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李衍俊
最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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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夏台灣「大罷免」始末(一):背景及起因
一、台灣之體制 台灣地區憲政體制與選舉制度之概述 台灣採取的民主共和制以代議制為主要治理方式,架構分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與監察院。行政院負責政策執行與行政管理,立法院為最高立法機關,司法院掌理司法審判,監察院負責彈劾、糾舉及調查,考試院則管理公務人員考試與任用。此五院體系源自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念,理念是在權力分立與互相制衡間取得平衡。 1987年,戒嚴結束。1991年,實行43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舉行。此後,台灣的政治運作以定期、公開且普遍的選舉為核心,人民透過投票選出各級公職人員,包含總統、副總統、地方首長(縣市長、鄉鎮市長)、縣市議員、立法委員等。今總統、副總統由直選產生,任期四年,可連任一次;立法委員則依選區比例及全國不分區名單等複合制度選出。 而台灣的選舉制度不僅包含一般選舉,也設有公民投票與罷免。根據《公民投票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公民投票允許選民就重大政策或憲政改變進行表決,屬於政策層面的直接授權。罷免則是對已當選公職人員的責任追究機制,當選民對代表或首長的施政嚴重不滿時,可依法律程序發起撤換,這是代議民主中一項重要的自下而上監督工具。 本文所探討的罷免,則分為三階段。公職人員就職滿一年後可提出罷免案。 二、2024大選及大罷免之起因 2024大選&立法委員選舉 2024年,民主進步黨籍總統蔡英文受制度限制,不可繼續連任。由副總統賴清德成為2024年總統候選民主進步黨候選人。中國國民黨則推出時任新北市市長侯友宜作為總統候選人。本次選舉,前台北市長台灣民眾黨候選人柯文哲亦因藍白兩黨協調失敗,宣布獨自參選。 選前民調,形勢膠着,民進黨賴清德稍稍領先,但民進黨在立法院未必能夠維持過半的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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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香港走進世界
這是一個傳統盟友與夥伴皆被不斷地顛覆再顛覆的時代。曾幾何時堅不可摧的跨大西洋聯盟,如今在歐洲極右主義崛起、白宮的軍事帝國狂妄主義、俄羅斯在歐洲東部戰場上施以的武裝威逼下,岌岌可危。以情報分享為基礎、意識形態為昔日共同語言的五眼聯盟,個別成員內政動盪,紛紛各自向中國伸出橄欖枝,務求減免日益好戰對美的過度依賴。在日本民族主義高漲下,東北亞局勢看似一觸即發,卻也許能成為3月末習特朗會桌上談判的議題之一。 新華網日前發布〈如何理解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一文,精準撰述在十五五規劃中,香港應當如何善用四大「戰略地位」(現有優勢與過往發展路向),通過三類「各項舉措」(具體措施政策方向)去迎接四大「新內涵」(針對未來的定位與願景)。細讀這篇文章,有兩點尤為亮眼:一,國家高度重視香港的制度獨特性以及在金融業、供應鏈、創新科技的龐大潛力,讓我們具備「補足內地……基礎研究短板弱項」、「助力……核心技術突破」,以及「成為原始創新重要策源地」(並因而擔當產業鏈上游研發樞紐)。當中用字鮮明地點出,香港固然需要祖國,但國家也需要香港充分發揮對外對內功能,不應自貶身價、忽略自身戰略重要性。 二,香港對祖國的戰略精髓,乃作為中國土壤上最國際化的大都市。「國際」一字在全文中出現了22次,三類舉措中第二、三皆以「對外開放」、「引進來」、「走出去」及人才「蓄水池」為基石,突顯出香港需懂得在緊扣國家利益之前提下,靈活遊走在國際舞台上,為中國拓展朋友圈、提升話語權、化干戈為玉帛。文章強調香港要開拓「歐美市場」,甚至把此點放在「一帶一路」貿易對接之前,正反映了中央對港作為聯通中國與全球北方國家(也包括印度次大陸)的深厚期望。在軍事侵略主義大火重新燃起之際,如何捍衞民族利益,同時促進香港貿易國際化,仍須群策群力、以「巧力」四両撥千斤。 一、 讓香港對世界敞開大門,從而建立來自世界各地的「香港大使」 早前到訪中環一家新開的中亞菜餐廳,裏面員工都是就讀本地大學的優秀哈薩克斯坦及吉爾吉斯人,有一位更是全國考第一的狀元。對很多「一帶一路」國家的新生代來說,香港是個充滿吸引力的「試金石」。 要讓他們對中國產生立體認知、要讓他們看見香港核心價值的重要性,最佳做法還是把他們帶來香港,讓他們在這裏浸淫經歷。同時,我們更需要一個全方位的人口政策,針對現存服務性與建築業等板塊人手不足的問題,重點羅致來自於東盟、東北亞,甚至中亞及中東,也當然包括內地的移民到來,到港落地生根。須知道,這些人才即使日後選擇回到他們祖國,也能在當地「說好」香港故事,從而提升我們在海外的影響力,並與治港梯隊建立起深厚而行穩致遠的友誼信任。 喜見中央及特區政府皆把高等教育設定為國為港引進人才的關鍵途徑之一。我們一方面固然可借助正在密鑼緊鼓開發的北部都會區,把其確立為海外與內地院校共營校區的基地,從而引進來自於英、歐、澳、東盟等地的一流院校,甚至可研究把部分土地以長租約形式出租予對我們具備戰略重要性的高校夥伴(例如曾由香港泰斗陳繁昌校長領導的阿布都拉國王科技大學,或數年前於阿聯酋成立的人工智能大學),從而吸引除了學生以外的頂流國際學者,也能與香港現存的一流院校產生協同作用。另一方面,在制度層面來說,我們也應在高等學府體制內的評核標準中,進一步增加對教學與知識交流的比重,鼓勵師資把調研成果與民間共享,打破象牙塔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隔膜。在社區建設規劃方面,則得善用九龍東核心商業區、港島南兩區的工業大廈空間,建立更全面的配套與空間,同時為就業簽證進一步拆牆鬆綁,以供這些院校畢業後的人才留港工作,當中便包括我們俗稱的數碼牧民或具一定經濟能力的「斜槓族」。 我們也應當引進更多英歐等地、採用國際文憑及A-levels等測試制度的國際學校集團(包括頂尖寄宿學校)、吸引更多優質的海外中學教師,並贊助缺乏經濟條件的年輕學子入讀,從而為香港學子提供另類選擇,培育出更立體而敢作敢為的外向性思維。本地層面上,中學課程則要大幅加強對國際局勢與地緣政治的覆蓋,並在測試制度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人工智能崛起下,昔日我們所熟悉的刻板背誦與問答模式,早已過時脫節。今時今日,我們的學校能否培育出能代表國家,在世界舞台上讓人刮目相看的社會棟樑?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