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上合組織會議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議」。
筆者拜讀了新華社、《光明日報》、《求是》等大小20篇文章，就此倡議的五大原有以下的解讀：一、「奉行主權平等」，即是拒絕霸權主義、不論國家大或小，皆要捍衞其核心利益（包括領土完整及自決權）；二、「遵守國際法治」，以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為根本，世上任何一國皆不能把自身價值觀與政策加於別人之上；三、「踐行多邊主義」，反對保護主義、摒棄盲目民族主義、推動針對全球性議題的跨國度合作；四、「倡導以人為本」，鼓勵各國基層人民共同參與在治理過程中，始終堅持以發展為目標、改革為方法的經濟路線，從而彌合發展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縫隙；五、「注重行動導向」，建設全面系統、協調全球性行動，從而破除利益固化藩籬。
這五點不但是中方對當代全球格局所提出的論述主張，更是對自身作為逐漸崛起大國的鞭策忠告。在區域衝突中，我們絕不能因某國實力強大，而對其一切行為接納包容。進行外事工作時，不應以政經菁英為唯一溝通對象，而要擴大接觸面、跟廣大群眾尋找利益共同點，創造出團結方方面面力量的契機與動能。最後，在落實這五點關鍵之際，有很多方面，我們需要向同屬「南方」的區域大國印度、印尼、巴西等學習，絕不能輕易地驕傲自滿。
總理李強9月26日於聯合國大會的發言精準指出，中國提出全球安全、發展、文明、治理倡議，並非為了稱王稱霸，而是因為「歷經80年的國際規矩秩序受到嚴重衝擊，曾經行之有效的國際體系屢遭破壞。」用了40年從封閉走向世界、從貧窮邁向相對中產的當代中國，應「同各國一道堅守聯合國理想」。
其具親和力的演講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應對聯合國「失效」電梯及提詞機、「身處地獄」的歐洲諸國，以及吹噓「成功爭取七大和平」的怪誕牢騷相比，可謂高下立見。
讀者可能會問，這些很聽起來「高、大、帥」的外交布局及大國博弈，跟身處香港的我們又有何干？答案很簡單：若香港真的要「面向世界」，便應當成為中國參與推動全球治理的關鍵平台，甚至核心樞紐之一。此願景有三大具體部分：
一、全球治理議題人才與研究基地
「如何讓跨國運輸碳排放歸零？」「在全球爆發嚴重流行病之際，應當由誰出資推動疫苗及創新療法的研究？」「在充斥着相互不信任及資訊壁壘的年代中，國與國應當如何參照核擴散及生化武器監管，防止AI軍備競賽白熱化？」「地緣政治動盪下，東盟、拉丁美洲、中東、非洲等地的中小國應當如何自保，維持糧食安全？」
在「百年未見的大變局」中，這些討論不再是假設性課題。無論是教資會還是大學具體領導，香港高等教育界應當承擔更關鍵的牽頭作用，鼓勵跨學科部門，甚至跨院校的大型調研項目，以人文、法律、社會科學等切入點，剖析這些新興挑戰所需的公共政策調整。
同時，教育改革不能再停留在「口號化」、「宣講化」的層次，而得從實證中尋找前進路向。從中小學教育到大學入門普及教育，我們絕不應濫竽充數地把「AI」、「可持續發展」等流行詞炒作而成的一碟碟「課程兩餸飯」，等同於足以應對當代全球挑戰的培訓基礎。從地緣政治到糧食安全、從公共衞生到AI崛起，我們要鼓勵下一代敢於找出問題癥結、提出可行可落實的政策倡議，並給予他們機會參與在本地以至全球治理過程之中。
公務員學院在過去幾年深耕細作，嘗試提升本地公務員對國際社會的認知與參與。筆者相信未來5年內，學院能更上一層樓，充當亞太地區管治團隊的訓練搖籃，把大中華地區與海外專家滙聚一堂，同時促進香港政務行政主任、技術官僚與內地及外國夥伴的對接，打造出糅合中西特色、平衡南北方的公共行政模式，供亞太地區的諸國領導參照。舉例說，在金融秩序多極化的過程中，我們可基於對法治的堅持、技術官僚的專業，以及香港人骨子裏靈活變通的特長，來建立健全的數碼（並非必然是加密）貨幣的流通化、監管執行的方法，從而支援外滙不流通的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
上海7月末舉辦「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滙聚全球各地領先AI學者、官員、投資者及企業家，探討AI全球治理議題。同屬一國，卻是國家土壤上唯一實行普通法、雙語並行的香港，毋須也不應與滬「直接競爭」，而應尋找能相輔相成的契機。比方說，全球諸多高等學府、教育領袖應當如何面對AI所帶來的挑戰？香港應當善用我們獨有的大量優秀大學教職員，更積極地促進高校領導協商合作，實事求是地解答此燃眉之問。
二、跨國度公私營合作平台
應對全球挑戰，需要資本、創新，以及思想多元。
近年來，有蘇世民學者朋友建立起前瞻性的氣候數據AI平台，為內地、中亞、東盟民營企業提供關鍵諮詢服務。其因融資便利而選擇扎根香港，同時在北京與深圳設置研發分部。也有資深金融前輩，在港推動自願性碳排放平台，從而把中國及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同路人連結起來。更有借鑑盧森堡發展太空金融的好友就資源開發、「空域」監管、科技產權等議題疲於奔命，爭取把香港變成亞太地區太空研究的核心。
這些諸多例子並不足以說明什麼大趨勢，卻能證明在港的投資者、家族企業、非牟利團體在推動全球治理過程中潛在的正面作用。香港投資管理公司（HKIC）於2022年成立，投資聚焦圍繞硬科技、生命科技、新能源、綠色科技，正反映出政府在這方面的前瞻性意願。香港有必要鞏固並完善我們行穩致遠的資本主義秩序，尊重市場自由經營的邏輯，鼓勵有機公私營合作，並加強政府對民間創新破格思維的敏銳度。除了強化與我國周邊地區（包括東盟、日韓、印度次大陸、中北亞四大板塊）的接觸，更應爭取與歐美資本深化聯繫，盡力繞過當地部分別有用心政客所樹立的排斥性措施。唯有這樣，香港才能在全球性議題上發揮「聯繫各方」的作用。
相對於內地其他城市，「一國兩制」賦予了香港關鍵功能，那便是高度單邊開放（參照鄭永年教授說法），吸納及鼓勵未必願意到內地的人才、資金，甚至知識湧泉，在這裏落戶。若要履行我們對國家的責任，則必須防止疑神疑鬼的指控、杯弓蛇影的渲染、把旗幟高舉的政治炒作，從而創造有利的社會氛圍，去挽留與吸引能參與全球治理的社會棟樑。
三、聯合國的首個亞洲中心？
為何我們不能把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糧食安全、地緣政治、公共衞生治理這五大領域，納入香港經濟轉型的重點規劃藍圖中，從而通過合適配套、贊助，以及適當法律上的拆牆鬆綁，引入在這些領域上卓越的企業與初創，從而為本地教育系統培育出來的人才，提供就業與升遷軌跡？
5月30日，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8月29日，公約正式生效。此乃一個擁有32創始成員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所覆蓋人口超過世上四分之一。調解院選址在港，乃對香港專業服務、數據資訊流通、與國際社會高度接軌等特徵的信心一票，也反映出中央對港事務的路線新定調，除了「抓發展」以外，更要在不同層次「走出去」，建構起三維立體的中國故事。
日前獲一群牛劍學生邀請去跟他們進行深度交流，過程讓我百感交集──鼓舞的是，香港仍有不少優秀的人才。唏噓的是，若優秀人才看不到出路或舞台，只會不斷流失。
早前請好友前輩馬凱碩大使在公開演講賜教，問：「我身邊有不少充滿熱忱而優秀的在港年輕人，畢業後望能參與在國際外交事務中，卻似乎並沒有這種機會。到底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呢？」馬大使表示，「即使你不是外交官，也仍然能在國際平台上多發聲，透過就着不同國家的具體利益，進行有效游說，從而落實改變。」
同樣道理下，香港應當為長年累月被聯合國所忽略的亞太諸國創造價值盈餘。美國紐約、瑞士日內瓦、奧地利維也納、肯尼亞內羅比，這四座城市皆為聯合國的區域總部。
香港大可爭取成為聯合國在亞太地區的首個正式分部（曼谷雖為不少相關機構組織的亞洲根據地，但不算是正式分部），並把有關金融協調、文化保育、可持續發展、慈善的聯合國附屬機構，吸引到這座中國最國際化的大都市。這也能更有效地彰顯出全球治理倡議並非「中國單方面主導的替代方案」，並承載着中國對改良國際秩序的承擔及抱負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