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黃裕舜

中國與歐盟達成協議，以最低售價取代電動汽車關稅，這反映了中國在經濟和外交戰略層面的大調整，其目的是緩解貿易摩擦，並在美國領導力存在不確定性情況下重建與歐洲及其他美國盟友的關係。這一舉措成功與否，將取決於中國能否解決貿易的持續失衡和地緣政治問題，而不是認為與美國關係緊張就會自動轉化為同北京加強合作。 1月12日，中國商務部宣佈與歐盟就電動汽車出口達成協議。這項協議標誌著中歐各國和產業界曠日持久的談判取得了歷史性成果，它反映了雙方貿易爭論的傾向，而這場爭論過去三年主導著世界第二和最大經濟體之間的互動。 協議夯實了擬議中的歐洲對華汽車關稅改革，代之以有效的最低售價，即儘管中國汽車製造商及其貿易合作夥伴無需向歐盟成員國直接繳納關稅，但向歐盟出口的汽車必須高於規定售價。 分析師們迅速發表了各種評估。雖然這些企業的市場份額短期內會受到衝擊，但這一干預也許有助於阻止中國汽車製造商陷入兩敗俱傷的價格戰，進而提高它們的長期收益。 然而，正如我去年9月指出的，這些評論忽視了中國對讓步所持的開放態度，這在幾年前或許是不可想象的。它表明中國試圖進一步推進“反內卷”，且該舉措有著獨特的外交政策維度。 長期以來，歐洲各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所謂“不公平補貼”和保護主義政策深感不滿。當然，這種感受是相互的。 Drop files to upload…

1月12日，中國商務部宣布已與歐盟（EU）就對歐電動汽車出口達成協議。該協議是中國與歐洲國家及行業參與者之間長期艱苦談判的歷史性成果，也反映了過去三年來這場主導全球第二大與第一大經濟體互動的貿易爭論所具有的微妙本質。 該協議實際上徹底改變了歐洲擬對中國汽車徵收關稅的計劃，取而代之的是實質性的價格下限——內地汽車製造商只能向歐盟成員國出口超過規定價格的汽車，但他們及其貿易夥伴將無需像徵收關稅那樣直接向成員國繳納稅款。 分析人士迅速給出了各自的評估。儘管這些企業的市佔率在短期內可能會受到削弱，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干預很可能被證明具有建設性，因為它能阻止中國汽車製造商陷入互傷性的價格戰和惡性低價競爭的怪圈，從而提升其長期利潤率。 然而，正如我在去年九月指出的，此類評論忽視了一個事實：北京對這種讓步持開放態度（這在幾年前可能是無法想像的），正說明了其試圖推進一場更廣泛的「反內捲」運動，而這場運動同時具備鮮明的外交政策維度。 長期以來，歐洲各國首都對其所認為的中國當局實施「不公平補貼」和保護主義表達了強烈不滿。深受打擊的中國政府則反過來指責歐盟對中國資本設置歧視性的「貿易和投資壁壘」。雙方對彼此所謂的「貿易武器化」都感到不悅。當然，這種不滿是相互的。 然而，變革的風浪正自由而猛烈地吹拂著——不僅在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中如此，在中國與一些傳統上被廣泛視為美國堅定盟友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中亦是如此。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Felipe VI）在兩位部長的陪同下於11月訪問了北京。一個月後，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緊隨其後，並在中國西南地區的訪問行程中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歐盟發布公告幾天後，加拿大領導人馬克·卡尼（Mark Carney）對北京進行了歷史性訪問，這是現任總理九年來的首次訪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讚揚了過去幾個月雙邊關係實現的「逆轉」，雙方均尋求放寬相互的貿易和投資限制；官員們稱這次會晤「影響深遠且具歷史意義」。卡尼強調要將加拿大外交政策重新定向於一個「新世界秩序」，這非常明確地表明了渥太華方面根本反對其南方鄰國對其施加的反覆無常的誘騙和要求。…

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期訪華，通過加強貿易、投資和科技合作鞏固了雙邊關係，但是，雙方在烏克蘭和先進技術轉讓等爭議問題上似乎未取得突破。這說明瞭中國的謹慎。儘管馬克龍表達了“新戴高樂主義”戰略自主和美中之間“第三條道路”的願景，但法國國內的結構性約束以及跨大西洋關係的持久重要性，限制了其方案的實質性影響。 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12月訪問北京，這是他第四次訪華。官方媒體對此次會晤贊不絕口。《中國日報》盛贊馬克龍此行旨在“加強聯繫，促進全球議題合作”。另一篇文章指出，貿易是“深化中法關係”的關鍵動力。習主席也稱贊法國是中國“不可或缺的經貿夥伴”。鑒於中國與全球北方的裂痕越來越大，在中國政治話語中這種措辭已很少用於北方成員。中法兩國簽署了12項協議，涵蓋核能、大熊貓保護等諸多領域。 馬克龍的“新戴高樂主義” 然而，在俄烏衝突以及歐洲巨額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上，雙方沒有取得重大突破，而這些都是布魯塞爾近年來高度關注的，馬克龍也有效傳遞了歐洲的關切。中國高層重申他們“支持一切旨在實現停火、恢復烏克蘭和平的努力”的長期立場，但並未承諾做進一步的實質性讓步。 我博學的朋友塞巴斯蒂安·康丁提出“軌道雙極性（orbital bipolarity）”概念，它可以用來比喻馬克龍試圖成為讓兩極都歡迎的使者，基本做到與它們同步，同時讓自己的國家和政治遺產利益最大化。 遺產利益最大化。 在中國看來，法國扮演著抽象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角色，體現了中美二元對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面對中美動蕩和對抗性的雙邊關係，法國可能成為中立區域和紐帶。 法國總統及其核心圈子顯然歡迎這種象徵性的肯定。事實上，他的策略性立場反映了其長期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的意識形態承諾。在官方發佈的總統照片中，他與法國國旗和歐盟旗幟並肩而立，旁邊還擺放著二戰期間自由法國的反抗領袖、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開國元勳夏爾·戴高樂的回憶錄。 戴高樂特立獨行，冷戰初期就要求在北約享有與美英一樣的地位，並在1966年選擇退出北約的一體化軍事指揮體系。他主張歐洲應服務於歐洲人，而不是美國、蘇聯或任何其他利益集團。…

去年12月，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訪問了北京——這是他第四次訪問該國。他的行程前往了北京與成都，在後者，他的中國同行、國家主席習近平採取了罕見的舉動，在首都以外的城市主持活動並迎接外國元首。 國家官方媒體對此次會面讚譽有加。《中國日報》稱讚馬克宏的訪問「加強了紐帶，促進了在全球問題上的合作」。另一篇文章則談到推動貿易以「深化中法關係」的核心驅動力。習近平本人讚譽法國是中國「不可或缺的經貿合作夥伴」——鑑於日益加劇的裂痕，這種語言在中國針對全球南方以外成員的政治話語中已越來越罕見。雙方在從核能到熊貓保護等諸多範疇上簽署了12項協議。 馬克宏的新戴高樂主義傾向 然而，在持續進行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以及歐洲與中國之間龐大的貿易逆差等議題上，幾乎沒有取得重大突破——這兩者都是布魯塞爾近年來急劇關注的主要議程，而馬克宏實際上扮演了歐洲關切的傳聲筒。中國高級領導人重申了其長期以來的立場，即「支持所有為達成停火和恢復烏克蘭和平所做的努力」，但並未做出進一步的實質性讓步。 我的學者朋友塞巴斯蒂安·孔廷·特里洛-菲格羅亞（Sebastian Contin Trillo-Figueroa）提出了「軌道雙極性」（orbital bipolarity）的概念；使用這個比喻，人們可以認為馬克宏試圖讓自己成為兩個兩極都歡迎的使者，以大致相同的頻率圍繞它們運行——並寄望於此舉能為他的國家和自己的政治遺產最大化地獲取好處。 相應地，在北京眼中，法國扮演著抽象但具有戰略意義的角色，即體現了中美二元對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在美中 volatile…

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的對華政策旨在平衡經濟參與與安全考量，同時試圖結束英國在對抗與妥協之間搖擺不定的傾向。然而，這種模糊的信號已引發國內對華鷹派與北京官員的共同批評。中英關係能否取得實質進展，將取決於能否開展具體的合作，而非僅停留在言論或象徵性的高層訪問。

「舊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此時此刻，乃群魔亂舞的時代。」 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撰寫這兩句時，正身處墨索里尼法西斯獨裁統治下的監獄。舊有的資本主義受權貴、財閥壟斷，未能為普通老百姓帶來溫飽。受殖民帝國所支撐的霸權主義，在各大歐洲勢力中蠢蠢欲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歷，並沒有讓各國領導遠離戰爭，更加劇了他們對血的嚮往與興奮。西方左翼被困在工人貴族利益與西方優先的兩座大山下，只懂得膚淺意識形態鬥爭，而忘記了全球解放的重要性。進步力量受內部滲透、被策反、撕裂等因素，難成氣候。德國、意大利，身處遠東的日本帝國，逐漸被軍國主義、民族主義、極端主義等「群魔」壟斷。 這兩句，卻也能套用在今時今日的世界格局中。曾幾何時被視為「歷史終結」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其所衍生的「自由國際規則」，在過去十年迎來自身的「終結」。特朗普肆無忌憚的淫威，純粹是一個表象，而非此秩序結束的主因。然而美國在貨幣、軍事，甚至市場規模及輿論塑造的單邊霸權，依然根深柢固。 一、 特朗普的「短利投機主義」乃美國當代政治的病徵 美國最新公布的《2025國家安全戰略》蘊含着就特朗普2.0「外交」思維的不少訊息。 當然，若讀者把其中所提到的一切說詞潤飾視為確實承諾，這未免「太年輕，太簡單，有點天真」──且問這位總統歷年以來的生意夥伴，他所作出的承諾之含金量。然而箇中對具體問題的定性、對議題先後的排序、對戰略核心的聚焦，仍能反映出特朗普現時身邊親信的幾點主要看法。 一，白宮視美歐傳統的綑綁性關係為一種負累，不但要求歐洲在軍事安全上提升自身裝備實力，更責令歐洲政府正視內部「文明覆滅」（部分美右翼政客認為歐洲正被從中東及非洲等地的大規模移民導致「人口更替」），並直白指出，有意在歐盟內部扶植「抗衡歐洲如今路向的勢力」。曾看似堅不可摧的北約共同體成員，如今卻可能要迎接美國對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東南亞諸國過去數十年經常面對的貼身「政權演變」服務。固然促進俄烏和平被列為重中之重的目標之一，但《戰略》並沒就烏克蘭戰後安全作出任何承諾，甚至指控歐洲部分領導「對戰爭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要求全面盡快落實停火。歐盟部分自認「知美派」也許會作垂死掙扎──「特朗普是過渡性人物，美歐乃價值同盟，情比金堅！」看來，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二，特朗普本人深知中國對美國顧客、投資者、跨國企業的重要性，也無意尋求與華徹底脫鈎或兵戎相見。然而其團隊中充斥着對華各種戰略敵視。在兩者中間落墨的巧妙平衡，相當鮮明地呈現在《戰略》文件中──最大公約數當然為「貿易」議題。第19至24頁有關亞洲部分並沒有就盟友關係作任何認真處理（日本出現五次、澳洲三次、印度三次、南韓兩次、菲律賓零次），對東盟這個7億人口11國組織更是一句不提。一切在亞洲的戰略部署皆圍繞着中國展開，而經貿部分佔三頁半、軍事只有一頁半。至於金融與科技安全等具體操作，明顯對白宮主人及核心幕僚沒什麼重要性。在台海議題上，文件把半導體與第二島鏈並列為他們「防止台海衝突」的主因、戳破了拜登任內對所謂「民主對威權」的輿論炒作與包裝，並要求盟友「花多些、做多些」──言下之意乃坦誠地向亞洲諸國徵收保護費，他們得為美國軍工複合體收入多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