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秩序

東南亞在平衡快速經濟增長與氣候承諾方面面臨嚴峻挑戰，因為儘管可再生能源潛力巨大，但該地區大部分能源需求仍依賴化石燃料。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扮演著關鍵的雙重角色，既可以為煤炭項目提供資金，也可以為清潔能源項目提供資金。中國未來的選擇將決定東盟發展與脫碳目標能否保持一致。東南亞處在全球能源轉型困境的核心。該地區經濟增速超過全球大部分地區，預計2025年整體GDP增長4.1%，相比之下全球GDP增速為3.0%。該地區各國政府正競相實現現代化，為年輕人口創造就業機會。隨著中產階級崛起，城市化日益加速，以及大量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該地區用電量正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增長。事實上，到2035年，東盟預計將佔全球能源需求增長的1/4以上。 然而，該地區近80%的能源需求仍依賴以煤炭為主的化石燃料。儘管東南亞可再生能源潛力巨大，但經濟增長與氣候承諾之間的斷層正在擴大。印度尼西亞是該地區最大經濟體，也是世界最大棕櫚油生產國，而棕櫚油完全可以轉化為生物燃料。老撾和柬埔寨擁有豐富的水電資源，菲律賓和越南擁有巨大的風能潛力。在印度尼西亞群島，地熱能也是一種前景光明的替代方案。而目前，煤炭仍然為東盟提供一半的電力，因為它廉價且可大規模調度。 與此同時，東盟十個成員國中，已經有八個國家設定淨零排放目標。文萊、柬埔寨、老撾、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的目標時間是2050年，印度尼西亞是2060年，泰國是2065年。與全球氣候議程接軌同發展的現實格格不入，這種矛盾既簡單又無法避免：東盟必須保持當前的運作，同時又要在未來減少排放。這種矛盾決定了東盟的發展道路。任何政府都無法接受工廠停工或者家庭停電。實際上，安全仍然意味著以最低成本提供穩定的基載電力。轉型需要對可再生能源、電網和儲能進行前所未有的投資。協調這些目標不再是一項抽象的政策工作，而是對東盟發展模式可信度的考驗。 中國將扮演什麼角色？ 在這一平衡過程里，中國是最重要的外部夥伴。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致力於保障地區能源安全。印尼和越南是全球接受中國煤炭融資最多的國家——中國投資者投資了印尼70%以上的自備煤炭產能，其中大部分與礦產和工業園區有關。與此同時，中國已成為不可或缺的清潔技術供應國，2013年至2023年期間向東南亞的可再生能源投入超過27億美元，並幫助鞏固太陽能電池板、電池和電動汽車的本地化製造中心。實際上，中國同時支持傳統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它既可以鞏固對煤炭的依賴，也可以實現向更清潔能源的飛躍。它接下來扮演的角色，將決定東盟的增長和氣候議程是否相符。 如何平衡安全與能源轉型，答案目前已初見端倪。在印尼的莫羅瓦利工業園區，合作夥伴已啓動一個200兆瓦的太陽能項目，並配備80兆瓦時的儲能系統，為鎳冶煉廠供電。這驗證了一種概念：為重工業配置清潔能源，且具備可靠性。同樣，中國國家電網公司與印尼國家電力公司簽署了電網升級諒解備忘錄，標誌著輸配電投資能夠提升系統穩定性，同時為更多可再生能源創造空間。這些項目仍然是個例。在東盟，中國政府似乎更傾向於長期存在的採礦項目或堅定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而不是更具實驗性的、以可再生能源為中心的項目——儘管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創新和推廣方面擁有優勢。在每一個類似莫羅瓦利的項目背後，仍有數十個傳統的煤炭和天然氣電廠在建或洽談中。中國在煤炭領域的信貸和工程儲備依然雄厚，東南亞各國政府仍然對其垂涎欲滴。在西方合作夥伴無法快速提供大規模優惠融資的情況下，真正的衡量標準將是中國企業是否會將其產能和融資轉向雙重用途項目，且既能保證可靠性又能減少排放。 許多東南亞國家政府飽受電價飆升和停電的困擾，對行動過快持謹慎態度。該地區可能會陷入分裂局面：煤炭用於工廠發電，而可再生能源則在峰會上展示，言辭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逆流非常強勁。然而，這些進軍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嘗試表明，只要中國國有企業和資本以及東盟國內參與者的需求和利益通過審慎談判得到妥善協調，就能取得巨大成功。事實上，中國的角色並非固定不變。 未來之路 2021年9月，習主席承諾停止對海外新煤炭項目的支持。對於負責確定項目和資本部署及融資方式的技術官僚來說，東盟在其外交政策議程中佔據首要位置。對於參加今年東盟峰會的領導人，以及即將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30次締約國會議的談判代表來說，考驗顯而易見。衡量進展的標準並非再次做出承諾或再次提出能力建設的宣傳噱頭，而是合作夥伴，尤其是中國，是否願意支持那些將安全與轉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項目：例如，夜間維持運營工廠運轉的太陽能+儲能項目、持續吸收波動發電量的電網，以及展示清潔能源成為可靠電力的綠色工業園區。 第二個當務之急是，在減排的同時，還必須加強適應能力和韌性建設。東南亞是全球最易受氣候影響的地區之一，面臨著洪水、高溫和風暴等威脅生計和供應鏈的風險。通過強化電網、多元化發電和需求側靈活性等措施來增強韌性的能源規劃，與擴大產能同等重要。中國可以通過擴大南南氣候合作，分享韌性農業、水資源和災害監測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及在其海外綠色金融和基礎設施項目中納入適應標準。這些努力，加上持續參與多邊氣候論壇，將使得中國不僅能夠支持脫碳行動，還能幫助該地區應對生存危機。東盟國家及其私營部門的務實精神值得肯定。該地區不會放棄增長，也不應該被要求放棄增長。它能夠做的，以及合作夥伴應該支持的，是尋求能源安全、氣候雄心和適應能力相互促進的道路。如果東盟在達到排放峰值並增強韌性的同時，能夠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那將是因為中國選擇充當橋梁，東盟選擇引領建設性方向。這是衡量該地區當前的無聲能源衝突能否得到解決的真正標準。

高市早苗正式成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這不僅是性別平權的一大突破，更是日本政局與政策方向的重大轉折。她的上任標誌著一場政治重組與政策重塑的開始，從內部聯盟重構、外交立場轉向，到經濟政策的全面出擊，高市政府正面對一場多維度的試煉。 高市早苗在自民黨總裁選舉勝出後，原本預期與公明黨繼續合作，但公明黨突然退出，使得她不得不尋求新盟友。最終，她選擇與第三大黨「維新會」結盟，雖成功組閣，但代價不菲。維新會提出十二項條件，包括暫緩消費稅與政治獻金透明化，部分要求遭自民黨拒絕，但高市亦作出妥協，如削減比例代表席次、將大阪升格為副首都級城市等。這種「影子合作」模式，雖未讓維新會入閣，卻確保了議會支持，也顯示高市在權力博弈中展現出務實的一面。

上周去了上海復旦大學參加AI哲學論壇，探討大型語言模型對社會所構成的消極影響，應當以什麼倫理框架及政策手段去處理，也趁機在「魔都」跟不少定居該處的舊友新知相聚。跟一眾國際與年輕人才進行小範圍研討會之際，發現一大輿論熱點乃兩個月前由國務院所宣布的青年科技人才簽證，簡稱為K字簽證。 K字簽證主要服務對象乃18至45歲之間，從中國境內外頂尖大學及科研機構的廣義科技領域（STEM）畢業學生，又或是在相關機構從事教育及研究的外國青年人才。簽證申請時毋須僱主邀請或擔保，變相覆蓋現存工作簽證未能涵蓋的大批潛在「生力軍」，也容許擁有R、F、M等字簽證持有人無縫更換，從而為自身提供更大彈性與選擇條件。 朋友中有幾位正在生物科技及氣候科技領域創業的，對此政策表示無任歡迎，認為有助於吸納來自東盟的優秀人才，加盟他們熟悉的研究單位，將來也許能為他們產品或服務研發幫上忙。然而兩位剛從985大學工程系畢業的小伙子，則擔心擁有海外國籍但同時通曉中文的「回流者」，會在爭奪初階位置上為他們帶來嚴重壓力。 我從上海回港當天，總理李強主持經濟形勢座談會，邀請了4位學者及4位民營企業家參與，對當前抓內需、抑內捲、穩固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所肯定，也在字裏行間處透露出當前中央的一些關鍵思維。「發展創業投資基金，着力構建創新生態圈。大力支持穩外貿穩外資，積極開拓多元化市場 。」前兩句帶出在積極有為的政府領導下，市場經濟機制在驅動中國式創新所發揮的具體績效。後兩句則精準地指出，中國對引進外來資源，包括資本、進口、人才、創新模式等的重視並沒有減退，更要進一步地推動中國對世界各地（尤其是意識形態及國安主義泛濫、對華諸多渲染的美國以外國家）單邊性開放。 一、國家為何要推動K字簽證？ 坊間有部分說法認為，當前中國面臨人口老化，甚至萎縮問題，需要外來人才來「填補需求」。但此說法一來忽略了國家早就踏上了從勞動密集轉型至科技主導的尖端製造及服務性行業，受勞工人口縮減影響幅度有限，二來也假設了這些K字簽證持有者願意長期而定期地參與在需要更多勞工的行業中。對於不少STEM畢業的高材生，他們來中國發展，相信並非為了投身養老服務員、保潔員、美容員（乃值得尊重的工種，卻非他們比較性優勢所在）等人手短缺的職業，而是為了到北京、深圳、上海、杭州等科技樞紐，去尋求世界難求的實踐機遇。 筆者較傾向相信主要原因有二。一，如官方解釋引述黨二十大報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這三個第一並非空洞口號──蘇聯敗於美國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其架床疊屋而受封閉思想及腐敗所壟斷的官僚體制，並未能在民用經濟上推陳出新，故令舉國經濟資源過度傾斜航天軍工科技，而未能帶來普遍創新。從蘇聯出走的人才、逃到鐵幕另一邊的人，不勝其數。中國汲取了包括蘇聯在內的前車之鑑，讓全面科技發展及應用作為國策（可參見國務院AI+計劃對2027年前把AI應用普及率推高到70%的員警），也把人才政策拔高至戰略高度。 「新質生產力」也許是中國獨有的術語，卻與其有一定相似的概念，也能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看得到。有不少評論皆指出，當下國家需要更進一步的大刀闊斧改革，以全面提升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現有對基礎研究及科技轉化的投資雖取得一定成果，卻需要更深入的政府民營資本合作，以及引入具風險投資思想的外資和人才，方能行穩致遠。兩年前，李強於兩會總理記者會時表示「我們對人口增減可能帶來的問題還要作深入的分析研判，積極應對」，也同時強調「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4年……『人才紅利』正在形成」。 二，K簽證能讓中國有效地提升軟實力。數個月前專門去了北外灘及前灘一逛，這裏乃上海相對較新的發展區，在我早年往返滬港兩地之際尚未完全發展起來。這些地區也許沒有外灘或陸家嘴最核心地區的絕頂昌盛，但在其中溜達逛街，感覺遠比倫敦或紐約街頭來得安全、顧客多元性不比洛杉磯或巴黎來得為遜色。這一年來，我曾走訪烏魯木齊、湖州、桂林、蘇州、佛山等內地非「主流一線」卻基建完善、文化氛圍充實的城市，通過跟當地人的交談及接觸，間接體會到國家發展對他們所帶來的震撼及機遇。與其「說好故事」，倒不如讓外人「感受故事」，親歷中國，從而破除部分外媒對國家的偏頗論述。 資深評論員胡錫進早前說，「印度炒作中國K簽證，是想鬧給美國看，因為美國提高（H1-B）簽證費沉重打擊了印度人的赴美工作機會。」我則會說，要改變（部分）印度人民對中國看法，倒不如讓他們過來親自感受？反正對中國持有根深柢固偏見的，一不會來，二若真的「來都來了」，我們更應通過交流與合作，潛移默化地改變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看法與研判。 二、國內民情反噬，應當如何處理？ 跟幾位年輕時從陝西河南等省份來港的研究生聊此話題時，被他們「溫馨地」教訓一頓：「何不食肉糜啊，教授？」確實，9月份國家統計局公布，青年失業率從7月份的17.8%上升至18.9%，乃修正統計方法後以來最高的。固然大部分青年暫時仍能靠「啃老」度過當前難關，但當五分之一的年輕人皆在尋找合適自身工作之際，引進外來勞工，難保不會找來反噬。綜觀美歐英，極端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正與移民看似「過多」及「過濫」有所關聯。甚至有個別內地網民把人才輸入推演成「印度人」或「猶太人」滲透國家，影響國家安全的怪誕陰謀論。 無論是民情輿論的管制，還是輿論所確實反映出來的社會隱憂，皆是體制應關注的迫切問題。 一，政府應着手根治問題癥結，那便是在關稅保護主義急劇升溫、AI所引致的高速自動化及民營企業面對部分地方官僚的不合理對待（可參見2023年湖北省所公布針對「新官不理舊賬」 問題線索的公告）之際，認真地面對中小企及外資外企對當前經濟局勢的憂慮、並嘗試為失業者提供具實質經濟價值的進修機會（而非「水碩」、「水博」），甚至善用「出海」的央企或地方企業，把優秀人才派至海外接受培訓及工作，從而推動中國人才「走出去」。 二，K簽證的詳情標準尚未完全敲定。國務院應廣發邀請函，鼓勵民眾踴躍地向體制提出積極建言，讓簽證政策能更精準滿足當前中國的人才需求，同時防止「中門」對非人才而甚至在社會服務及基建使用等層面上構成額外負擔者「大開」。在宣傳政策上，從省市到縣處級的治理骨幹要提出有效有力證據，說明「鯰魚效應」的溢出價值。在疏導及支援外來人才方面，可集中精力地定標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港、京津冀都市圈、長三角，以及成渝經濟區五大區域為「國際人才區域中心」，重點提高英語及其他外語使用率，從而讓外來人才能更容易融入當地生活，成為共建中國新時代經濟奇蹟的一份子。 三、香港要知道：人才先重質，後重量 作為中國最開放的國際城市，香港不能老是「等待」國家吩咐，而是要積極主動地參與在國家經濟發展願景中。「K字簽證」所掀起的輿論爭議對我們最大的啟發，應該是人才「先重質，後重量」。落實新質生產力需要的是敢於作為、能有作為的治理、科技、研究、實幹人才。 中國人有句老話──貴精不貴多。絕不能濫竽充數，而是要精益求精。 坊間現有用假學歷申請大學、僱用違法中介在求職過程中虛報資料等行為，不但反映出當事人的鮮明人格缺陷，更是大學、企業等須堵塞及應對的迫切問題。執行及懲罰這些違法違例者的責任，則自然落在政府之上。渾水摸魚之徒不但對其他申請學位及工作者造成不公，更是對香港品牌構成嚴重的陰影與挑戰，對我們高等學府得來不易的聲譽更是嚴重的威脅。我們必須正視人才輸入的把關尺度與模式，從而方能讓東方之珠，在這風高浪急之際，更亮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