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的對華政策旨在平衡經濟參與與安全考量，同時試圖結束英國在對抗與妥協之間搖擺不定的傾向。然而，這種模糊的信號已引發國內對華鷹派與北京官員的共同批評。中英關係能否取得實質進展，將取決於能否開展具體的合作，而非僅停留在言論或象徵性的高層訪問。
在去年12月1日舉行的倫敦市長晚宴上，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爵士指出，英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必須停止「忽冷忽熱」。在同一場演講中，斯塔默重申了工黨政府自上任以來所採用的「對華政策」核心教條。對於任何對英國外交政策稍有了解的觀察者來說，這番言論並無意外。
語境崩塌的危機
斯塔默的對華方針主要由兩大平衡行動——或說是艱難的跨步——所組成。
第一種平衡，也是公眾評論中最常被提及的，是實質性地權衡英國的戰略安全利益（防範所謂的間諜活動、滲透和惡意影響）與經濟優先事項。鑑於近年來英國經濟增長數據乏力，經濟議題變得尤為突出。脫歐後的負面影響因烏克蘭戰爭以及企業投資意願受限而進一步加劇，儘管現任政府已盡力吸引對人工智慧（AI）等新興技術領域的投資。
第二種平衡則較少出現在公眾討論中，但在斯塔默外交團隊的心中更為關鍵，範圍涵蓋外交大臣伊薇特·庫珀（Yvette Cooper）、國家安全顧問喬納森·鮑威爾（Jonathan Powell），直至外交、聯邦及發展事務部（FCDO）的司局級官員。
這種權衡涉及斯塔默渴望釋放的信號。一方面，斯塔默顯然熱衷於與中國接觸，他稱中國為「技術、貿易和全球治理中的決定性力量」，並致力於修復在先前保守黨執政期間嚴重受損的關係。這種傾向部分解釋了他對在倫敦市中心批准中國新使館建設的開放態度，儘管這讓他的批評者感到不滿。
另一方面，斯塔默也試圖安撫後座議員和反對黨（特別是保守黨）中更為激進的對華懷疑論者，他在口頭上強調中國確實對英國構成了安全威脅。
然而，正如埃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和約書亞·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在分析新媒體社會學時所觀察到的，從事公共傳播的人可能會面臨「語境崩塌」（context collapse）的挑戰。這個術語指的是區分不同受眾的界限模糊甚至消失，導致原本針對某一受眾的信息被另一受眾同時接收。
在試圖討好雙方的過程中，斯塔默發現自己誰也沒討好。對華鷹派認為他對英中關係的願景過於恭順且偏重貿易。另一方面，中國駐英大使館則抨擊這位處境艱難的首相發表了「錯誤言論」。這正是公共服務中如履薄冰的高風險特徵。
全球治理作為共同基礎？
說中英關係需要「新鮮血液」或「新鮮空氣」可能都是一種保守的說法。目前的停滯狀態迫切需要一項具體的、可展示的成就，讓兩國領導層——尤其是英方——能夠將其宣傳為更具建設性接觸帶來的成果：即所謂的「速贏」（quick win）。
雖然有些人將斯塔默1月下旬的訪華行程視為這類「勝利」，但這種觀點不可避免地混淆了手段與目的、形式與實質。前往北京的高層代表團可能也有助於讓中國領導層確信工黨領導層對對話持開放態度，但這尚不足以說服懷疑論者英國現在是實質性重新接軌中國的時機。
斯塔默已明確表示，他視自己為外交政策的務實主義者——尤其在對華問題上。外交官與技術官員之間的事務級對話已取得初步成果，例如在2025年英中經濟財金戰略對話中簽署了價值6億英鎊的協議。然而，真正的考驗在於領導人會晤能否產生重大的積極成果。
這正是「全球治理」作為戰略橋樑發揮作用的地方。具體而言，北京和倫敦可能會發現，針對當前困擾世界的一些最緊迫挑戰開展深度合作，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斯塔默及其前任里希·蘇納克（Rishi Sunak）都將AI治理與安全視為英國全球軟實力推廣的核心組成部分。蘇納克曾在2023年主導了在布萊切利園舉行的AI安全峰會，倡導「識別共同關心的AI安全風險」，並共同主辦了2024年的後續峰會。斯塔默則承諾確保英國能夠贏得這場「關乎生命週期的全球競賽」，同時承認在隱私、安全和職位流失方面的擔憂。
另一方面，中國推出了「全球人工智慧治理倡議」（GAIGI），這是一套宣示性的原則，構成了北京對負責任AI管理與安全的願景。雖然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論述的，該倡議的許多內容仍保持著「巧妙的模糊」，但北京顯然投入了大量的辭令與象徵性建構，試圖在全球AI的開發、分配與管理上提出自己的主張。
事實上，北京最近提議成立「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組織」（WAICO），這一多邊機構也暗含了對美國大型企業主導的AI開發模式的挑戰。WAICO能發揮多大的實質作用尚待觀察，但其建立可能為中英接觸提供窗口——特別是倫理學家、法律專家和技術專家，他們可能會在哪些領域必須禁止AI參與決策的問題上達成共識。
氣候變化是另一個共同關心的領域。在今年於巴西舉行的COP30峰會上，斯塔默痛斥了那些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可以再等等」的聲音。他將再生能源的發展架構為「能源安全」問題，並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問題上，對美國等國家的單邊主義傾向表示了委婉的批評。
氣候變化也在中國的「全球治理倡議」（GGI）中佔據顯著地位。從「兩山論」到「生態文明」，現任中國政府廣泛援引的政治術語說明，中方將其在氣候變化方面的成績視為在國際舞台上的自豪感與公信力來源。
展望未來，斯塔默政府除了要在優化再生能源供應鏈成本與擺脫對華過度依賴之間尋求平衡外，還應積極探索中英在氣候領域共同合作的空間。例如，共同發起並資助在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或南非等第三國的氣候變化倡議。
高等教育機構作為關鍵的建橋者？
牛津大學校長艾琳·特雷西（Irene Tracey）教授在北京大學獲頒名譽博士學位的演講中提到：「軟實力外交是大學在教育與研究之外所能提供的貢獻。」憑藉世界上最傑出且深厚的高等教育機構以及高度集中的人才庫，英國不僅是硬性技術知識的發源地，也是全球治理規範、儀式與最佳實踐的產生地。
因此，倫敦的政策制定者應利用英國頂尖大學與中國同行之間悠久的聯繫，就人工智慧、氣候變化、糧食危機到流行病等挑戰，良性地輸出英國的世界觀。然而，正如曾敬涵在最近出版的備忘錄中所主張的，前提是高等教育領域必須盡可能地免受過度政治化的干擾。
在此刻，我們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學術交流與夥伴關係。這不應該、也不必以犧牲維護合理的國家安全利益為代價。
中英關係的未來可以更好、更光明。然而，這裡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更是實質的行動。
原文刊於China Focu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