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黃裕舜

1月25日，在緬甸曼德勒舉行的緬甸大選第三階段也是最後階段，一名選民在投票站投票。 執政的軍政府（Tatmadaw）支持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鞏發黨）在緬甸歷時兩個多月的最新「大選」中脫穎而出，贏得勝利。該國實質上的最高領導人敏昂萊大將隨後宣布成立一個新的諮詢機構。此舉一方面旨在為新政府增添一層合法性的外衣，另一方面也為他自己逐步淡出公眾視線和行政職務、同時又不失對全局權力的牢固掌控開闢道路。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J. Trump）向來自詡為一名卓越的「交易大師」。 然而，儘管他的交易手腕可能令人印象深刻，但在伊朗問題上，他根本上低估了伊朗政權的頑固程度，同時過高估計了自己平息這場事態的能力——這使得他不得不承受顯著的自我傷害與不便。 事實上，其中一個不便之處便是他備受吹捧的北京之行的被迫推遲，這本將是八年來現任美國總統的首次訪華（其前任喬·拜登並未成行）。儘管習近平主席與川普的峰會原定於3月底至4月初舉行，但根據白宮最新的消息，該會議目前已被推遲至5月中旬。

中印兩國在2020年邊境衝突後曾陷入針鋒相對的僵局，而雙方關係的緩和，最早始於2024年在喀山舉行的高級領導人峰會（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此實現了關鍵會晤）前的籌備會議。隨後，這一勢頭在兩國首腦會晤以及2025年天津上海合作組織（SCO）峰會期間的「莫迪-習近平-普丁」三邊會晤中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空襲加劇了區域的不穩定，同時也暴露了中國複雜的戰略兩難局勢——北京方面既試圖確保其關鍵的能源進口與投資安全，又想避免直接捲入其中。在平衡與伊朗、海灣國家以及西方國家的關係之際，中國正採取一種謹慎且刻意模糊的方針，以維護其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和增長，越南似乎即將進入充滿活力的經濟增長新篇章。但在美國的全球地位岌岌可危之際，越南的未來將會如何發展？2月4日，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特使、越南外交部長黎懷忠訪華。中方重申高度重視“發展中越關係”。此訪對兩國來說都恰逢重要時機。就在同一天，中俄元首、中美元首舉行了通話。俄羅斯和美國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越南的重要合作夥伴。另一方面，越南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26年1月19日至23日在河內舉行，蘇林再次當選為越共中央總書記。十九名當選的政治局委員中有九名是這一越南最高決策機構里的新面孔。隨著現任國家主席梁強和總理範明政逐步將權力移交給年輕一代幹部，蘇林有望同時任國家主席，從而鞏固其自胡志明以來越南黨政體制內最有權力領導人的地位。 蘇林面臨的政績壓力 然而，蘇林面臨著巨大的政績壓力。畢竟，職位越高，期望越高。蘇林雄心勃勃地提出國內經濟發展目標，不僅是為了向外國投資者表明開放和承諾，也是為了消除國內批評人士和懷疑論者對他能力的擔心，即能否履行“革新開放”以來維繫國家的長期存在的社會契約：讓大多數越南公民切實感受到高物質增長的紅利。為此，現任領導層的國內外政策很可能圍繞三大核心任務展開。首先，明確提出未來五年實現年均10%的經濟增長目標，這將通過國家製造業向價值鏈上游提升來實現。河內已將“創新、數字化轉型和綠色增長”確定為發展的關鍵引擎，致力於通過技術驅動的生產力增長來創造就業機會，吸引更多外國直接投資。 其次，持續鞏固越南在國際舞台的戰略自主性。越南長期以來與美國保持著重要的經濟、工業和金融聯繫，但特朗普重返白宮以及不斷升級的保護主義政策無疑給這種聯繫帶來巨大衝擊。特朗普對越南（對美出口依賴程度最高的東盟成員國之一）加徵關稅，並在談判過程中冷落越南，促使越南生產商轉向其他市場，與包括中國、歐盟和印度在內的集團和大國開展合作。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點，是解決越共內部親商派和意識形態保守派之間長期存在的派系鬥爭。蘇林雖作為公安系統的旗幟性人物崛起（該系統長期在國內政治中扮演平衡和調解軍方與技術官僚文官體系的角色），但他巧妙借用了前任阮富仲反腐運動的勢頭，建立起一個涵蓋體制內各領域的忠誠核心圈子。儘管蘇林在體制內游刃有餘，但在迎來第一個完整總書記任期之際（他於2024年阮富仲去世後接任），讓各方感到滿意仍是他的首要政治任務。 為何深化對華接觸有可能帶來益處？ 蘇林以經濟為中心的實用主義和交易性務實用作風，使他不太容易受歷史上對華負面情緒及意識形態上對美疑慮的影響。鑒於前述重點任務，蘇林之所以重視加強與中國的關係，原因有三。首先，隨著中國企業尋求“出海”，越南迎來良機，可以成為中國企業尋找可靠、穩健的海外製造基地的首選目的地。然而，未來任何成功達成的協議都可能有附加條件，因為從電動/混動車到太陽能電池板等各領域，越南正致力於打造和扶持本土領軍企業，其政治人物和管理者可能會在進一步降低投資和設立區域總部門檻的同時，施壓中國企業進行更多技術轉讓和與越方合資合作。這種精准施策將使越南對單個中國企業更具吸引力，同時降低中長期對華依賴。要實現這種微妙平衡，需要對中國視角有敏銳的洞察——本屆政府過去兩年保持了這種洞察力。 其次，河內的主導發展戰略似乎錨定“發展增長中心、戰略基礎設施、物流網絡和高價值服務”。總價值約1300億美元的234個基礎設施項目，被視為實現兩位數增長的大型支出計劃的核心支柱。在這些領域，即使與美國和其他全球北方國家相比，中國在技術和最佳實踐方面也已領先。日本一直是越南的長期基礎設施合作夥伴，但最近的跡象表明，中國（包括公共和私人資本）對參與其關鍵互聯互通項目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例如，中國民營的太平洋建設集團（CPCG）最近承諾在河內投資三個項目，涉及橋梁和鐵路建設。第三，越南當局始終將美國視為制衡中國的必要力量，認為與美國維持安全夥伴關係至關重要，而軍方與安全機構內部一些人仍擔心“顛覆政權的企圖”。最近洩露的軍方內部文件顯示，的確存在這種根深蒂固的擔憂，認為美國是一個“好戰”的大國，會嚴厲懲罰甚至推翻那些“偏離其軌道”的政權。鑒於軍方在影響越南領導層的決策和考量方面仍有一定影響力，我們應該預料到，中越意識形態和宣傳部門將加深協調，構建抵御所謂“西方”影響的權宜合作機制。 房間里的“鷹”？ 當然，這一切不能被誤解為越南出現向中國傾斜的結構性轉向，這與一些東盟鄰國的戰略選擇有本質區別。特朗普家族企業已在興安省啓動一項15億美元的高爾夫球場和豪華地產項目。蘇林原則上同意加入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該組織宣稱其宗旨是促進全球和平。這位現任美國總統確實對盛大的排場情有獨鍾。總之，儘管特朗普的反復無常與自私自利令越南體制內的保守派感到擔憂，但體制內其他人顯然對這位現任美國總統持更為樂觀的態度。特朗普粗暴、魯莽、目光短淺，且基於自身利益實施公共政策，為河內提供了達成更多商業、投資和戰略協議，以及增強對北方鄰國影響力的絕佳機會。因此，“鷹”的存在對越南來說並非壞事。而它同樣不會對中越關係的進一步升溫構成根本性障礙。事實上，竹子外交的真諦或許就在於能與“龍”和“鷹”共舞。在這一傳統上，越南無疑是大師。

2026年印度成為金磚輪值主席國，而中印關係正處於脆弱但持續的解凍階段。儘管存在尚未解決的領土爭端，但兩國正為非政治化的經濟合作、供應鏈重組、人才和人文交流創造空間，香港被視作兩國持續交往的橋梁。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新一年的開始不意味著必然發生重置。畢竟，12月31日與1月1日僅相隔一天。大多數情況下，認為新年意味著新的開始，是一種盲目樂觀天真的想法。 然而，新年伊始確實蘊含一些重要意義，且反過來影響著人們的預期。例如，印度2026年擔任金磚輪值主席國，這是印度繼2012、2016和2021年後第四次任該組織輪值主席國。 由此，印度肩負起組織第十八屆金磚國家峰會及相關部長級和工作層面會議的重任。長期以來，外界將“金磚國家+”視為一個受中國和俄羅斯巨大影響的地緣政治實體，因此印度能否及打算如何抓住這一契機，在這個蓬勃發展同時處境艱難的集團留下自己的印記，必然引發諸多疑問。 具體而言，有跡象表明，中印關係最新一輪緩和勢頭有望延續——它始於2024年10月中印領導人的會晤，並在2025年8月31日天津上合組織峰會上得到鞏固。去年11月，一名印度護照持有者在上海機場被扣留18小時一度阻礙了這一緩和勢頭，但那只是暫時的。 最近有消息稱，印度財政部將取消五年前對中國企業參與競標政府合同的限制。儘管鑒於對自身中標能力的評估，多數中國企業競標意願有限，但此舉或許是德里為改善中印關係伸出的又一橄欖枝。兩國政府都尋求將雙邊關係引向更互利共贏的方向。 新領域在哪裡？ 毫無意外，中印兩國最明顯受益的領域之一是供應鏈對齊和貿易整合。去年12月印度對華出口激增，同時，受美國任意加徵的關稅影響，印度對美出口大幅下降。長期以來備受矚目的印美貿易協議最終未能達成。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將此歸咎於莫迪不主動接觸，但這一說法遭到印度政府的強烈反駁。而中國鞏固了作為印度主要商品貿易夥伴和出口市場的地位。去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中國總理李強承諾中國將成為“消費大國”。因此，各方都在關注中國領導層能否提出並執行一套連貫戰略，加強從德國、法國、印度、英國等國的進口。 目前，中國從印度進口的主要是礦石、有機化學品、礦渣和爐灰、電子元件、成品油和特定金屬。近年，由於美國提高市場准入門檻，電子產品、海產品和農產品對華出口增長尤為顯著。2025年初以來，中國領導人多次承諾擴大國內服務消費，由此產生一個新問題：印度能否成為中國重要的服務供應國，尤其是在電信領域？更廣泛地說，印中兩國企業能否找到共享和培育人力資本的途徑，從而為這兩個人口最多的全球南方國家建立合資企業鋪平道路？ 在利用人才政策作為雙邊合作錨點方面，中印都能確保民間交流的去政治化，這種交流的重要性遠超單純的經濟或創新範疇。儘管兩國擁有綿長的共同邊界，分別承載著數千年的深厚歷史和文明思想，但令人驚訝的是，絕大多數民眾對彼此的喜好和文化特點仍知之甚少。…

2月4日，越南共產黨（CPV）中央總書記特使、越南外交部長黎懷忠（Lê Hoài Trung）訪問北京並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領導人對此表示，中方高度重視「中越關係的發展」。 這次訪問對北京和河內而言，正值一個極其微妙且有趣的時刻。就在同一天，習近平還分別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以及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通了電話。據報導，在與後者的通話中，習近平就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提出了警告。不言而喻，俄羅斯和美國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越南的重要夥伴。 另一方面，越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四大）剛於2026年1月19日至23日在河內閉幕，大會選舉蘇林連任越共中央總書記。在選出的19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9位是接掌國家最高決策機構的新面孔。隨著現任國家主席梁強（Lương Cường）和總理范明正（Phạm Minh Chính）為更年輕一代的幹部讓路，預計蘇林還將兼任國家主席一職，這使他成為自胡志明（Hồ…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新一年的到來並不保證必然會迎來重啟。因為歸根結底，一年的12月31日與次年的1月1日之間，僅僅相隔了一天。認為新的一年本質上標誌著新開始的信念，在大多數情況下，不過是盲目樂觀與天真的結合。 然而，新一年的伊始確實伴隨著一些重要的制度性構建，而這些構建反過來能在塑造預期方面發揮某種作用。例如，印度在2026年開啟了其擔任金磚國家輪值主席國的任期——這是該國歷史上第四次擔任此職，此前曾分別於2012年、2016年和2021年執掌主席國。

「我們一直知道所謂的『國際規則秩序』並非完全確實，因為最強勢的國家總會為自己找藉口去脫離規則，而貿易規則也不會統一落實執行。然而此虛構出來的框架具備一定功能性。美國霸權也為我們提供了公共貨品、公海航行權、金融秩序的穩定，以及集體安全與解決國際問題的基礎。」 兩個星期前，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如是說。其演講被大量西方評論員評為「歷史經典」，風頭蓋過了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在格陵蘭問題上退讓」及法國總統馬卡龍的「歐洲希望何在？」演說，也為當前地緣政治格局作出了有效詮釋。 一個星期後，英國首相施紀賢率大量商界代表到訪北京。其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中國乃世界舞台上的一個關鍵力量，我們有必要建構一個更sophisticated的雙邊關係」。如何把sophisticated翻譯成中文，本身也是一個充滿着微觀政治的課題：到底是「複雜」，還是「多面」或「立體」？這是一種平衡外交需要與本土政治操作的隱晦，還是純粹典型英式的含糊其詞？ 經歷了爭奪格陵蘭的劍拔弩張後，歐洲外交一把手卡拉斯（Kaja Kallas）表示，歐美關係的變化乃「結構性，而非暫時性」。應對當前世界格局，卡尼表示，「中等強國（Middle powers）須團結一致。若我們不在餐桌旁，那只會在餐單上。」來到2026年，歐美多國外交圈子儼然發現新大陸。然而對很多東盟、中亞、阿拉伯世界甚至拉丁美洲的外交官來說，這是再也明顯不過的事實。 哈薩克一邊廂跟俄羅斯維持高度國防安全及經貿協調，另一邊廂卻跟美國、中國、歐盟等深化投資關係。柬埔寨與巴基斯坦往往被視為中國最緊密的夥伴之二，卻也加入了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領導人提名其角逐諾貝爾和平獎。旁人也許會問，達沃斯的「高光時刻」過後，中等強國真的會站起來嗎？ 一、誰能成為中等強國？ 何謂中等強國？我們大可將他們跟「超級大國」（superpower）作對比，把他們定性為在特定地理板塊或關鍵全球性領域（例如能源、資金、尖端科技等）佔有一席的實力國家，他們規模也許不大，卻能在弱肉強食的地緣博弈中保自身安全，也能發揮一定作用，干預或影響部分其他國家的決策權。當前全球中等強國雖然實力與規模不及中美兩國，卻起碼具備以下三大概率（而非必然）條件之二，理想的話則三者皆備： 1.基本生存要素層面上自給自足。加拿大與俄羅斯具備絕大多數核心糧食（穀物、肉類、魚類）及能源（原油、天然氣）自主性的條件，讓他們在這些方面上不但能掙脫對其他國家的依賴，更可成為像其他國家輸出的淨出口國，與科技更為先進或在其他產品上更具比較性優勢的貿易夥伴討價還價。固然俄羅斯需要從中國進口先進器材、電子產品、汽車等，但這些貨品某程度上可算是國家經營「奢侈品」，與人民能否溫飽、在極端狀況來臨之際自保並無必然掛鈎。由此可見，通過五十多個核電站及再生能源研發而擔任歐盟主要能源出口國的法國，絕對比嚴重依賴原油及天然氣進口的德國來得更為能源自主，也間接解釋了為何相對於依靠挪威及荷蘭的柏林，巴黎更願意在外交問題上「標奇立異」，不時與歐盟主流聲音分庭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