維度。 長期以來，歐洲各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所謂“不公平補貼”和保護主義政策深感不滿。當然，這種感受是相互的。 Drop files to upload…

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期訪華，通過加強貿易、投資和科技合作鞏固了雙邊關係，但是，雙方在烏克蘭和先進技術轉讓等爭議問題上似乎未取得突破。這說明瞭中國的謹慎。儘管馬克龍表達了“新戴高樂主義”戰略自主和美中之間“第三條道路”的願景，但法國國內的結構性約束以及跨大西洋關係的持久重要性，限制了其方案的實質性影響。 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12月訪問北京，這是他第四次訪華。官方媒體對此次會晤贊不絕口。《中國日報》盛贊馬克龍此行旨在“加強聯繫，促進全球議題合作”。另一篇文章指出，貿易是“深化中法關係”的關鍵動力。習主席也稱贊法國是中國“不可或缺的經貿夥伴”。鑒於中國與全球北方的裂痕越來越大，在中國政治話語中這種措辭已很少用於北方成員。中法兩國簽署了12項協議，涵蓋核能、大熊貓保護等諸多領域。 馬克龍的“新戴高樂主義” 然而，在俄烏衝突以及歐洲巨額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上，雙方沒有取得重大突破，而這些都是布魯塞爾近年來高度關注的，馬克龍也有效傳遞了歐洲的關切。中國高層重申他們“支持一切旨在實現停火、恢復烏克蘭和平的努力”的長期立場，但並未承諾做進一步的實質性讓步。 我博學的朋友塞巴斯蒂安·康丁提出“軌道雙極性（orbital bipolarity）”概念，它可以用來比喻馬克龍試圖成為讓兩極都歡迎的使者，基本做到與它們同步，同時讓自己的國家和政治遺產利益最大化。 遺產利益最大化。 在中國看來，法國扮演著抽象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角色，體現了中美二元對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面對中美動蕩和對抗性的雙邊關係，法國可能成為中立區域和紐帶。 法國總統及其核心圈子顯然歡迎這種象徵性的肯定。事實上，他的策略性立場反映了其長期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的意識形態承諾。在官方發佈的總統照片中，他與法國國旗和歐盟旗幟並肩而立，旁邊還擺放著二戰期間自由法國的反抗領袖、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開國元勳夏爾·戴高樂的回憶錄。 戴高樂特立獨行，冷戰初期就要求在北約享有與美英一樣的地位，並在1966年選擇退出北約的一體化軍事指揮體系。他主張歐洲應服務於歐洲人，而不是美國、蘇聯或任何其他利益集團。…

「舊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此時此刻，乃群魔亂舞的時代。」 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撰寫這兩句時，正身處墨索里尼法西斯獨裁統治下的監獄。舊有的資本主義受權貴、財閥壟斷，未能為普通老百姓帶來溫飽。受殖民帝國所支撐的霸權主義，在各大歐洲勢力中蠢蠢欲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歷，並沒有讓各國領導遠離戰爭，更加劇了他們對血的嚮往與興奮。西方左翼被困在工人貴族利益與西方優先的兩座大山下，只懂得膚淺意識形態鬥爭，而忘記了全球解放的重要性。進步力量受內部滲透、被策反、撕裂等因素，難成氣候。德國、意大利，身處遠東的日本帝國，逐漸被軍國主義、民族主義、極端主義等「群魔」壟斷。 這兩句，卻也能套用在今時今日的世界格局中。曾幾何時被視為「歷史終結」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其所衍生的「自由國際規則」，在過去十年迎來自身的「終結」。特朗普肆無忌憚的淫威，純粹是一個表象，而非此秩序結束的主因。然而美國在貨幣、軍事，甚至市場規模及輿論塑造的單邊霸權，依然根深柢固。 一、 特朗普的「短利投機主義」乃美國當代政治的病徵 美國最新公布的《2025國家安全戰略》蘊含着就特朗普2.0「外交」思維的不少訊息。 當然，若讀者把其中所提到的一切說詞潤飾視為確實承諾，這未免「太年輕，太簡單，有點天真」──且問這位總統歷年以來的生意夥伴，他所作出的承諾之含金量。然而箇中對具體問題的定性、對議題先後的排序、對戰略核心的聚焦，仍能反映出特朗普現時身邊親信的幾點主要看法。 一，白宮視美歐傳統的綑綁性關係為一種負累，不但要求歐洲在軍事安全上提升自身裝備實力，更責令歐洲政府正視內部「文明覆滅」（部分美右翼政客認為歐洲正被從中東及非洲等地的大規模移民導致「人口更替」），並直白指出，有意在歐盟內部扶植「抗衡歐洲如今路向的勢力」。曾看似堅不可摧的北約共同體成員，如今卻可能要迎接美國對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東南亞諸國過去數十年經常面對的貼身「政權演變」服務。固然促進俄烏和平被列為重中之重的目標之一，但《戰略》並沒就烏克蘭戰後安全作出任何承諾，甚至指控歐洲部分領導「對戰爭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要求全面盡快落實停火。歐盟部分自認「知美派」也許會作垂死掙扎──「特朗普是過渡性人物，美歐乃價值同盟，情比金堅！」看來，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二，特朗普本人深知中國對美國顧客、投資者、跨國企業的重要性，也無意尋求與華徹底脫鈎或兵戎相見。然而其團隊中充斥着對華各種戰略敵視。在兩者中間落墨的巧妙平衡，相當鮮明地呈現在《戰略》文件中──最大公約數當然為「貿易」議題。第19至24頁有關亞洲部分並沒有就盟友關係作任何認真處理（日本出現五次、澳洲三次、印度三次、南韓兩次、菲律賓零次），對東盟這個7億人口11國組織更是一句不提。一切在亞洲的戰略部署皆圍繞着中國展開，而經貿部分佔三頁半、軍事只有一頁半。至於金融與科技安全等具體操作，明顯對白宮主人及核心幕僚沒什麼重要性。在台海議題上，文件把半導體與第二島鏈並列為他們「防止台海衝突」的主因、戳破了拜登任內對所謂「民主對威權」的輿論炒作與包裝，並要求盟友「花多些、做多些」──言下之意乃坦誠地向亞洲諸國徵收保護費，他們得為美國軍工複合體收入多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