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秩序

在今年10月於吉隆坡舉行的第47屆東盟峰會上，東帝汶被正式接納為該區域組織的第十一個成員國。這標誌著該國自宣布獨立以來、歷時23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取得了圓滿結果。 除了與最親近的鄰國保持聯繫外，東帝汶長期以來也與中國享有貿易和投資往來。然而，展望未來，這種紐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轉化為對中國—東盟關係的實質貢獻，輿論仍未有定論。

「有AI，我們再也不用上班！」 有的說，「……因為AI會把大批人類在職場上淘汰。」卻不知道這些聲音當中，又有多少會願意聘請配以AI的機械人，出任自身孩子或年長父母的護理員。而在各大小老闆之間，又有多少人會在引入「AI秘書」後，把人類秘書解僱？又或是用AI替代課堂上的教授老師，讓後者成為只需為模型提供提示的被動「輸入師」？只要細心思考這些問題答案，便不難發現，坊間對AI的功用能力，未免有點言過其實。這些「關係性」工種，依然需要以人類作主導。 「我們（會否）被他者（包括外星人、超人類，或是AI）取代」的社會迷思，並非新鮮事 。這道存在性拷問根本所反映出的，是不少人類內在所擁有的不安感。確實──若我們的所作所為皆能由「他者」輕易複製，人類存活又有何意義？ 一、AI會否導致大規模結構性失業? 反駁者則會說，「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文明不斷面臨新科技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卻並沒有出現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失業。我們總是能適應的。」十九世紀初，美國三分之二的勞工務農，及後數十年的自動化讓農夫生產率大大提高，卻同時讓輔助農夫的其他就業機會大大萎縮。然而機械主導的大型製造業間接因而崛起，從而為勞動力提供新的就業與往上流空間。二十世紀末，金融機構開始邁向數碼化，但面向客戶的私人銀行家並沒有因而失去「含金量」，更反而在產品爆發性增長的年代中「水漲船高」。 當然，把AI比擬作歷史上其他的科技發展，也許過度低估了其獨特性，也忽視了不少生成式或分辨式模型運作模式皆超出普遍人類理解甚至解釋範圍。隨着近年的自動推理崛起，AI將來也許毋須人手「操作」或「管理」，也能進行廣泛有機而具效能的產出，甚至進行跨領域的協調與決策。這些動態趨勢，都需要我們正視的。 一篇於今年8月末在聖路易聯邦儲備銀行刊登的報告指出，「愈受到AI大規模引入所影響的職業，在2022年及2025年間的失業率便愈高」（然而當中因果關係未能嚴格確認）；當中，以電腦及數學為主導工種──也即是最受大模型崛起所影響（高達80%）的行業──尤為嚴重。美國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10月份公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人工智能及自動化有可能取代全國四成註冊護士職位、64%會計師職位、89%快餐店員等，威脅總共約一億的就業缺口。 當然， 現時AI科技發展最前沿與絕大多數社會（包括不少深受官僚主義約束的發達國家）的運用能力有着鮮明脫鈎，就好比實驗室內成功研發的藥物或科技，也要經過重重審批與官僚角力，方能應用在公共醫療系統中。也有不少僱主依然具備鮮明偏好，望能由人類掌控，以AI輔助執行工作任務，從而確保若一旦「出事」之際，有人能「包底」而（替他們）問責。同時，AI近年來崛起（尤以美國超越瘋狂，以「通用人工智能」（AGI）為集資萬能藥的矽谷初創領域為甚）為不少年輕工程師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與盈餘。此消彼長下，AI自動化對人類整體就業的衝擊暫時並不顯著。 二、論AI導致「不充分就業」的可能性 固然AI難以一時三刻內全面替代人類，卻能在關鍵經濟活動上取代部分人類功能，從而讓部分人的勞工產出相對價值降低。設想一下：若一份「合格」的演講稿能以三分鐘產出（三十秒的原始提示輸入，再加上當事人與AI之間的兩輪來回「修改」），則毋須一位要起碼一兩個小時時間去撰寫初稿、二稿等的撰稿人。當然，AI產出仍需要人類去把關、校對內容──但你會願意付一位資深撰稿人的工資，去請一位校對編輯嗎？ 事實上，AI會否全面取代勞工，並非我們當下最應關注的問題。其對人類就業所帶來最為鮮明的衝擊，乃為「不充分就業」（underemployment）。 此經濟術語，用俗語來說便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此詞大概泛指兩種可能性：一、勞動者的工作與其技能及資歷「不匹配」。二、勞動者能參與在符合自身技能資歷的工作，然而待遇（工資、福利、工時等）與其他市場上跟自身技能資歷相若者徹底「不匹配」，又或是與其理想狀況有所出入。要界定何謂「不匹配」、何謂「理想」，自然牽涉到一定程度上（主觀）價值觀研判。設想一名國家級賽車手，進入某大企業中擔任主席貼身私人助理工作，其明顯未能施展自身所長，也未能獲得跟其他國際著名同僚所能獲得的贊助或表現機會，工時也無法固定──這絕對可被視為「不充分就業」的徵兆。 我們必須承認AI崛起為社會帶來不少新就業機會，包括數據標籤（data labelling）、數碼監管（digital regulation），甚至AI培訓與倫理師（trainers and ethicists）。從法律到工程、從教育到物理治療，懂得駕馭AI的，無疑在短中期（直至AI模型能在虛擬版面上自行訓練、運用、複製）內變得更為馨香。而在部分領域中AI及機械人合併起來的自動化為企業所帶來的額外盈餘，也有助於讓他們適度擴充職位，聘請更多人手。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AI+」的新工種，都會為當事人帶來充足而優質的就業機會──舉例說，正如郝珂靈所著的Empire of AI所指，剛加入Meta而被傳間接把Yann LeCun「激走」的汪滔所創辦的初創Scale AI，曾經在肯尼亞、盧旺達、南非等地聘請大量廉價勞工去把極為令人不安的「暗黑內容」分類，從而協助AI模型辨別「兒童色情」、「性暴力」、「種族仇恨」等違法內容。整個經歷令不少從業員陷入精神受創困境，當中卻同時也有不少人對這些薪酬薄弱而條件惡劣的「就業機會」產生嚴重依賴。 三、誰懼怕「不充分就業」? 至於待遇優秀、事業發展軌跡相對明確的工種，往往只局限在一小撮符合高端技術要求、畢業於特定學系、具備相當社交資本（人脈及所謂的「名牌效應」）的菁英，當中包括在AI初創中打滾（當然，最終持有的股份更有可能因初創倒閉或被廉價收購而因而化為烏有）的年輕工程師，又或是能快速地把AI及法律應用在相互之上的知識型專家。對絕大多數勞工階層來說，這些就業機會他們根本難以觸摸。 現時發達國家，甚至部分發展中大國的勞工市場已開始呈現「兩極化」（bifurcation）現象：受智能時代所選中的「幸運兒」，享受着大幅拋離人口平均的工資待遇、光環關注（畢業生年薪達七位數美元，絕對不是夢）。被AI局部取代功能，甚至徹底淘汰的工作者，則要面臨工資下降、待遇惡化等嚴峻壓力。 專業人士也難以幸免。以麥肯錫為例的頂尖管理諮詢企業，又或是享譽歐美的大型事務律師行，在未來5到10年內大有可能把相當一定數量的「初階」工作（entry-level jobs），以AI取代人手，從而削減成本。人工智能專家Erik Brynjolfsson等人在8月末發表的調查發現，過去4年內，絕大多數受AI影響的行業中，22至25歲的初階員工就業率出現了13%下滑。這一來引起關於繼承及人才培育中青黃不接的擔憂，二來也帶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於很多自小便嚮往「管理諮詢師」、「律師」、「會計師」等「優質行業」的年輕人來說，若根本找不到合適的起始工作，他們應當如何轉型？他們又能否把過去所接受的教育融會貫通，闖出一片天？ 翻閱中國、美國、歐洲、南韓等地的新聞，不難看見青年失業率高企──失業者當中有多少百分比，是因畢業後找不到心目中的「理想」工作，因而徘徊在「持續進修」與「繼續找工作」的輪迴中呢？不充分就業者，就好比卡繆散文中的主角西西弗斯一般──「我們必須想像西西弗斯是快樂的。」 故事中其把石頭推上山中的「掙扎」，為這位受懲罰的國王生命賦予一種特殊意義。 但現實生活中的西西弗斯，乃代表着沒有被釋放出來的生產力，也是對這些被埋沒的人才之個人自尊的根本打擊。若一個社會充滿着被AI局部取代，或只能選擇某幾種「不能被替代」工種的人，則只會令絕大多數人失去上進心，讓他們把「躺平」視為必然的索命。有人也許會說，政府須通過包括「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在內的破格政策去作未雨綢繆，對症下藥，防止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然而錢從何來？支撐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政府盈餘何來？當局又應當怎樣游說市民去接受此一政策？與其就着「不充分就業」等社會問題築起空中樓閣，倒不如實事求是地回歸基本步，反思我們教育制度所需要的改革與更新。這一點，且讓我們下回分解。

「他們說在哈倫縣 這裏沒有中立的人 你要不是個工會成員 要不就是貝利爾的走狗」 《你站哪邊？》（Which Side Are You On？）乃美國女性社會運動家弗洛倫斯．里斯（Florence Reece）所著的民謠，記載着礦工與礦主間後來被稱為「哈倫縣戰爭」的流血衝突，並被「民歌之父」皮特．席格（Pete Seeger）翻唱，並成為該國膾炙人口的示威符號。數年前《繼承之戰》（Succession）第一季某一集結尾，身為通訊集團大亨的主角被兒子「逼宮」，然而薑果然「愈老愈辣」，計劃最終告吹。誰站在他一邊，誰站在他父親那邊，答案即時呼之欲出。陽謀敗露的主事人，只能在紐約街頭上徬徨徘徊，可謂是「慘敗」。 上周，民主黨候選人曼達尼（Zohran Mamdani）成功擊敗曾擔任紐約州長、一度在民主黨內部舉足輕重卻於初選落敗的前紐約州州長科莫（Andrew Cuomo）及共和黨「陪跑者」斯利瓦，當選成為紐約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長。這位生於烏干達、長於知識分子家庭的33歲青年政客，被總統特朗普批評為「共產主義者」，並面對包括馬斯克、月前遇刺的柯克（Charlie Kirk）在內的右翼「影響分子」排山倒海的針對（及為其對手的背書），卻在二十年來投票率最高的選舉中奪取寶座。 當然，科莫、斯利瓦代表着盤據紐約甚久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曼達尼也絕非單純的「草根政客」。政治取態相當進步的億萬富翁西蒙斯（Elizabeth Simons）及GitHub創辦人沃納（Tom Preston-Werner）為其慷慨解囊，注入關鍵經營運費，以抗衡不下於二十多名傾囊而出地支持科莫的大富豪。在美國，要勝出一場選舉，上至總統而下至小鎮市長，皆需要錢。正所謂「No money, no talk」，又或是「Follow the money」。 日前跟一位路過香港的紐約知識分子飯敍。她跟我說，她沒有把票投了給曼達尼或科莫二人，因為她難以接受「經濟上說不過去的福利政策」，更不想支持劣跡斑斑的「老油條」。 一、 是次選舉「翻天」所揭示的政治暗湧 儘管有部分人認為市長選舉乃反映全國性鐘擺的趨勢，但此說法欠缺事實支撐。 綜觀過去數十年的紐約政治，自1978年當選的郭德華（Ed Koch）以來，除了承諾推動種族共融與提升治理透明度的黑人丁金斯（David Dinkins）以外，紐約市長普遍皆是由立場相對溫和的民主共和兩黨人選輪流出任，與白宮主人身份並沒有必然掛鈎。郭、丁二人為民主黨員，繼承此職，先後經歷小布殊、奧巴馬任期的朱利亞尼（Rudy Giuliani）及彭博（Michael Bloomberg）（當時）則為社會議題上相對開明的共和黨員。在奧巴馬第二任期間上任而經歷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白思豪（Bill de Blasio）與拜登在位間當選的亞當斯（Eric Adams）乃獲得民主黨高層與金主支持的「穩重派」候選人。 這次社會主義色彩濃厚的「少壯派」跑出，很大程度還得歸因於紐約市所面臨的種種經濟問題。過去4年間，美國租金增幅大幅拋離平均工資增幅。超過一半租客每月收入三成以上花在租金。有研究指出，2019至2024年間，紐約高收入人士每小時平均工資上升了34%，而最低收入的人士同期增長只有8%，相對比率不到四分之一。紐約孩童護理的平均費用乃每月1447美元，只有不到15%的家庭能負擔得起。 從在外餐飲消費、租金以外的服務到消閒娛樂的價格上漲，紐約夾心階層與基層皆面臨着嚴峻的生活成本危機。箇中除了反映後疫情經濟局部復甦（但勞工人手不足）的供應側局限，也折射出乏善足陳的民主黨當局，並未積極有效地捍衞在曼哈頓從事低端服務業、面臨自動化及企業重組等風險的普羅大眾基本權利。紐約房屋供不應求，整體空置率只有1.4%，遠比20年前來得為低。特朗普《大而美法案》把醫療福利進一步削減，無疑令紐約居民雪上加霜。 當然，經濟不能定奪一切政治結果。紐約民主黨向來被視為捍衞權貴利益，不知民間疾苦，再加上身陷性醜聞的科莫拒絕就着黨內初選「願賭服輸」，甚至與現任被起訴公共腐敗、電滙欺詐、非法接受外國資金等的現任亞當斯「結盟」，自然招來鮮明民意反噬。相對於比墨水更黑的科莫，曼達尼表面看來更像白紙一張，從而給予不少「首投族」一定遐想空間（當然，觀感與現實間必然有所落差）。與此同時，其在社交媒體上糅合着嬉笑怒罵及訴諸情感的競選手法，讓其贏來不少意識形態及政見立場相對薄弱的獨立投票者，讓其在史泰登島以外的地區中取得廣泛支持，一戰告捷。 二、 承諾「改變」的候選人，能否帶來真正變革？ 我曾在學生時期參與大小二三十場不同組織及協會選舉。基本上每一次當選的候選人，都會不約而同地承諾「帶來改變」──批評及否定總比捍衞或延續來得為容易。然而「真正改變」就正如「人人平等」一般，往往停留在口號與片言說詞層面上，難以有效落實。當事人也許會歸咎於「結構性」阻力，表示「孤掌難鳴」。 然而須知道，年輕並非一切，未必意味着帶來必然改變，而改變更不一定是件好事。 應對租金上漲，曼達尼承諾當選後實施租金凍結，但貿然凍結租金，有可能令現成業主在房屋維修與保養上為了節省成本，從而降低整體房屋素質；同時，也會讓不少有意投資房地產的發展商卻步，暫且按兵不動，而不參與在重建或建設房屋工作之中。紐約市房屋局理論上能興建更多公屋，但這一來需時，二來也需要大量資金。新市長針對紐約最富有居民提升稅率的倡議，則有可能把極高淨值人士「趕到」包括佛羅里達或得州國內其他地域，甚至中東或東亞地區（包括香港在內）世上的其他大城市。資本乃具備最基本選擇權的。即便稅收有所增加，也不代表政府能有效動用資源，去把經濟批「做大做好」，反而更可能壓抑紐約市私有經濟的蓬勃生命力。 筆者並不反對積極但謹慎的「第二次分配」，但從政者絕不能忽略最基本的可行性考慮。紐約市從事金融及高端服務業的「精英階層」，有不少都是社會議題上十分「進步」，經濟議題上卻相對保守的中高產人士。這些人士也許佔全體人口的少數，卻是貢獻稅收及維繫市面繁榮的重要持份者。若當局決策適得其反地釀成恐慌，從而導致資金或人才流失，這對紐約中長期競爭力將有所嚴重影響。同時，在紐約擁有大量資產的特朗普曾表示，一旦曼達尼當選，將會削減紐約的聯邦撥款。面對強蠻無理的白宮要求，新市長應當拿出韋小寶式的圓滑手腕，與「大元帥」「又傾又砌」（可參照密歇根州州長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方能確保整體財政穩定。要知道，妥協乃政治的基礎。 三、 紐約市長「不老的詛咒」 要做好紐約市長「這份工」，絕不簡單。 美國政壇廣泛流傳着一個都市傳說──曾擔任紐約市長的政客，往往都難以「更上一層樓」，只能在這個「大蘋果」止步。以針對罪惡雷厲風行、在911事件發生過後成為美國「國家英雄」的朱利亞尼，2008年總統競選初選失利，黯然退場，若干年後淪落成特朗普第一任期間的「律師團成員」，為其作諸多狡辯，並被捲入嚴重性騷擾醜聞。白思豪雖成功連任，並在一定程度上嘗試針對社經矛盾等問題作出對症下藥的回應，卻在2019年民主黨內初選中慘敗，連9月電視辯論會參與資格也拿不到，只能尷尬地退出競逐，更甭提因嚴重的個人操守與司法爭議，支持率跌至個位數的現任市長阿當斯。 這個傳說由來無從稽考，但箇中邏輯不難明白。 作為國際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紐約是一個雲集着金融翹楚、政商財閥、犯罪集團、工會與勞動階層、傳媒與關鍵輿論分子的大醬缸。在其政壇上要混得「風生水起」，本質上乃一個高回報、高風險的仕途投資。這座城市充滿着來自於各行各業，皆想爬到市內最高位置的野心家。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甚至傾盡畢生精力與資源，皆要掌控紐約的執政權。他們為的到底是權、是利，還是在這充滿着勾心鬥角的名利場中他人的默許與認可？這些問題，恐怕只有當事人才能解答。正常的民主選舉會令人亢奮。但亢奮過後能否解決當事人的迫切訴求，則是一道截然不同的問題。

最近有碩士學生問我，「黃老師，我們怎樣才能讀懂國家的政治？」 學生雖然生於內地，中學大學時期普遍對政治卻不太熱中──雖知道體制的存在，也認知到箇中的約略「複雜性」，卻對官員行政級別與組織文化（什麼是副局正處級、何謂高配、又或是不同省或自治區一把手的政治地位高低等）認識不深。有的說，中國官場缺乏透明性，也從而衍生出各種各樣荒誕的「聽床者」與「吹風人」。同時，也有評論把這些臆想猜測歸咎於別具政治用心者的炒作。姑勿論根源為何，我跟學生談到，一名研究政治學的碩士生，有必要建立最基本功架，以免墮入以訛傳訛的陷阱。 我最近曾在另一篇專欄提出，要「讀懂」東盟在地的貼身經驗與跟當地人民深入交流，絕不能走馬看花，更不可單靠所謂的「國際媒體」報道，忽略了當地的實況聲音。須知道中國人口乃東盟兩倍以上，其治理體制糅合着中華古文化的儒釋道精神及法家主張、馬列主義的基礎、實用主義的求變，以及技術官僚主義中的複雜規則與潛秩序。儘管這本政治「天書」很難完全讀「懂」讀「通」，但絕不代表我們不可作努力嘗試。 事實上，中國對全球供應鏈、貿易、金融以及全球南方的發展、基建、政治地位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讓理解中國成為了世界各地政府以外的投資圈及商界不可或缺的一環。未來五年，全國AI+計劃將會如何實踐？在全球發展與全球治理倡議提出後，「一帶一路」會否有重新的調整及再出發？以下乃我幾點約略心得，跟讀者分享。 一、廣闊而聚焦的資料閱讀 曾有正準備出發去北京的外國友人跟我說，他已經二十年沒去過中國，有點擔心自己安危。我打趣地問他，「你是怕什麼呢？」他便引述了《經濟學人》及《衞報》等傳媒報道，說到中國會被監聽，甚至懼怕自己因曾在社交媒體上撰寫有關中國青年失業率高企的評論文章，而被扣留。朋友經濟理論扎實，卻顯然對2025年中國實況懵然不知。他還以為北京街頭上大多數民眾不會英文，還煩惱着如何使用ChatGPT去作翻譯。 筆者從不抗拒閱讀英語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讀《紐約時報》、《金融時報》，讓我們能從中領悟出美、英、歐等「發達國家」圍繞着中國的輿論主軸與主題觀感大概為何。在高度商業化的傳播環境中，這些媒體一邊廂受讀者偏好假設所綑綁，另一邊廂也是通過反映「外交體制」意見，從而滲透及影響讀者思維。然而在美國政局動盪之下，包括Thomas Friedman及Paul Krugman等英美「傳統知識菁英」紛紛就中國AI、高端製造業一日千里的進程提出反省。前者甚至表示，「我看見了未來，其並不在美國。」此輿論轉向除了反映疫情間與疫情過後國際輿論嚴重低估了中國供應側活力，因而被DeepSeek「深深震撼」，也折射出特朗普回巢對中國軟實力增長的「助攻」。 當然，要參透中國政治，也絕不能靠拜讀微博或部分未經核實的微信公眾號上的「心靈雞湯」。口若懸河的「大V」們往往為了博取熱愛「愛國內容」的受眾眼球與支持，從而把國家發展速度與規模過度誇大、引喻失義，長遠對不少為網民的公民素質培育也有消極影響。實際上，最直接掌握中國政治脈搏的方法，乃到《求是》、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官方平台上，把政府公開文件深入剖析，然後再將其內容與嚴謹的學術研究作校對。 去年7月政治局會議後的公開撮要，鮮明地揭示中央領導層對民營企業家信心疲弱、青年失業率高企、內需不足等的普遍經濟問題，抱有深刻關注，並把經濟復甦上升至一個戰略全方位層面的政策方針。我當時曾預測中央將進行貨幣政策為主導的經濟刺激（財政刺激仍待地方債的妥善消化，以及省部一二把手大規模調整）。一個半月後，財經系統三大技術官僚釋放鮮明訊號，除了預告着即將進行的政策改動，更是紓緩了海外投資者去年對中國普遍的悲觀情緒。相對於一年前的用字，今年7月政治局會議結果提出「要落實落細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充分釋放政策效應」，強調「釋放」現存政策的盈餘，把聚焦放在「落實」與「落細」，似乎也預告着未來半年（直至2026年兩會）經濟，並不會有什麼大規模的「放水」，重心將重新放在十五五規劃建議中第一二點所強調的科技（出現了46次）創新與自主方面的結構性改革。 讀中央文件，得關注議題先後次序、形容詞強弱、所引述的因果脈絡，並將年前年後作出對比，方能融會貫通。讀海內外評論，則要看其出處過往產出水平，密切關注方法論或基礎假設會否構成偏頗、結論涵蓋領域是否全面，方能下有效的結論。 二、走遍大江南北、穿越中國內外的切身體驗 烏魯木齊商業區建了一座比香港不少商場更美輪美奐的商場，裏面的襯衫店熙來攘往，賣着高達兩千多塊人民幣一件的棉花襯衣。哈爾濱的中俄兩國人民每天都進行着最由衷的「文化交流」，在著名俄羅斯連鎖店中購買卡瓦斯與伏特加，絲毫不遜於海南三亞的「中俄」混合菜。晚上十一點的昆明機場，正在迎接着來自於東盟諸國的中醫藥代表，人流與香港國際機場能分庭抗禮。初冬的上海半島酒店外，源自五湖四海的旅客與放工回家的上班一族在並肩前行，沿着華燈初上的萬國建築群走向未來。中國每一個省、每一座市間的區別、合併起來的多元性，絕非一兩篇《外交雜誌》或《華爾街日報》便能涵蓋。中國絕對地大物博。 要讀懂中國，你必須走入這個充滿着矛盾──過去與未來、守舊與創新、保守與實驗、統一但多元、可敬也可愛──的空間，去觀看其一草一木、去聆聽其民眾脈搏心跳。跟一名在廣場上跳舞的東北大媽搭訕，你會發現她原來曾經是一名酒店女工，卻因疫情關係，酒店倒閉，如今她「自願提早退休」，接受在送外賣的孩子的孝敬。重慶流連咖啡廳的墨鏡小哥，原來是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畢業生，卻找不到合乎需求的工作，故選擇「慢活」──他說，這不叫「躺平」。他到底是阿Q還是遊俠，這問題不到我們去作答──只願相信，我們未來不是夢！ 有不少朋友去內地之際，往往把自身局限在「一線城市」──儼然中國曼哈頓與矽谷結合體的深圳、充滿着洋派作風而優雅的上海，又或是擁有超然政治地位（以及宏偉中軸線建設）的北京。但若你捨得花三個多小時，從香港坐高鐵到長沙或桂林，並趁着機會感受沿途的風采景觀，也許會能看見另一番氣象，見證農村扶貧得來不易的成果。 當然，去東盟、歐盟（我剛從西班牙沿海城市回來）、中亞等與中國關係密切地區之際，除了跟當地朋友交流，也可嘗試用他們眼睛去看中國，從而查找出國家不足。東盟個別政治菁英懼怕中國的「滲透」與「策反」，也有歐盟商家認為「外捲」所帶來的極端競爭讓他們無所適從，難以跟中國匹敵。與其劍拔弩張地指控對方「誤信謠言」，倒不如確實地尋找共同點、四両撥千斤地應對無知與偏見？ 三、最深刻的學習，源自於實事求是的貢獻 曾跟上海某間博物館館長聊天，其跟我提到了蜘蛛俠裏面的「多重宇宙」觀，並有意將其融入歷史講解，從而讓年輕一代公眾能更深入理解中共近代史。這位在海外大學修讀物流管理的幹部，卻毫不「書卷氣」，對館內每一展覽及物品都呈現出驚人的記憶力與認識。他專業理工科的培訓跟他橫跨歷史、保育、教育、旅遊業的工作需求，並沒有明顯的重疊──然而學起來，卻依然得心應手。 最有效的學習乃動態的。學習者必須參與在知識創造，甚至是知識背後結構的創造過程之中。常聽人說，要「學習國情」，方可「貢獻祖國」。但正如鄧小平老先生曾說，中國人要「摸着石頭過河」，絕不可拿着教條與口號當秘訣，更不應以為自己擁有比別人更豐富經驗，便應順理成章地出任某些位置。與其在課堂上傳授「政治正確」的知識，倒不如鼓勵學生們到祖國走走看看，並邀請他們就國家優點缺點，作公允評價。 世上有哪個國家是完美的？試想跟一名美國人說，「你的國家很完美，你要好好愛上他。」肯定這名美國人會把你當成是政府廉價僱傭兵，在向他作低級乏力的推銷（當代人叫做「PUA」）。只容許褒揚而不容許合理批判，並非學習之道。與其「說好故事」，倒不如把自身融入故事一部分，為國家建設出一分力？中國這本書，無時無刻不在蛻變演變，不容易參透。作為中國土壤上最開放而國際化的城市，香港絕對應充當領先世界的「中國研究」樞紐。當然，前提是我們百家爭鳴而比內地更廣闊的言論尺度要好好珍惜，以免被政治投機者干擾及蠶食。而身為國民，我們絕對有義務、也有能力，去「讀好這本書」。

東南亞在平衡快速經濟增長與氣候承諾方面面臨嚴峻挑戰，因為儘管可再生能源潛力巨大，但該地區大部分能源需求仍依賴化石燃料。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扮演著關鍵的雙重角色，既可以為煤炭項目提供資金，也可以為清潔能源項目提供資金。中國未來的選擇將決定東盟發展與脫碳目標能否保持一致。東南亞處在全球能源轉型困境的核心。該地區經濟增速超過全球大部分地區，預計2025年整體GDP增長4.1%，相比之下全球GDP增速為3.0%。該地區各國政府正競相實現現代化，為年輕人口創造就業機會。隨著中產階級崛起，城市化日益加速，以及大量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該地區用電量正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增長。事實上，到2035年，東盟預計將佔全球能源需求增長的1/4以上。 然而，該地區近80%的能源需求仍依賴以煤炭為主的化石燃料。儘管東南亞可再生能源潛力巨大，但經濟增長與氣候承諾之間的斷層正在擴大。印度尼西亞是該地區最大經濟體，也是世界最大棕櫚油生產國，而棕櫚油完全可以轉化為生物燃料。老撾和柬埔寨擁有豐富的水電資源，菲律賓和越南擁有巨大的風能潛力。在印度尼西亞群島，地熱能也是一種前景光明的替代方案。而目前，煤炭仍然為東盟提供一半的電力，因為它廉價且可大規模調度。 與此同時，東盟十個成員國中，已經有八個國家設定淨零排放目標。文萊、柬埔寨、老撾、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的目標時間是2050年，印度尼西亞是2060年，泰國是2065年。與全球氣候議程接軌同發展的現實格格不入，這種矛盾既簡單又無法避免：東盟必須保持當前的運作，同時又要在未來減少排放。這種矛盾決定了東盟的發展道路。任何政府都無法接受工廠停工或者家庭停電。實際上，安全仍然意味著以最低成本提供穩定的基載電力。轉型需要對可再生能源、電網和儲能進行前所未有的投資。協調這些目標不再是一項抽象的政策工作，而是對東盟發展模式可信度的考驗。 中國將扮演什麼角色？ 在這一平衡過程里，中國是最重要的外部夥伴。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致力於保障地區能源安全。印尼和越南是全球接受中國煤炭融資最多的國家——中國投資者投資了印尼70%以上的自備煤炭產能，其中大部分與礦產和工業園區有關。與此同時，中國已成為不可或缺的清潔技術供應國，2013年至2023年期間向東南亞的可再生能源投入超過27億美元，並幫助鞏固太陽能電池板、電池和電動汽車的本地化製造中心。實際上，中國同時支持傳統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它既可以鞏固對煤炭的依賴，也可以實現向更清潔能源的飛躍。它接下來扮演的角色，將決定東盟的增長和氣候議程是否相符。 如何平衡安全與能源轉型，答案目前已初見端倪。在印尼的莫羅瓦利工業園區，合作夥伴已啓動一個200兆瓦的太陽能項目，並配備80兆瓦時的儲能系統，為鎳冶煉廠供電。這驗證了一種概念：為重工業配置清潔能源，且具備可靠性。同樣，中國國家電網公司與印尼國家電力公司簽署了電網升級諒解備忘錄，標誌著輸配電投資能夠提升系統穩定性，同時為更多可再生能源創造空間。這些項目仍然是個例。在東盟，中國政府似乎更傾向於長期存在的採礦項目或堅定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而不是更具實驗性的、以可再生能源為中心的項目——儘管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創新和推廣方面擁有優勢。在每一個類似莫羅瓦利的項目背後，仍有數十個傳統的煤炭和天然氣電廠在建或洽談中。中國在煤炭領域的信貸和工程儲備依然雄厚，東南亞各國政府仍然對其垂涎欲滴。在西方合作夥伴無法快速提供大規模優惠融資的情況下，真正的衡量標準將是中國企業是否會將其產能和融資轉向雙重用途項目，且既能保證可靠性又能減少排放。 許多東南亞國家政府飽受電價飆升和停電的困擾，對行動過快持謹慎態度。該地區可能會陷入分裂局面：煤炭用於工廠發電，而可再生能源則在峰會上展示，言辭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逆流非常強勁。然而，這些進軍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嘗試表明，只要中國國有企業和資本以及東盟國內參與者的需求和利益通過審慎談判得到妥善協調，就能取得巨大成功。事實上，中國的角色並非固定不變。 未來之路 2021年9月，習主席承諾停止對海外新煤炭項目的支持。對於負責確定項目和資本部署及融資方式的技術官僚來說，東盟在其外交政策議程中佔據首要位置。對於參加今年東盟峰會的領導人，以及即將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30次締約國會議的談判代表來說，考驗顯而易見。衡量進展的標準並非再次做出承諾或再次提出能力建設的宣傳噱頭，而是合作夥伴，尤其是中國，是否願意支持那些將安全與轉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項目：例如，夜間維持運營工廠運轉的太陽能+儲能項目、持續吸收波動發電量的電網，以及展示清潔能源成為可靠電力的綠色工業園區。 第二個當務之急是，在減排的同時，還必須加強適應能力和韌性建設。東南亞是全球最易受氣候影響的地區之一，面臨著洪水、高溫和風暴等威脅生計和供應鏈的風險。通過強化電網、多元化發電和需求側靈活性等措施來增強韌性的能源規劃，與擴大產能同等重要。中國可以通過擴大南南氣候合作，分享韌性農業、水資源和災害監測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及在其海外綠色金融和基礎設施項目中納入適應標準。這些努力，加上持續參與多邊氣候論壇，將使得中國不僅能夠支持脫碳行動，還能幫助該地區應對生存危機。東盟國家及其私營部門的務實精神值得肯定。該地區不會放棄增長，也不應該被要求放棄增長。它能夠做的，以及合作夥伴應該支持的，是尋求能源安全、氣候雄心和適應能力相互促進的道路。如果東盟在達到排放峰值並增強韌性的同時，能夠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那將是因為中國選擇充當橋梁，東盟選擇引領建設性方向。這是衡量該地區當前的無聲能源衝突能否得到解決的真正標準。

高市早苗正式成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這不僅是性別平權的一大突破，更是日本政局與政策方向的重大轉折。她的上任標誌著一場政治重組與政策重塑的開始，從內部聯盟重構、外交立場轉向，到經濟政策的全面出擊，高市政府正面對一場多維度的試煉。 高市早苗在自民黨總裁選舉勝出後，原本預期與公明黨繼續合作，但公明黨突然退出，使得她不得不尋求新盟友。最終，她選擇與第三大黨「維新會」結盟，雖成功組閣，但代價不菲。維新會提出十二項條件，包括暫緩消費稅與政治獻金透明化，部分要求遭自民黨拒絕，但高市亦作出妥協，如削減比例代表席次、將大阪升格為副首都級城市等。這種「影子合作」模式，雖未讓維新會入閣，卻確保了議會支持，也顯示高市在權力博弈中展現出務實的一面。

「你好黑暗 我的好友 我又來到跟你對話了」 Simon and Garfunkel《寂靜之聲》給予我們這句經典的開場白，也為我們譜寫出一個只懂得服從、不懂得思考的社會之悲哀。 9月10日，美國保守派公眾人物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猶他谷大學遇刺身亡。兩天後，22歲兇手泰勒．羅賓遜被逮捕，隨後被正式起訴謀殺柯克。這一天，子彈取代了言語，戳破了美國「以槍制槍」的迷思假象，再一次劃破了美國曾幾何時為世界廣泛歌頌的「和而不同」文化包裝，並把這位充滿爭議的公共輿論分子一生畫上了殘暴而可悲的句號。 任何一個文明社會雖有各種意識形態百家爭鳴，但民眾總不能訴諸暴力，以暴易暴，尤其是當被攻擊者本身並無動用任何武力。案發後也有不少評論聚焦在柯克的言論自由上。言論自由應當包括免於對人身安全感到恐懼的自由。同時，某些偏激進步聲音指控查理對弱勢社群「精神暴力」、「言論暴力」，實際上為強詞奪理的概念偷換。任何意識形態層面上的「不公」或「侵犯」，皆不能論證違法而僭越基本底線的暴，因為「強化社會偏見」與「實施暴力行為」，兩者之間難以成正比。 是次事件同時反映出的，乃美國當今根深柢固的兩極化撕裂。以特朗普為靈魂人物的「MAGA」運動，傳統上共和黨及民主黨眼中視他們為劣質、反智、愚昧的「鄉巴佬」，9年前更被精英出身的希拉莉評為「一籃子廢物」（Basket of deplorables）。民主黨權貴在過去二十年來的社會進步主義色彩日益鮮明，其擁護的「少數社群」及「覺醒主義」（wokeism）則被MAGA定性為「反美國」的「恐怖分子」，又或是「被共產主義滲透與洗腦」。三十年前，民主共和兩黨政客在公在私仍有不少合作空間與機會，可放下成見，促成「兩黨」共治。然而在財金政治、社交媒體等崛起，以及社經矛盾日益劇烈、兩黨黨內建制日益與基層支持者脫節的背景因素下，國會上曾存有的「禮尚往來」，基本上蕩然無存。 是次嫌疑犯使用子彈上刻畫着數個網絡次文化上的「冷門迷因」（niche meme）。這些迷因要不是根據部分電子遊戲內容改編，便是著名社交平台Discord上廣為流傳的口號。其行兇後與熟悉網友持續對話，以嬉笑怒罵的口吻道出其殺人事實。其具體動機我們暫時無從得知。但從1978至1995年活躍於美國的恐怖分子「大學炸彈客」（Unabomber）到近年因槍殺保險公司一把手而「蜚聲海外」的路易吉（Luigi Mangione），不難看見以一小撮年輕人為主導、以網絡為聯繫的個別社群，對看似「正義」的私刑行使者之崇拜與「迷因化」，正讓他們潛移默化地對暴力判斷「浪漫化」並「正常化」。 兇案發生後，只見進步派、自由派、保守派、無政府派等看官評論家，紛紛嘗試為兇手政治立場「定調」。有的拿着其個人感情生活為「證據」，說其是「左翼的擁護性別平權者」，彷彿支持平權跟支持謀殺必然有其關係。 也有人認為其出生於價值觀保守的共和黨家中，自少受右翼「槍權擁護者」耳濡目染，釀成嗜血習性，從而變成殺人狂魔。然而說到底，這種「左右之辯」價值何在？一宗槍擊案中的疑犯是左是右是上是下是中，又有何代表性？坊間如斯執着於此問題，本身便反映出極度扭曲的思維。 「人民供奉着 自身打造的霓虹神 招牌上形成的字 乃閃動的警號」 在國會聽證會上，有共和黨眾議員表示，「若柯克乃活於《聖經》時代的話，他很可能便是第十三門徒。」與其關係密切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下半旗致哀。有不少MAGA信徒把其描繪成在「覺醒霸權」壓迫下的「殉道者」。然而譴責令人髮指的謀殺，並不代表我們需要「神化」被殺害的人。我們應以實事求是態度去看待其一生功過得失。 2012年，柯克創辦了「美國轉折點」，宣稱弘揚「自由市場、憲法、美國例外」價值觀。此組織名義上為非牟利組織，其薪酬卻高達每年40萬美元，為人詬病。2016年過後，其相繼成立「教授監察名單」及「學校委員監察名單」，以青年為骨幹，揭露進步主義教職人員言論與隱私，向他們施壓，務求清除「校園左毒」。2021年，其在國會山莊暴動兩天前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在華盛頓的示威，將會是美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我們組織了八十輛承載着愛國者的巴士，到華盛頓為特朗普抗爭。」在稱讚其願意「走進校園」去跟異見者辯論之際，我們不應忽略其種種與民主政治核心價值逆向而行的行為。 也有人說，其「腦力強大」、「字字珠璣」，在校園辯論中讓自由派啞口無言。誠然，歐美大學有不少本科生心智尚未成熟，為了取悅「夥伴」或加入「大台」而以各種情緒化論述對持相反意見者進行人身攻擊。在龐大的媒體機器與久經百戰的柯克面前，個別學生自然顯得理虧而幼稚。但這並不代表柯克立論有必然基礎。 其把墮胎等同於「謀殺孩子」，忽略了依賴母體胎兒與能獨立存活的嬰兒之區別；把跨性別人士定性為「精神失常」、要求所有性別肯定手術醫生皆面對「紐倫堡式審判」、要求女性「服侍願意服侍主的丈夫」，而不要「穿得太過露骨」；渲染黑人平權、伊斯蘭主義、「第三世界移民」對美國社會主流所帶來的「威脅」，並把新冠疫情歸咎於中國、否定新冠疫苗效用。這些言詞，看不出縝密的邏輯，只看到濃厚而鮮明的意識形態，讓其深受認定「自由派」為美國毒瘤的受眾認同。 若花更長時間去觀察其「辯論表現」，不難發現其訴諸傳統、約定俗成、大眾意見、其眼中的「常識」等的辯證習慣，絕非優秀思辨者應有之態度。 當然，這些謬誤落差絕不可構成謀殺柯克的理由。借用作家霍爾（Evelyn B. Hall）對伏爾泰的描述：「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衞你說話的權利。」真相未必愈辯愈明，但把辯手消滅，乃最卑劣之極權性舉動。 「無眠夢中 我獨行着 石板街道上 街燈光暈下 迎着濕寒風 我翻起衣領」 知名主持人Jimmy Kimmel在深夜清談節目中就着保守派對是次事件的反應，提出了尖銳評論。其提出MAGA運動急不及待地跟槍手「割席」、化柯克之死為政治籌碼，並指出白宮主人似乎對摯友去世並沒有太多悲痛。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Brendan Carr立即對其言論強烈譴責，並威脅對節目所屬電視台作出相應懲罰。節目隨即被高層勒令停播，美國國內清談界人心惶惶。 全國上下也有個別學者，因在網上發表幸災樂禍言論，又或是嘗試為柯克兇手行為「合理化」，而被「舉報」、警告，甚至開除。是次兇殺摧毀了一個完整家庭，其所帶來的炒作及「政治正確」氛圍卻摧毀了美國曾經舉世矚目的輿論胸襟。這些時事節目主持人、零星學者的言論自由界線，又應當如何劃定？有些人可能會說，「言論自由並不代表可以嚴重冒犯他人」，也「不代表可以不尊重已逝者」。 然而可悲的是，此時此刻持這些說法者，其他情況時卻未必會同意以「冒犯」、「尊重已逝者」作言論限制的基礎。數個月前，共和黨參議員Mike Lee把猶他州民主黨州議員Melissa Hortman及其丈夫的謀殺，歸咎於「馬克思主義者」。一小時後，其把兇手閉路電視模樣呈現出來，並賦予充滿反諷的標題「華茲街噩夢」（華茲乃前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其即使受到民主黨強烈批評，卻並沒就言論道歉，更甭論問責辭職。 大剌剌地批判「左膠」「玻璃心」者，是否也得提升抗壓能力，不要變成自己最討厭的人？這些被體制或在社會上受「社死」滅聲者，固然人身安全並沒有受到威脅，也不能跟柯克遭遇作任何直接比較──但真正尊重任何人發聲的權利者，必不能因其具體立場或價值觀而有所「雙標」──否則的話，「言論自由」則只會淪為針對政治對手、妖魔化他們一舉一動時所選擇性動用的工具。 「赤裸光線下 只見成千上萬人 在說話 卻言之無物 在裝聽 卻似聽非聽 在寫歌 無人敢唱的歌」 美國人民選出了一個總統。穿上隱形新衣後，總統成為了國王。 然而國王所管轄的領土，失去了包容、喪失了求同存異的條件、變成一個你死我活的鬥獸場。漆黑的夜空下，萬籟俱寂。 「無人敢騷擾 寂靜之聲」

中國的經濟面臨的壓力已經影響其全球貿易夥伴，尤其是歐洲。就中國貿易前景而言，它的“反內卷”能告訴世界什麼？ 學者黃宗智和杜贊奇首次將“內卷”概念引入中國研究領域時，他們分別用它來解釋家庭農業的主導地位，並描述鄉村政府的稅收實踐——這些實踐反過來刺激了部分地區的過度、極端和低效競爭。 2010年代後期，“內卷”一詞迅速流行於網絡討論，成為就業市場惡性競爭的代名詞。作為一名與眾多優秀中國青年共事的教育工作者，我聽到過不少關於“內卷”是否“有用”的故事。正如著名學者項飈所言，那些對就業前景感到焦慮的大學畢業生，只能從“不斷自我加壓的死循環”視角，來看待自己的就業機會。 四年過去了，“內卷”問題已成為官方討論的焦點。去年12月，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廳常務副主任韓文秀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部分行業“內卷式”競爭問題加劇，產品價格下跌，導致企業經營困難，行業陷入困境。 今年5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羅文誓言將嚴厲打擊外賣企業之間的內卷式競爭。最近幾個月，外賣企業的利潤率大幅下降。事實上，部分科技巨頭8月份公佈的業績令人失望，表明採取補救措施刻不容緩。 7月1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直言不諱地批評“低價無序競爭”。企業之間無休止地競相提高產品質量，同時降低利潤率，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最終導致了兩個極其有害的後果。首先，壓力導致價格上漲被嚴重拖延，從而抑制了國內消費，以至於領導層將通貨緊縮視為明顯的風險。其次，資源過度集中在收益遞減日益明顯的行業。 許多觀察中國人士認為，通貨緊縮、收益遞減以及（或許最令人擔憂的）這種完全不可持續的運作方式可能影響私營部門和企業家的信心，是當前圍繞修改《價格法》的各類討論的背後原因。修改後的《價格法》可能對免費贈送之類的燒錢行為做出更嚴格規定，並對違法行為施以更嚴厲的處罰。 如果一家公司選擇降價，同時提供同等（甚至更優質）的產品，所有其他公司都不得不效仿，以免市場份額被競爭對手搶走。只有政府這個聲音響亮、引人注目的執法者才能終結這種低效的惡性循環。 “反內卷”與外交政策有何關係？ 純粹從國內經濟和產業角度來看待“反內卷”很容易，但那是錯誤的。事實上，如果希望全面解讀近期的一系列政策，就必須考慮影響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大外交因素。 中國在先進製造業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和明顯優勢，尤其是在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和鋰電池這“新三板”領域，但在某些外國市場引發強烈擔憂。中國製造業巨頭提供的平價耐用產品讓歐盟消費者和家庭獲益匪淺。但是，優質廉價的可再生能源產品大量湧入，激怒了市場上許多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本國龍頭企業和競爭對手。 鑒於目前中歐關係緊張的現狀（其根源並非所謂中國製造“產能過剩”，最重要的因素是持續不斷的俄烏戰爭），中國將工業和貿易政策視為少數能尋求雙方妥協的領域之一。事實上，中國在控制生產方面的示好並沒有被忽視。今年7月，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在一次講話中，用非常含蓄的措辭勉強伸出橄欖枝。她承認“中國國內正就過度生產和無序壓價進行嚴肅辯論”，並且中國“（知道）國內挑戰不能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來解決”。 避免激怒歐盟和其他貿易夥伴可能不是中國領導層推行“反內卷”治理的首要考慮，但它無疑為推動外交部和國家發改委釋放更多支持監管的言論和信號發揮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的言論表明，中國要將自己定位為全球宏觀經濟治理進程中的負責任國家。事實上，新發佈的“全球治理倡議”概念文件表明，中國希望將自己定位為“主權平等”的捍衛者。儘管全球治理倡議仍是一個內容模糊且尚不成熟的概念，但其意圖顯而易見。中國渴望糾正外界對中國的印象，即中國僅是一個強大、令人贊嘆且快速發展的國家。它希望樹立負責任利益攸關方的印象，儘管採取的方式可能與美國前副國務卿鮑勃·佐利克設想的不同。 從這個角度看，對中國低價出口品激增且可能取代本國產品越來越警惕的東盟各國政府，也對這種遠離“內卷”的重新定位表示歡迎。東南亞經濟體與中國供應鏈的聯繫日益緊密，但當地製造商仍對自身中長期競爭力感到擔憂，政府也擔心當地人的就業前景，因為中國同行表現卓越，面且它們有大量員工是中國人。 毫無疑問，其他全球南方國家也抱有同樣的擔憂，儘管程度較輕，其中包括中國渴望看到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多邊組織（如“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因此，要獲得這些國家的更多支持，就需要證明推動對華貿易不一定意味著加大戰略進口依賴，尤其是在這個充斥著工具主義和不信任的地緣政治時代。中國企業，乃至中國政府，必須更加積極地為外國企業留出發展空間，使其在國內市場佔據一席之地。建立合資企業和合作夥伴關係，更加平等地共享技術和人員培訓，或許是這方面最理想的運作方式。 這對於海外批評言論有何啓示？ 中國政府並非一直反對使用“產能過剩”一詞。事實上，該詞在國務院2013年10月發佈的《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中佔據了顯著位置。該文件承諾在“產業升級運動”中大力推行供給側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日報》稱贊這一運動是政府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的“強硬舉措”。 十年之後，中國媒體稱，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完全站不住腳。考慮到中國政府為遏制2010年代中後期激增的過剩產能——包括化工、黑色金屬和有色金屬（如鋼鐵）的中端製造——而採取的重大舉措，這種憤怒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十年之後，中國媒體稱，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完全站不住腳。考慮到中國政府為遏制2010年代中後期激增的過剩產能——包括化工、黑色金屬和有色金屬（如鋼鐵）的中端製造——而採取的重大舉措，這種憤怒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自從“產能過剩”進入中歐關係（以及中美關係少數領域）的詞典以來，在中國看來，它已成為“抹黑”中國的代名詞，旨在抹黑中國在未來關鍵產業取得的顯著進步。該問題提出的頻率越高，就越不可能就此取得突破和合理的妥協，因為中國官員會將任何讓步視為投降。 另一方面，這一事件也為理解中國政策制定的本質提供了兩個深刻教訓。首先，對於具體的政治經濟政策在內政外交方面的政策依據，人們有著明確的認可和認知。 其次，那些主張中國應該反思本國產業政策（如果中國確實這麼做）的人，與其在道德層面用尖銳且不合時宜的言辭闡述“經濟再平衡”的理由，不如呼籲並承認（或許私下）中國政府的利益。事實上，他們應該進一步解釋為什麼打擊“內卷”也符合政府的利益。畢竟，說服的目的是啓發而非否認對方的利益。 中國對外國企業家的響應和開放程度，顯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但一定程度上，它會受向相關言辭的影響。 總而言之，如果中國政府解決“內卷”的決定能夠長期堅持下去，那麼無論對中國私營企業家還是全世界企業家來說，它都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