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裕舜

2024年7月29日早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跟東帝汶總統奧爾塔（Jose Ramos Horta）會面，舉行雙方會談。此乃東帝汶立國以來，最高元首首次訪華。習近平指出，中方願與東帝汶朝着「三個更高」目標發展──一為深化戰略安全協作、二為強化產業、基建、糧食、民生四大方面的合作、三則為以「南南合作」原則為核心，推動在多邊組織層面上的配合與合作；中方願意沿着以上三大綱領，施展包括東帝汶在內的雙邊及多邊合作。 當時有位在雅加達的資深外交研究人士問我，為何中國對「小國」如斯重視，會給予他們如此高規格的接待？一時記不起印尼與東帝汶之間敏感關係的我，便根據我對代中國外交模式的認識老實作答：「南南合作」不但是關鍵的宣傳論述，更是中國對外關係的核心綱領。無論國大國小，只要對方願意與我們坦誠相待，我們都會以最高規格模式去接待他們。不論是吉布地還是塔吉克斯坦，姑勿論他們人口大小，中方都擁有廣闊胸襟及戰略智慧，去給予他們應有應得的尊重。 某中東國家資深官員便曾跟我說，「某些國家部長去到華盛頓，可能只獲助理國務卿或其首席助手接見。來到北京，卻能跟政治局委員（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會面，擁有上賓待遇。官員也是人，也有最基本的自尊。在這種『禮儀外交』攻勢下，久而久之，聯大上親近中國代表立場的，自然愈來愈多。」有的說，此乃「農村包圍城市」。然而隨着世界經濟中心逐漸往東（亞洲）及往南（發展國家）轉移，誰是農村、誰是城市，還有待分曉。 當然，這並不代表中國的領導不能跟曾經傲慢「俯視」自身的「全球北方」國家平起平坐。上周習主席跟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正彰顯了中方如何在不就涉及核心利益做出任何讓步下，找出能讓特朗普欣然接納的階段性「通解」，從而紓緩華盛頓對中國雜亂無章的反噬，並讓雙邊關係止跌回穩。 一，東盟身份對東帝汶發展的重要性 東帝汶2022年的主要出口市場為中國、印尼、日本，出口品大多數為原油、天然氣、咖啡及廢鐵。其主要進口夥伴則為印尼、中國、新加坡及澳洲，主要商品種類則為煉油及各種各樣的車輛，間接反映出島國中欠缺具規模而能讓其能源提煉上自給自足的輕重工業。 加入東盟，理論上能大量降低該國出口至印尼及泰國以外的八個市場，當中又以購買力較強而本身與東帝汶已有深入經貿來往的新加坡為甚。作為一個進口遠大於出口的國家，隨着貿易壁壘、進入及離開該國投資門檻順應降低，當地理應能迎來投資者及生產商進駐，從而為當地居民提供就業。然而以上分析，卻忽略了東帝汶人口貧乏、基建嚴重不足、八成就業皆與農業工種綑綁等結構性問題。要從東盟其餘國家吸引人才、資本，不但需要更多運輸及對接，更需要他們看見當地發展的獨特潛力。 也有的說，東盟間的免簽政策促進有助於東帝汶人才走出去、也可鼓勵更多東盟旅客到東帝汶探索當地的自然風景、歷史遺跡、文化傳統。現時東帝汶只向東盟原十國中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老撾國民提供三十天免簽。加盟過後，其也可逐漸向菲律賓、越南這兩個人口大國打開大門，並嘗試與當地旅行機構「統一戰線」，鼓勵更多「東帝汶+1/2」旅行團及路線的推廣，從而吸引東盟以外的旅客。然而去過首都帝力的旅客都知道，當地只有一間像樣的五星級酒店（每晚價格絕對不便宜，跟香港老牌五星有可比性）。沒有配套、沒有訓練、沒有最基本的媒體曝光的話，當地旅遊業難以確實開展。生態旅遊與文化旅遊有其可取性，卻需要具訓練的專才落實。…

面對美國的敵對行為，中印緊張關係似乎正在解凍，但雙方還無力實現真正的緩和。 今年8月天津上合組織峰會期間，習主席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會晤。許多評論人士認為，此次會晤預示著中印關係可能“重啓”。他們同時認為，此次會晤意味著雙邊戰略關係可能得到鞏固和深化。 雖然會晤為雙邊關係的戰術性重啓提供了關鍵契機，但並未對中印關係走向正常化做出實質性調整。雙方建立了一個基礎，但這個基礎十分脆弱。 峰會一周後，巴西召開了金磚國家領導人特別峰會。莫迪派出經驗豐富的外交官蘇傑生作為代表。巴西和印度借此機會批評某些地緣政治行為體將貿易和金融武器化，從而“增加了貿易壁壘，使交易變得更加複雜”。但是，兩國都避免公開譴責美國。 過去兩個月，莫迪曾致電為特朗普慶生，委託蘇傑生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見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並在10月初肯定了兩國貿易談判取得的“良好進展”。特朗普反復無常的言辭和姿態明顯損害了兩國關係，而且印度公眾普遍認為，莫迪的反對者也部分認為，這體現了他內心對印度的漠視。但是，印度仍然不願脫離美印之間長期存在的經濟關係，以及尚處於萌芽階段的軍事安全夥伴關係。 中印關係重啓的巨大風險 對中印兩國領導人而言，設定底線有非常明顯的戰術意義。對此，近期的討論出現了兩種主要解釋。 第一種觀點認為，特朗普在貿易政策中對印度的武斷對待、在烏克蘭戰爭和印俄夥伴關係問題上的雙標，以及在四方安全對話等小型多邊組織問題上的搪塞，助長了印度內部長期存在的、擔心美國對該地區戰略承諾的聲音。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包括國家安全顧問阿吉特·多瓦爾和外交部長維克拉姆·米斯里，都主張對華採取更務實的態度，這對推動轉變發揮了關鍵作用。首先，多瓦爾牽頭與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進行了多輪會談，最終在8月就邊界問題達成十點共識。 第二種觀點暗指中印兩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日益增長，東盟（夾在中印之間）、拉丁美洲、非洲、中亞和西亞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地緣政治地位不斷上升，以及，中印兩個大國在合作推進這些地區的全球治理方面存在共同利益。雖然中國官方言論熱衷於支持這種觀點，但中國俗語“同床異夢”體現了它的局限性，表明它無法作為兩國真正結盟的基礎。兩國政治領導人正在激烈爭奪對崛起的全球南方的影響力。中國靠的是製造業產品和基礎設施發展，印度則憑借其新興市場、人口和人才紅利以及服務業優勢。 雖然中美關係仍然是中國世界觀和戰略力量的重要支柱，但對中國領導層來說，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和全球治理結構中的地位也日益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這種側重點的轉變，體現於中國領導層近年推出的四項全球倡議。這些倡議的地域範圍更加分散，主題更加廣泛。它們對鞏固中國政府彰顯合法性的努力至關重要，它不僅面向國內，也旨在爭取全球南方，中國渴望獲得它們的認可。…

10月26日，東帝汶（Timor-Leste）正式加盟東盟，成為第11個成員國。東帝汶乃位處印尼群島與澳洲之間的群島國家、其「主島」部分與印尼西帝汶部分把帝汶島一分為二。全國人口只有約135萬人（不到兩個沙田區總和），乃東盟中除了汶萊以外人口最少的國家。按人均生產總值計，該國敬陪東盟末座，比深陷內戰及軍政獨裁的緬甸及長年生產力疲弱而人口流失嚴重的老撾還來得更低。 對該國不少熱中進一步對外國際貿易開放及引進外資者（包括現任總統奧爾塔Jose Ramos-Horta）的人士來說，東盟此擴充被視為是對該國政治地位的正式認許，總算是還了他們數十年所爭取的心願。同時，此舉動對東盟在有關全球南方的論述構建與對外道德權威方面有其顯著貢獻，也讓這相對「國齡」年輕，也是亞洲最貧窮之一的國家，理論上開啟了通往與鄰國貿易協作深化與戰略共融的大門。 當然，理想是理想，現實是現實。東盟能否有效地「同化」及「接納」東帝汶，同時防止現存內部矛盾被激發，都是諸成員國領袖需妥善回應的關鍵問題。連續兩周，我們將就着東帝汶的過去、現在、未來進行詳細分析。 一，歷史波折中一路走來的東帝汶 最早期在帝汶島上定居的人類先祖，可追溯至公元前約四十一至四十三世紀的西太平洋群島遷徙者。接下來3萬多年中的數波「海外」移民為當地帶來了新技術、新文化，以及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原始貿易往來。宋朝《諸蕃志》中便曾提到「底門國」的存在──當時帝汶島並沒分成東西兩國，純為一體。島上盛產檀香樹，並在元代期間分裂成諸多小王國，當中以母系制度的「韋哈勒」（Wehali）為首。諸多王國之間固然形成約定俗成的共處秩序，卻未能團結一致地抗衡外敵。 正因如此，當第一波葡萄牙商人與傳教士於十六世紀相繼抵達帝汶島之際，當中具備相對政治野心的，便把帝汶島視為一個便捷資源補充地，以支援他們在東南亞其他諸島的殖民工作。葡萄牙與荷蘭戰爭爆發之後，前者進行戰略收縮，並嘗試鞏固其在帝汶島絕大部分的控制權，並把島上多國分成西部的西比奧（Servião）及東部的貝羅斯（Belos）以來分治。 接下來兩百多年的葡殖統治，並沒有為帝汶島東部地帶創造太多的基建發展或生產力增長，更遑論經濟豐收。里斯本把東南亞內絕大多數的戰略部署與精力投放在與荷蘭及其他地方勢力（包括南蘇拉威西的土著部落與傳教士）的明爭暗鬥，以捍衞其視為更關鍵的印度大陸利益。1859年所簽署的《里斯本條約》，讓葡萄牙與荷蘭的腥風血雨暫時告一段落，也讓葡萄牙正式接管帝汶島東部，並在及後數十年把帝汶管轄權從身為「一級殖民地」的葡屬印度與葡治澳門轉移至里斯本中央手上。同一條約也把西帝汶歸入了荷蘭東印度（大概為今印尼領土）之內，開啟了帝汶島上「荷葡共治」篇章。 二十世紀初，經歷了軍官斯里瓦（José Celestino…

坐在觀眾席上的800人，都是這個神秘大國頂尖翹楚。他們手中掌握着的資源、人手、情報、金錢、武器，足以讓世界各處烽火四起、對手不寒而慄。通過750個軍事基地、他們布下覆蓋超過80個國家的天羅地網，掌控着世界絕大多數土地上的海、陸、空霸權，代表着其國家政治中最「不能說的秘密」──控制議程、外交政策，以及資源調撥的軍工複合體。 台上站着一個人。此人未曾真正地馳騁沙場，卻擁有着在電視熒光幕上曝光的豐富經驗。其從未擔任過軍隊中的高級將官，卻在其老闆重回寶座之際，趁勢而入，成為執掌其政府理論上最為重要的幾個部門之一。 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若我們的敵人選擇錯誤，選擇挑戰我們，他們將會被我們的暴力、精準及威武摧毀。這樣說吧，對任何挑釁者來說，我們『十倍奉還』！」 說這句話的乃美國現任「戰爭部」（國防部新別稱）部長，前霍士新聞評論員赫格塞思（Pete Hegseth）。上星期二，總統特朗普召集了世界各地的高級美軍將領到匡提科基地開會。長達50分鐘的演講中，部長表示對「肥胖將軍與士兵」零容忍，並同時譴責「多元文化」、「性別身份平權」（LGBTQI+）、覺醒文化（Woke-ism）等保守派向來針對的對象，並廢除對女性設置不同考核，按男性標準執行。 這篇演講被視為揭開了特朗普「軍建」序幕，為其清洗疑軍隊高層作出鋪墊。演講過後兩日，一名上將及一名司令相繼辭職。 舊時王謝堂前燕，今受王莽胯下辱。 一、把體制之刃指向異己 特朗普在演說中，煞有介事地提到了「內部」敵人。他直白說，「我們應該用（美國本土）危險城市的一部分作為我們軍隊的訓練場。」上任以來的9個月，特朗普把國民警衞隊先後調動至洛杉磯及波特蘭市，以回應當地不穩局勢。過去周末，他也提出委派300名警衞兵至芝加哥，以「處理」抗議其非法移民政策的諸多民眾。值得注意的，這些城市都是民主黨重點票倉、示威者主要組成也自然是進步派分子居多。有的說，是特朗普把選舉民主的秩序與文化根基接二連三地連根拔起。也有的說，美國過去數十年都是由權貴財閥把持政權，特朗普純粹是把財力兌換成軍事武力，從而開拓他新時代的美國夢。…

「我非常感激及完全贊同特朗普總統對印美關係的正面評價。」 「我深信我們之間的貿易協談將能釋出印美合作的無限潛力。」 過去十天，印度總理莫迪就美印關係作出一連串公開評論，讓部分認定雙方鴻溝不可修復的旁觀者再一次驚訝不絕。然而接上周所言，特朗普率領的白宮也許短中期內「失去了」印度，但這卻並不代表印度將會「轉投」所謂的「疑西」陣營，更甭提跟西方徹底切割，變成一個所謂的「反美」或「反歐」先鋒。上合組織的「勝利會師」後，莫迪婉拒出席巴西召開的緊急金磚國家會議，派了親美派外長蘇傑生赴會，也反映出其「兩邊押注」的本性。 即使美印關係近幾個月來出現鮮明張力，印度當局依然頻密地跟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高層接觸，確立深化合作的意圖。除了美國及加拿大外，印度跟「五眼國家」中的其餘三眼英、澳、紐維持高度緊密來往。而自天津峰會以來，美印間議會及高級技術官僚會面不斷──新德里巧妙地利用中印俄關係「突破」作為新的談判籌碼，意圖讓華盛頓就關稅問題作出讓步。 固然過去半年特朗普的莽撞必然令莫迪對特朗普心存芥蒂，也會尋求跟中、俄等國家重塑關係──然而與各方維持關係熱度的精緻利己主義乃印度根深柢固的外交方針。暫時築底的中印關係依然相當脆弱，暗湧處處。因此，推斷印度放棄「與西行」而即將「往東看」者，未免太快蓋棺定論。 一、中印關係修補，主要並非特朗普之功 莫迪2014年上台後首5年，曾到訪中國5次。其深諳中國製造業對區域供應鏈的重要性，也想藉着中印科技與貿易合作，從而拉動國內（尤其是屬其票倉的北部地區）經濟轉型與增長。印度執政黨與反對黨對世界研判中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便是，中國過去20年的「騰籠換鳥、築巢引鳳」乃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竅門。然而2020年中印邊境爆發衝突，善於挑動卻同時依賴國內極端民族主義的莫迪從而把中印合作「輕輕放下」，並對華採取對抗性更強的政策與論述。 5年過後，中印關係吹起一股和風，有不少評論認定乃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功勞」。但此說法忽略了兩國間早在特朗普回巢前已出現的轉捩點。去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跟莫迪在喀山舉行金磚峰會期間見面，中方強調中印為「文明古國、發展中大國、全球南方重要成員」，一來為雙邊關係賦予更鮮明的象徵與倫理意義，二來也是為兩國之間一直默默耕耘的民間商界與金融界人士提供肯定。從中共角度而言，向印伸出橄欖枝乃符合當前中央外交工作對「南南合作」及「周邊國家」的重點定調，把中印矛盾從曾經的「次要矛盾」淡化成南方崛起「目標一致」的「方法分歧」。經歷了大選挫敗過後的印人民黨高層則立志要專注精力提升經濟產能，促成青年就業，從而防止更進一步地被反對陣營蠶食支持根基。在這前提下，引進中國資金與企業技術、擴大對中國市場的出口、穩定包括孟加拉、斯里蘭卡及尼泊爾（印度的「周邊」，卻也在過去數年相繼陷入嚴重動盪）在內的地緣局勢，對印度當權者百利而無一害。 更何況在飄忽不定的「狂人」回白宮前，前總統拜登所推崇的「價值觀外交」已開始令不少「印度教性」（Hindutva）的印北政治權貴對華盛頓產生反感。2023年，印度情報機關被加拿大政府指控為在該國領土上刺殺錫克教的異見分子，讓身為加拿大盟友的拜登在G20峰會上與莫迪不得不提及這件事。2024年，美國國會開始出現各種聲音，要求拜登向印施壓，讓其就事件澄清並道歉。篤信所謂的「美加友誼」的民主黨體制派，即使面對中美印三國博弈的大格局，也不得不向新德里提出交涉，自然引起印度疑美派的注意，也激發起原本對美相對中立的技術官僚之反感。 二、印度高層的幕僚政治對中美站位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