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

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梅爾茨為期兩天的北京之行，不僅標誌著德國對華外交政策務實回歸，也反映出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先進發達國家陣營中，繼英國與加拿大之後，其他國家亦出現更廣泛的務實轉向。 繼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tin Carney）及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先後調整對華政策與姿態後，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亦選擇跟進。 美國對多國外交政策的搖擺不定，尤其在第二任特朗普政府時期，削弱了其全球軟實力。特朗普政府以交易性關稅為基礎的政策在美國國內面臨法律挑戰，而華府的親密盟友則尋求全球穩定的經濟環境。加上美國在俄烏戰爭中對俄政策的調整，使德國對美態度愈發審慎，尤其在涉及俄羅斯勢力擴張的議題上更顯不安。 在梅爾茨訪華期間，他特別強調中方承諾購買 120 架空中巴士（Airbus）飛機，此舉具有明顯意圖，希望引導德國進入更進一步的商務談判。此行中，雙方亦簽署四份合作備忘錄，涵蓋氣候合作、動物疫情防控、農產品部分出口恢復，以及在體育與大眾媒體領域的交流。透過聚焦非政治及低敏感度議題，兩國在修補中德關係上邁出了務實的第一步。 梅爾茨此次率領近三十家企業代表團，包括大眾、賓士、BMW 等主要汽車製造商，其行政總裁們愈來愈重視與中國企業合作的商機。代表團亦涵蓋化工、生物製藥、機械、循環經濟等領域。雙方簽署了十餘項商業協議，顯示未來合作空間更趨廣泛。 貿易、產能過剩與產業合作 中國過去一直是德國汽車的重要市場，但中國電動車（EV）的快速崛起，使部分德國人士將中國視為經濟「威脅」。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2025 年德國對中國貿易逆差超過 890 億歐元，高於 2024 年的 670 億歐元。梅爾茨向中國總理李強表示，德國的逆差在五年內增加四倍，形容此趨勢「並不健康」，他並呼籲為德企提供公平競爭環境，但這將需要耐心與進一步協商。 梅爾茨此行雖未達成重大突破，但象徵著中德關係重回務實路線。他指出，中國部分產品供應量遠超市場需求，即所謂的「產能過剩」。返德之後，他又表示，德國也需提升自身生產力——既承認中國的產能問題，也承認本國存在的生產力不足。 梅爾茨及其團隊似乎認為，在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力量的重要角色之際，德國必須採取更加務實的外交政策。在出訪前，他曾警示德國人「不能抱有幻想」，因為中國如今「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並宣示有權按自身規則塑造新的多邊秩序。」在從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走向更不確定的地緣政治格局之際，德國調整對華政策既不可避免，也屬必要。 過去，德國經常批評中國的國家補貼、貿易限制及稀土出口管制。然而，在美國祭出互徵關稅的背景下，中國亦不得不對戰略資源進行管理。德國的資本主義體系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迥異，後者在汽車產業等領域存在較強國家干預。更具建設性的策略，是德國車企透過與中國企業合資生產，讓雙方形成「雙贏」局面。 訪華期間，梅爾茨試駕了北京的全新賓士 S 級，讚揚智能輔助駕駛系統及德中技術合作。賓士已在中國建立產業合作網絡，中國研發人員亦為其全球研發體系做出貢獻。未來中德汽車合作有望深化。 科技、人工智能與更深層次的雙邊互動 梅爾茨亦訪問杭州，觀察人形機器人展示，並參觀西門子高壓斷路器有限公司。他與阿里巴巴、宇樹科技（Unitree Robotics）、Rokid、百靈（BrainCo）、吉利與零跑汽車等企業高管會面，聚焦人工智能、機器人及電動車技術。宇樹創辦人王興興指出，梅爾茨對中國科技創新的高度興趣，為與新興科技企業深化合作創造平台。 梅爾茨的務實態度獲得習近平主席的正面回應。習近平提出三項深化中德關係的建議： 第一，雙方應成為可靠的合作夥伴彼此支持，追求自立自強與快速發展。習強調互尊、互信、互利與開放合作，指出中國的和平發展與現代化可與德國及世界共享。 第二，雙方應成為創新的合作夥伴，推動開放與共贏。德國在科技、創新與數位化方面的規劃，與中國「十五五」規劃下的發展目標相吻合。中德在氣候、農業、動物疫情、體育與媒體等領域的備忘錄，構成合作的良好起點。 第三，雙方應深化文化與人文交流加強相互理解，為中德友好奠定更穩固的社會基礎。中國追求自由化全球化、自由貿易與多邊合作——與美國的軍事干預主義和交易型外交形成鮮明對比，促使德國採用務實而非意識形態導向的對華政策。 歷史上，德國在清末與民國時期對中國現代化曾作出貢獻，包括軍事顧問、技術轉移與培訓。因此，當代德國政策制定者亦被鼓勵在決策上優先考慮務實合作，而非意識形態偏好。 挑戰仍然存在，例如德國對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立場的疑慮。儘管中國否認向俄羅斯輸出軍民兩用技術，德國仍提出關切。未來外交成果或許能緩和這些認知差距。 修好、務實與未來合作 總結而言，梅爾茨此次為期兩天的訪華行程，象徵著中德關係謹慎但具有意義的改善。儘管尚難稱突破，但此行突出顯示德國在美國軍事干預與交易式外交加劇之際，必須在對華政策上採取更務實、更低意識形態色彩的立場。 中德在歷史、科技與產業上的深層聯繫，為未來更廣泛合作提供背景，尤其是在汽車與機器人領域。梅爾茨此行為深化商務互動奠定基礎，亦反映德國外交政策的謹慎調整——與此前加拿大的卡尼及英國的斯塔默的務實轉向相呼應。 這種細微但重要的再定位，凸顯美國主導的經濟陣營正日益分化，也反映德國正重新認識中國在科技與經濟領域中的崛起影響力。 原文刊於Macau Busines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原文按此）https://macaubusiness.com/opinion-merzs-visit-to-china-and-its-implications

2月4日，越南共產黨（CPV）中央總書記特使、越南外交部長黎懷忠（Lê Hoài Trung）訪問北京並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領導人對此表示，中方高度重視「中越關係的發展」。 這次訪問對北京和河內而言，正值一個極其微妙且有趣的時刻。就在同一天，習近平還分別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以及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通了電話。據報導，在與後者的通話中，習近平就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提出了警告。不言而喻，俄羅斯和美國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越南的重要夥伴。 另一方面，越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四大）剛於2026年1月19日至23日在河內閉幕，大會選舉蘇林連任越共中央總書記。在選出的19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9位是接掌國家最高決策機構的新面孔。隨著現任國家主席梁強（Lương Cường）和總理范明正（Phạm Minh Chính）為更年輕一代的幹部讓路，預計蘇林還將兼任國家主席一職，這使他成為自胡志明（Hồ Chí Minh）以來在官僚與體制上權力最為鼎盛的國家領導人之一。 蘇林面臨的執政壓力 然而，蘇林也面臨著巨大的執政壓力——畢竟，權力愈大，期許愈高。蘇林對國內經濟發展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願景，這不僅是向外國投資者展示開放與承諾的信號，也是為了安撫國內批評者與質疑者，證明自己有能力履行長期以來支撐越南體制的社會契約（即自「革新開放」（đổi mới）以來，讓大多數越南公民切實感受到的高速度、物質化經濟增長紅利）。 因此，有三大核心優先事項預料將形塑現任領導層的內政與外交政策格局： 首先是切實推動未來五年實現10%的年經濟增長率，這需要透過推動國家製造業向價值鏈上游邁進來達成。隨著「創新、數位轉型和綠色增長」被確立為發展的核心引擎，河內正極力藉由技術賦能的生產力增長來創造就業，並吸引更多外國直接投資（FDI）。 其次是繼續鞏固越南在國際舞台上的戰略自主。儘管越南長期與美國保持著密切的經濟、工業和金融纽帶，但川普重返白宮以及日益加劇的保護主義為這一切帶來了變數。川普對越南（東協成員國中對美出口依賴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加徵的關稅，以及在談判過程中展現的輕慢，促使越南生產商轉向其他市場，積極與包括中國、歐盟和印度在內的經濟體和強權接洽。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理順越共內部親商派與意識形態更為嚴謹的派系之間長期存在的博弈。雖然蘇林最初是以公安系統「掌旗官」的身份崛起（公安系統在國內政治中長期扮演軍隊與文官技術官僚之間的平衡與協調力量），但他敏銳地藉助了其前任阮富仲（Nguyễn Phú Trọng）發起的反腐敗運動（「熔爐」，đốt lò）之勢，建立了一個橫跨體制多個領域的忠誠核心圈。即便擁有了強大的體制威望，在開啟其第一個完整的總書記任期之際（蘇林於2024年阮富仲逝世後接任），如何讓各方滿意仍是他首要的政治目標。 為什麼深化與中國的接觸可能行之有效 蘇林以經濟為中心的工具主義和務實交易傾向，使他較不易受到歷史上根深蒂固的對華敵意影響，同時也減少了對美國帶有意識形態偏見的質疑。 基於上述優先事項，有三個原因解釋了為何蘇林可能會將鞏固與中國的關係視為重中之重： 首先，隨著中國企業掀起「出海」浪潮，越南正迎來成為中國企業海外製造基地首選的黃金時機。 然而，未來成功達成的任何進一步協定預計都會帶有新條件——由於河內尋求在電動/混合動力汽車到太陽能電池板等領域扶植本土的龍頭企業，其政要和官員可能會向中國企業施壓，要求其向本地業者進行更多技術轉移並建立合資企業，同時進一步消除投資和設立區域總部的壁壘。這種細緻入微的方法將能增強越南對個別中國企業的吸引力，同時降低該國中長期的對華依賴。要讓這種微妙的平衡戰略取得成功，需要對中國人的觀感有著精準而敏銳的理解，而現任政府在過去兩年中成功做到了這一點。 其次，河內的核心發展戰略錨定在「打造增長中心、戰略基礎設施、物流網絡和高價值服務」。 總投資額約1300億美元的234個基礎設施項目，已被列為一項龐大支出計劃的主要支柱，旨在實現上述雙位數的年增長率。在這些領域，與華盛頓及其他全球北方國家相比，北京在技術和最佳實踐方面都建立了獨特的領先優勢。儘管日本長期以來一直是越南的基礎設施合作夥伴，但近期跡象表明，越南對中國（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參與該國關鍵互聯互通項目的興趣和意願正迅速增長。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中國私營企業太平洋建設集團（CPCG）已承諾在河內開展三個涉及橋樑和鐵路建設的投資項目。 第三，正如越南體制內部始終將美國視為抗衡中國的必要砝碼、並認為維持安全夥伴關係至關重要一樣，軍隊與安全系統內部的部分元素對其所認為的「政權顛覆企圖」仍保持著本能的警惕。 最近一份流出的軍方內部文件揭示了其根深蒂固的擔憂，即美國作為一個「好戰」的強權，會傾向於嚴厲懲罰、甚至推翻那些「偏離其軌道」的政權。在軍隊仍能或多或少影響河內領導層決策與考量的範圍內，我們可以預期中國共產黨（CPC）與越共的意識形態和宣傳部門將深化協調，建立一個權宜聯盟，以抵禦所謂的「西方」影響。 屋子裡的「老鷹」？ 當然，這絕不能被誤解為越南正像東協內部的某些鄰國那樣，與中國發生結構性的轉向。 川普的家族企業已經在越南興安省（Hưng Yên）動工興建一個價值15億美元的高爾夫與奢華房地產項目。蘇林也在原則上同意加入川普的「和平委員會」——一個以促進全球維和為宗旨的組織。畢竟，現任美國總統確實對隆重的場面與排場情有獨鍾。 無論如何，雖然川普反覆無常且自私自利的傾向驚動了越南體制內的保守派，但系統內的其他部分顯然對現任美國總統持更為樂觀的態度。川普這種粗暴、傲慢且由短視自利驅動的公共政策方式，為河內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去爭取更多的商業、投資和戰略協議，並加深其對北方鄰國的制衡槓桿。 因此，屋子裡的這隻「老鷹」對越南而言根本不是壞消息，也沒有對更緊密的中越關係構成天生的障礙。事實上，也許「竹子外交」的真正秘訣，就在於具備與「巨龍」和「老鷹」同時共舞的能力。在這項傳統中，越南無疑是當之無愧的指揮大師。 原文刊於China Focu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原文按此）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the-future-of-sino-vietnamese-relations-post-14th-national-congress

隨著俄烏戰爭於2026年2月24日邁入第五個年頭，這場衝突已跨越單純的領土爭奪，演變成一場考驗工業產能與社會韌性的極限消耗戰。在四週年前夕，俄羅斯發動的大規模空襲不僅是軍事行動，更是一場精密的「週年政治學」操作。面對莫斯科系統性的基礎設施打擊與飽和攻擊，烏克蘭正陷入防空攔截彈藥枯竭與能源網絡瀕臨崩潰的雙重危機之中。 週年政治學與系統性癱瘓 回顧2月22日的攻勢，俄軍的戰術邏輯已從初期的廣泛火力覆蓋，精準轉向對關鍵節點的「系統性癱瘓」。在該次夜間空襲中，俄方動用了約50枚導彈與近300架無人機。值得注意的是，攻擊組合中包含了4枚「鋯石」（Zirkon）高超音速導彈與22枚「伊斯坎德爾-M」（Iskander-M）彈道導彈，其目的明確，即是穿透烏克蘭防禦最嚴密的防空網。 這種高強度的火力展示，其戰略意圖具有強烈的內外雙重性。對內，克里姆林宮透過全球外交機構進行符號操作，例如在駐首爾大使館懸掛帶有蘇聯二戰色彩的「勝利將屬於我們」標語，並且無視駐在國的撤除要求，藉此鞏固國內對長期戰爭的支持 。對外，這是在日內瓦和平談判破裂後，向西方明確傳達莫斯科的軍事議程不受外交週期或「戰爭疲勞」所制約的強硬訊號 。 能源網的極限測試與生存赤字 在戰場心理的重塑上，俄方正利用「不對稱消耗」，將平民的痛苦武器化以換取地緣政治籌碼 。這種被稱為「能源恐怖主義」的策略，旨在極寒的冬季製造「生存赤字」 。 從量化數據觀察，破壞的規模令人擔憂。據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Russia Matters」研究項目估計，截至2026年2月，烏克蘭的能源網已損失約58.5%的總體發電能力，其中高達90%的火力發電能力遭到摧毀。火力發電在平衡工業與民用電網的波動需求中扮演關鍵角色，其喪失導致許多地區每日僅剩3至4小時的電力供應 。在首都基輔，針對熱電聯產廠的襲擊導致近6,000棟多層建築失去集中供暖，其中1,100棟在整個冬季均無法修復。基礎設施的崩潰直接引發了新一波的流離失所，僅在2026年1月下旬，便有約60萬居民因水電供應不可靠而撤離基輔 。全國範圍內，流離失所總人數已達1,060萬，佔戰前人口的近24%。 「空置發射器」困境與防禦縱深的侵蝕 儘管烏克蘭軍方在2月22日的襲擊中報告攔截了274架無人機與33枚導彈，攔截率看似亮眼，但剩餘的「漏網之魚」仍精準擊中14個不同地點的高價值能源設施。這種高密度的飽和攻擊，暴露出烏克蘭防空體系一個致命的結構性問題：「空置發射器」。 烏克蘭空軍發言人尤里·伊格納特（Yurii Ihnat）坦承，面對連續的飽和攻擊，部分防空連隊在關鍵時刻因愛國者或NASAMS等昂貴攔截彈耗盡，被迫處於閒置狀態。俄軍的戰術正是利用廉價無人機消耗高價攔截彈，製造防禦空窗期，再以彈道導彈進行致命打擊。這種成本極度不對稱的消耗機制，正快速侵蝕烏克蘭的戰略防禦縱深。 要維持2026年的基本防禦能力，烏克蘭正面臨巨大的資金與物資缺口。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評估顯示，基輔在今年仍需從非歐盟來源（主要是美國）獲取至少27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特別是用於攔截彈道導彈的愛國者系統與F-16戰機的零部件。 總結而言，四週年的戰略盤點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這場戰爭已不再是單一決定性戰役的較量，而是雙方在工業產能與社會意志上的極限博弈。俄羅斯正試圖以短期的民生痛苦換取基輔長期的戰略屈服；而對烏克蘭及其西方盟友來說，如何迅速填補防空彈藥的補給速率並修復電網節點，將是決定國家能否撐過這場現代史上最嚴酷消耗戰的唯一指標。

2026年2月18日，於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美、俄、烏三方和平談判在進行了僅兩小時後便宣告破裂 。這場外交斡旋揭示了當前國際局勢中一種深刻的「戰略精神分裂」，亦即技術層面的微小進展與政治核心的絕對僵局並存，形成難以跨越的「日內瓦悖論」 。在談判桌背後，華府的限期施壓、基輔的憲法防禦，以及歐洲尋求戰略自主的制度性重構，正重新塑造這場五週年戰爭的權力圖譜。

這段文字是一篇針對 2025 至 2026 年間兩岸關係發展的深度評論，核心在於指出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雙軌並進」現象：一方面透過軍事演習展現武力威懾，另一方面又以和平統一與文化融合的修辭釋出善意。以下是適合評論性文章風格的專業中文翻譯版本。 北京對台政策的路線呈現出柔中帶剛的平衡特徵：一方面以和平統一為軸心釋出善意，另一方面頻以軍事行動展現決心，形成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新常態。 儘管政治緊張與美國因素持續介入，但兩岸的基層經濟互動、民間往來與有限度合作依舊延續，顯示出雙方在實踐層面上的務實態度。 軍事演習與政策修辭的對位發展 過去一年中最值得關注的兩岸發展趨勢，是中國大陸在 2025 年 4 月與 12 月所舉行的兩場軍事演習，與高層官員先後發表的和平論述互為對照。2025 年 4 月的「濤雷行動」展示了解放軍對台灣政治中樞與能源基礎設施的精準打擊能力；而 12 月的「正義行動」則轉向演練封鎖台灣的海空聯合作戰能力。 與此同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台灣事務的王滬寧於 2025 年 10 月在紀念「收復台灣八十週年」座談會上，提出「統一帶給台灣的七大益處」：包括促進經濟發展、保障能源資源、保留基礎設施、維護安全、容忍外部交流、保障民生福祉，以及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自由時報》，2025 年 10 月 26 日）。這番話被視為與兩場軍事演習相互呼應的政策訊號。整體而言，大陸正採取「軟硬兼施」的雙重策略——在強調和平統一利益的同時，明確展現可動用武力收復台灣的能力。 尤其當臺北市長蔣萬安（中國國民黨）剛從上海「雙城論壇」返台之際，隨即出現軍事行動，傳達了明確政治訊息：北京一方面透過聯誼和統戰對象維繫國民黨關係，另一方面則以軍事威懾針對「台獨」勢力。 國共互動與基層務實主義 進入 2026 年初，國共之間的互動明顯升溫。2 月 2 至 4 日，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率團赴京出席「國共兩岸關係政策智庫論壇」，大陸官員如宋濤與王滬寧先後釋出柔性聲明。宋濤強調，雙方應堅守「九二共識」政治基礎，堅決反對「台獨」，共同引領兩岸關係朝「正確方向」發展（《環球時報》，2026 年 2 月 4 日）。同時表示，對「頑固台獨分子及其同夥」將採取堅決行動，並警告外部勢力「以台制華」不得逞。 蕭旭岑則回應稱，台灣人民不希望見到衝突，渴求和平，希望大陸能傾聽台灣主流民意。王滬寧回應指出，國共兩黨應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並推動兩岸合作與交流。隨後，大陸宣布對上海居民開放赴台旅遊，顯示友善姿態。 值得注意的是，蕭旭岑亦重申「去中國化」不可能成功，因為「中華文化是台灣的本體與根源」（Now TV，2026 年 2 月 4 日），顯示當前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共的距離明顯縮短。 此次國共智庫論壇主要聚焦於災害管理、氣候變遷、能源發展等「低政治議題」。部分台灣評論指出，王滬寧在 2026…

習近平的戰略外交動作已清楚顯示，中國正形成一種「三極世界」的願景──在美、中、俄三方互為競合的格局之下，中國致力於強化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同時審慎管控與美國的矛盾互動，而台灣問題則成為這個新格局的核心焦點。 中國近年定位自身為調解者與替代性大國，倡導多邊主義與「全球南方」發展，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指導理念，推進其經濟與科技影響力，塑造和平、有序的新國際秩序。 習近平的雙重外交行動：從普京到川普 2026 年 2 月 4 日，習近平先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視訊會談，隨後又致電美國總統川普——這一日的兩場對話被普遍認為對中國「三極世界」構想具有關鍵象徵意義。 此舉標誌著中國正準備從過去美國主導的單極秩序，進入美、俄、中三強並立、競合共存的新格局。 首先，在形式與層級上，與普京的視訊會議顯示中俄關係已不僅止於「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而進一步成為中國「睦鄰外交」的典範；而與川普的通話相對距離感明顯，反映北京與華盛頓關係的冷淡與缺乏互信。 在內容層面，習近平強調中俄在能源、貿易、農業與人文交流等領域的合作，也特別提及上合組織（SCO）與金磚機制（BRICS）等多邊架構的重要性——中國把這些機制視為深化中俄合作與推動多邊秩序的支撐平台。 台灣問題：中美關係的結構性制約 在習近平與川普通話中，長期阻礙中美互信的核心仍是台灣議題。北京重申美方不應持續對台軍售，而華盛頓則以一貫的方式回應──名義上堅守「一中政策」，實際上卻繼續提供軍事裝備，以確保台灣的防衛能力。 這一矛盾政策凸顯台灣在中國「三極世界」構想中的敏感與關鍵位置。外界傳聞在中共軍委的近期整肅中，部分被撤職的將領曾反對以武力統一台灣——真偽難以確證，但可見台灣統一問題在中國戰略思維中具有高度政治分量。 俄羅斯一貫明確支持「一個中國原則」，並在實務上與台灣保持距離，這種立場完全符合中國的外交底線。相比之下，美國「一邊堅守、一邊軍援」的雙軌政策持續擾亂中美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習川通話同日，國民黨智庫代表團正在北京訪問，雙方討論台灣未來合作的可能。儘管民進黨主政下的台灣當局仍對北京敵意強烈，但此行反映出中國大陸繼續以柔性策略推進社會經濟整合的願景。 時機與中俄戰略結盟 此次雙邊外交行動的時間點也耐人尋味——正值農曆新年前夕。這被視為中國外交策略調整的信號，表明中國意在主導並適應新興的「三極秩序」。 對北方的俄羅斯而言，中國外交一向奉行「睦鄰而現實主義」取向。從歷史上理解帝俄及蘇聯對中國領土的企圖，中國戰略學界強調在習近平時代維持友善關係的重要性。中方於俄烏戰爭期間提供的經濟支援，正體現了此一政策連貫性。 同時，中國亦意識到，在川普第二任期下的「美國優先」與關稅戰邏輯中，必須靈活應對。在經濟層面，習近平及其外交團隊作出讓步——增加美國原油、天然氣、農產品與航空引擎進口，以換取美方的政策緩和。這種「硬於台灣、軟於經濟」的策略，構成中國對美的統一戰線式外交。從目前川普的正面回應來看，北京的策略可謂獲得一場外交勝利。 調解角色、平衡戰略與科技競爭 在中國的三極世界構想中，中國旨在扮演積極的調解者角色——透過斡旋促進和平解決，如在俄烏衝突、美伊對峙及以哈戰爭議題上，習近平均強調「政治和解」路線。與法國相似，北京持續倡議「兩國方案」，要求建立並承認巴勒斯坦國。中國試圖塑造自身為維護和平的建設性力量，即便其全球形象仍被部分西方輿論定性為「威脅」。 此外，儘管中俄軍力總和難以匹敵美國，但中國快速推進的科技與經濟實力，對美國的全球霸權尤其在半導體領域構成直接挑戰。美國為此鼓勵台灣晶片企業赴亞利桑那設廠，凸顯科技競逐將成為三極世界最顯著的競爭領域。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倡議 中國三極世界理念的核心，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統攝目標的世界新秩序。儘管西方批評此為削弱美國影響的戰略工具，但更深層的分析顯示，北京藉此傳達一種社會主義式的「和平國際觀」。 習近平在與越南、古巴、烏拉圭等多國領導人會晤中，多次重申此理念，倡導世界和平、永續發展、能源安全、全球治理、多邊合作與「雙贏」目標。與此同時，美國在川普政府的保守民族主義與退群政策下，中國反而成為維護自由國際經濟秩序與全球化的主要推手。這一對比亦象徵中國軟實力的上升與美國影響力的相對衰落。 儒家理念與社會主義願景的融合 為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和平多邊主義，習近平時代提出多項國際倡議：包括《全球發展倡議》（2021）、《全球安全倡議》（2022）、《全球文明倡議》（2023）及《全球治理倡議》（2025）。 外界往往將這些視為中國削弱西方主導的手段，但忽視其深層文化根源——儒家傳統的「和而不同」與「天下大同」觀念，結合社會主義追求公平發展、秩序與穩定的政治理想。這一儒社混融的世界觀意在拒絕「霍布斯式的無序世界」，倡導以和諧與節制為基礎的新國際政治倫理。 歷史記憶與全球南方 中國堅持和平與秩序的價值觀，亦源於近代屈辱歷史的集體記憶。經歷清末至民國的外患與內亂，中國社會內化了一種強烈的「求治」文化。 然而，西方批評者常將中國在南海的行動視為「軍事威脅」，卻忽略了中國政治文化中對主權與安全底線的歷史敏感。類似地，他們批評中國缺乏「人權普世性」，卻忽視中國「自上而下、有界限」的權利觀與西方「自下而上、無限擴張」模式的深層差異。 全球趨向與戰略總結 當前「三極世界」格局正日益明顯。包括加拿大與英國在內的多個西方國家，正轉向與中國「重新接觸」的路線，逐漸放棄一味強調「中國威脅」的論調。 在川普政府外交方向搖擺之際，中國反而被視為一個值得接觸與尊重的主要力量。透過「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平台，北京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 IMF 及世界銀行以外的融資與基建替代方案，為全球南方提供了第三種發展途徑。 綜而言之，2026 年 2 月 4 日習近平與普京、川普的雙重對話，成為中國「三極世界」構想明確化的轉折點。中國一方面與美國進行策略博弈與權衡讓步，另一方面穩固與俄羅斯的同盟，藉此形成平衡美國霸權的戰略支撐。 這一構想以「睦鄰外交」穩定周邊，以「全球南方合作」拓展國際空間；以儒家和諧理念結合社會主義國際觀構築新秩序。其政治底線則鮮明不變——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尤其是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堅定。 在這樣的新國際格局下，全球的決策者與戰略分析者或許必須以更客觀、公正的態度重新理解中國——理解其所追求的，不僅是權力的再平衡，更是一種有秩序、可持續且具文化根基的世界願景。 add this to the bottom of every article: 原文刊於Macau…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新一年的到來並不保證必然會迎來重啟。因為歸根結底，一年的12月31日與次年的1月1日之間，僅僅相隔了一天。認為新的一年本質上標誌著新開始的信念，在大多數情況下，不過是盲目樂觀與天真的結合。 然而，新一年的伊始確實伴隨著一些重要的制度性構建，而這些構建反過來能在塑造預期方面發揮某種作用。例如，印度在2026年開啟了其擔任金磚國家輪值主席國的任期——這是該國歷史上第四次擔任此職，此前曾分別於2012年、2016年和2021年執掌主席國。

「我們一直知道所謂的『國際規則秩序』並非完全確實，因為最強勢的國家總會為自己找藉口去脫離規則，而貿易規則也不會統一落實執行。然而此虛構出來的框架具備一定功能性。美國霸權也為我們提供了公共貨品、公海航行權、金融秩序的穩定，以及集體安全與解決國際問題的基礎。」 兩個星期前，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如是說。其演講被大量西方評論員評為「歷史經典」，風頭蓋過了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在格陵蘭問題上退讓」及法國總統馬卡龍的「歐洲希望何在？」演說，也為當前地緣政治格局作出了有效詮釋。 一個星期後，英國首相施紀賢率大量商界代表到訪北京。其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中國乃世界舞台上的一個關鍵力量，我們有必要建構一個更sophisticated的雙邊關係」。如何把sophisticated翻譯成中文，本身也是一個充滿着微觀政治的課題：到底是「複雜」，還是「多面」或「立體」？這是一種平衡外交需要與本土政治操作的隱晦，還是純粹典型英式的含糊其詞？ 經歷了爭奪格陵蘭的劍拔弩張後，歐洲外交一把手卡拉斯（Kaja Kallas）表示，歐美關係的變化乃「結構性，而非暫時性」。應對當前世界格局，卡尼表示，「中等強國（Middle powers）須團結一致。若我們不在餐桌旁，那只會在餐單上。」來到2026年，歐美多國外交圈子儼然發現新大陸。然而對很多東盟、中亞、阿拉伯世界甚至拉丁美洲的外交官來說，這是再也明顯不過的事實。 哈薩克一邊廂跟俄羅斯維持高度國防安全及經貿協調，另一邊廂卻跟美國、中國、歐盟等深化投資關係。柬埔寨與巴基斯坦往往被視為中國最緊密的夥伴之二，卻也加入了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領導人提名其角逐諾貝爾和平獎。旁人也許會問，達沃斯的「高光時刻」過後，中等強國真的會站起來嗎？ 一、誰能成為中等強國？ 何謂中等強國？我們大可將他們跟「超級大國」（superpower）作對比，把他們定性為在特定地理板塊或關鍵全球性領域（例如能源、資金、尖端科技等）佔有一席的實力國家，他們規模也許不大，卻能在弱肉強食的地緣博弈中保自身安全，也能發揮一定作用，干預或影響部分其他國家的決策權。當前全球中等強國雖然實力與規模不及中美兩國，卻起碼具備以下三大概率（而非必然）條件之二，理想的話則三者皆備： 1.基本生存要素層面上自給自足。加拿大與俄羅斯具備絕大多數核心糧食（穀物、肉類、魚類）及能源（原油、天然氣）自主性的條件，讓他們在這些方面上不但能掙脫對其他國家的依賴，更可成為像其他國家輸出的淨出口國，與科技更為先進或在其他產品上更具比較性優勢的貿易夥伴討價還價。固然俄羅斯需要從中國進口先進器材、電子產品、汽車等，但這些貨品某程度上可算是國家經營「奢侈品」，與人民能否溫飽、在極端狀況來臨之際自保並無必然掛鈎。由此可見，通過五十多個核電站及再生能源研發而擔任歐盟主要能源出口國的法國，絕對比嚴重依賴原油及天然氣進口的德國來得更為能源自主，也間接解釋了為何相對於依靠挪威及荷蘭的柏林，巴黎更願意在外交問題上「標奇立異」，不時與歐盟主流聲音分庭抗禮。 2.擁有戰略性的稀有資源 （strategic and scarce resource）。這些資源必須稀有而具備全球性價值 ，包括能源來源──比方說，盛產原油的沙特阿拉伯、伊朗──又或是高端科技（包括在全球半導體及電子供應鏈中佔有重要席位的日本、南韓）及製造業生產效能（德國）。當然，無論是科技還是產能，箇中也反映出這些國家擁有雄厚而用來輔助實體經濟的金融資本。而具備全世界最大稀土儲量及幾近壟斷提煉加工的中國在過去一年跟美國交鋒中便多番打出「稀土牌」，也揭示着在可見將來中，擁有全世界第二至第四大稀土儲量的巴西、印度、澳洲，尤其是最大非中國生產商的澳洲，國際話語權將會日益增加。 3.這些國家須具備相當程度的政治獨立性，不能輕易被其他國家操控或把持。伊拉克乃全世界十強原油出口國，擁有全世界第五大儲備。然而在美國侵略過後及佔民眾主流的什葉思潮影響下，其原油生產政策及盈餘基本上由美國及伊朗各自在當地安插的代理人定奪，相對於其他較為獨立的中東國家，本質上沒有反擊或向美或伊說「不」的空間。同時，歐盟總部深受北約及跨大西洋軍方情報體系影響，缺乏足夠能力去擺脫華盛頓的長臂管轄。特朗普回巢後，固然個別歐洲首都及元首將會逐漸往美國勢力範圍以外的力量下注，但此意欲卻暫未能轉化成歐盟整體的路線調整。 二、中等強國真能團結一致嗎？ 曾幾何時，在所謂的後冷戰「自由民主秩序」稱霸全球之際，美國只須把軍事、貿易、金融、認知四大法寶一揮，便能讓不少相當依賴跟美國合作的不同國家政客，「理性」地選擇跟美國戰略意識看齊。須知道，合縱乃是由連橫所破的。 時至今日，美國的國際可信性出現了嚴重問題，陷入了所謂的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無論是出於國內民眾對美國當局的反彈（例：加拿大或英國），還是戰略上對特朗普飄忽無常行為得留有一手（例：歐盟諸國），中等強國普遍逐漸意識到，是時候建構一個能讓他們擺脫美國威逼利誘的平行機制。 然而要這麼多的國家聯成一線，實踐上來卻是十分困難。 比方說，今年乃印度輪流出任以中印俄三角為主導的金磚國家組織主席之年，其卻同時跟立場鮮明反印的歐盟達成「破天荒」貿易協議，在美國保護主義抬頭情況下，雙方各自降低超過八成半的關稅，並就投資門檻作出調整。然而即使強如歐盟的「布魯塞爾」監管效應，面對層層疊疊的印度官僚體制，以及各自為政的邦政系統，也難保可成功降低貿易門檻。沙特阿拉伯跟阿聯酋在原油生產上有一定共識，卻在人工智能及數碼賽道上視對方為極大對手。即便是經常強調「內部團結」的東盟，當中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及越南，也在爭奪中國企業出海的新型「經貿戰」中明爭暗鬥，不遑多讓。 有朋友曾提出以囚犯困境框架去分析這些區域勢力──在沒有懲罰機制下，對於他們來說，單方面「背叛」（defect）所帶來的價值遠比跟對方「合作」（cooperate）來得為高。然而團不團結，其實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能否殊途同歸地找到抗衡霸權主義的勇氣與能力。中等強國各自生存之道乃選項最大化（optionality maximisation），而非選邊站，也不是跟對方達成具約束力或排他性的協議。他們彼此不相伯仲，誰也「滅」不了誰，卻也不會被對方所「滅」。同時，以中美為主要例子的大國，也往往有意扶植對自身有利的中等強國政權，即使他們具備高度自主性，卻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例：台灣、供應鏈轉移等）起碼能跟自身有着基本共識。 三、中國準備好「中等強國」時代來臨？ 當前世界格局乃「一超一準多強」。「超」指的自然是在龐大軍事版圖、龐大市場、美元霸權、「軟實力」滲透及情報壟斷四大支柱下的美國。「多強」指的則是包含着以上已提及的數個「中等強國」。無論在具體經濟規模還是出口市場大小（以及人均GDP）仍比不上美國的中國，即使在關鍵科技與知識產出上一日千里，卻依然未能在軍事、金融、消費進口等層面上匹敵美國。唯有當各地多強願意跟正在崛起的一準合作，方能真正推進美國霸權衰落──某程度上，對飽受海外戰爭及國內軍工複合體壓榨的美國普通老百姓來說，這未嘗不是件好東西。 但中國也要切記──「驕兵必敗」。五眼聯盟中，除美國以外的四眼、絕大多數西中北歐國家，甚至中東諸國在國防情報上對美國的依賴乃根深柢固的。同時，即使他們領導人對特朗普抱有相當微言，認為其難以信賴，但這絕不代表他們自身或人民會因而把中國視為可靠而可合作的夥伴。這也局部解釋了為何歐盟有部分領導人至今仍拒絕重新定性自身跟中國關係，與北京尋求全面破冰。反之，若中國有意拉攏這些傳統「歐英美」國家考慮與我們深入接觸與交流，則需在關鍵政策議題上提出鮮明而能供他們政府向本地支持者及選民「推銷」的鮮明益處。 作為中國兩大特區之一，香港有必要善用得天獨厚的對外聯通，建立起國家土壤上最為全面而先進的國別研究社群──尤其是針對金磚國家、上合組織、東盟、印度次大陸的聚焦研究。要跟這些國家建立深厚久遠關係，需要的不只是經濟往來，而是真正對他們文化、歷史、本土政治的認知，更應當在我們的中小學開始做起，建立下一代對世界的好奇與認知。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鞏固跟全球北方中的歐洲、東北亞及英語國家的接觸，補足內地現存的短板與不足──這些都是香港應對中等強國崛起當下的首要任務。香港準備好了嗎？

英國首相基爾・斯塔莫（Keir Starmer）對中國進行的三日訪問，不僅標誌著在歷經八年冷淡關係後，英國對華外交路線的一次務實回歸，也體現出英國在面對美國日益霸權化的外交政策時，試圖在對華貿易與商業往來上走出一條「中道路線」。作為美國最緊密的盟友之一，英國在對華政策上的這一調整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涵。 斯塔莫此行率領六十人商務代表團，為英國爭取到價值數十億英鎊的出口與投資協議。具體而言，中國同意將蘇格蘭威士忌的關稅從 10% 降至 5%，預計未來五年將為英國經濟帶來約 2.5 億英鎊收益。中國目前是蘇格蘭威士忌的第十大市場，此一關稅調整將大幅提升蘇格蘭酒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另一方面，中國潮玩品牌 POP MART（泡泡瑪特）同意將倫敦作為其歐洲樞紐，並計畫在未來一年內開設二十七家門店，預計將在英國創造至少一百五十個就業機會。中國奇瑞商用車亦確認在利物浦設立總部，其行政總裁尹同躍表示，公司將致力於支持英國本地就業與綠色供應鏈的復甦。 中英關係的回暖同樣體現在能源領域。中國企業海辰儲能（HiTHIUM）承諾在英國投資能源儲存項目，目標是在英國帶來約 2 億英鎊投資並創造近三百個工作職位，增強英國本土能源主權能力，鞏固地方經濟與能源體系。 目前，中國仍是英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支撐著約三十七萬個英國就業崗位。因此，兩國關係的深化對雙方而言可謂雙贏，尤其對自 2016 年脫歐以來經濟表現疲弱的英國更是如此。難怪斯塔莫直言：「我們正在為對華交往帶來穩定性、清晰性和長遠策略，從而把實實在在的利益帶回英國企業與勞動人民手中。」他也坦承：「與中國交往，正是我們爭取英國企業增長、支持本國優質就業、並保護國家安全的方式」（英國政府新聞稿，2026 年 1 月 30 日）。 商務與貿易大臣彼得・凱爾（Peter Kyle）則表示，英方代表團在中方之行「將使我們與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一的關係奠定更堅實的基礎，為英國釋放數十億英鎊的商機，並為新一輪商業夥伴關係定下航道」。 在製造業方面，自行車品牌 Brompton 計畫向中國出口產品，三年內預計出口總額將達 1.115 億英鎊。世界桌球巡迴賽（World Snooker Tour）擁有約 18 億人的全球觀眾，此次新增兩個在中國城市舉行的賽事，未來五年將帶來 1,500 萬英鎊收益。考慮到中國對英國體育產業的龐大市場潛力，雙方在體育經貿上的未來發展空間十分可觀。 就健康產業而言，威爾士企業 Cultech 將與華潤合作，增加出口並在威爾士的波特塔爾博特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伯明翰生物科技公司（Birmingham Biotech）則期望憑藉其創新、無藥物健康產品，在中國龐大市場實現 2,000 萬英鎊的銷售額。 2025 年，格拉斯哥普雷斯蒂克機場已開通三條直飛中國的貨運航線，帶來 7,600 萬英鎊新業務，並將在 2026 年創造 250 個就業崗位，進一步支持蘇格蘭鮭魚與海產的出口。同時，Asymchem 擴大了其在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發布局，而阿斯利康（AstraZeneca）則在中國增資其研發項目，承諾投資 150 億英鎊，並在劍橋、麥克爾斯菲爾德、斯皮克、盧頓與倫敦等地創造 10,000 個職位。 在…

中國與歐盟達成協議，以最低售價取代電動汽車關稅，這反映了中國在經濟和外交戰略層面的大調整，其目的是緩解貿易摩擦，並在美國領導力存在不確定性情況下重建與歐洲及其他美國盟友的關係。這一舉措成功與否，將取決於中國能否解決貿易的持續失衡和地緣政治問題，而不是認為與美國關係緊張就會自動轉化為同北京加強合作。 1月12日，中國商務部宣佈與歐盟就電動汽車出口達成協議。這項協議標誌著中歐各國和產業界曠日持久的談判取得了歷史性成果，它反映了雙方貿易爭論的傾向，而這場爭論過去三年主導著世界第二和最大經濟體之間的互動。 協議夯實了擬議中的歐洲對華汽車關稅改革，代之以有效的最低售價，即儘管中國汽車製造商及其貿易合作夥伴無需向歐盟成員國直接繳納關稅，但向歐盟出口的汽車必須高於規定售價。 分析師們迅速發表了各種評估。雖然這些企業的市場份額短期內會受到衝擊，但這一干預也許有助於阻止中國汽車製造商陷入兩敗俱傷的價格戰，進而提高它們的長期收益。 然而，正如我去年9月指出的，這些評論忽視了中國對讓步所持的開放態度，這在幾年前或許是不可想象的。它表明中國試圖進一步推進“反內卷”，且該舉措有著獨特的外交政策維度。 長期以來，歐洲各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所謂“不公平補貼”和保護主義政策深感不滿。當然，這種感受是相互的。 Drop files to upload ▲2025年7月24日，在北京舉辦的中歐企業家座談會。 然而，變革之風正自由吹拂，不僅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中國與一些向來被視為美國堅定盟友的國家的關係亦如此。11月，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在首相桑切斯陪同下訪問中國。一個月後，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了中國西南地區，受到熱烈歡迎。 歐盟宣佈協議幾天後，加拿大領導人卡尼對中國進行了歷史性訪問，這是九年來首位在任總理訪華。中方稱贊過去幾個月雙邊關係出現“好轉”，雙方都尋求放寬貿易和投資限制。政府官員稱此次會晤“有重大歷史意義”。卡尼強調，加拿大外交政策將重新定位於“新的世界秩序”，明確表達了加拿大對其南部鄰國反復無常的哄騙和索求的反對。 解讀中國的外聯努力 趨勢顯而易見。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宮以來，北京的技術型高官和政治家們一直積極尋求重建與全球北方國家的緊張關係，深化彼此間的聯繫，其中包括美國的長期合作夥伴加拿大、澳大利亞、西歐國家，甚至英國（儘管國內局勢混亂）。 中國的這一戰略舉措基於這樣一種觀點：特朗普自私自利、搖擺不定的外交政策只會讓盟伴遠離美國，而在全球供應鏈斷裂和區域性重組背景下，中國將被視為更受歡迎、更穩定、更有能力的合作夥伴。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判斷和預測並非毫無道理。首先，越來越明顯的是，認為中國是唯一必須“去風險”的國家，這種假設根本站不住腳。2023年10月，我與塞巴斯蒂安·康蒂恩·特里略·菲格羅亞曾就這一觀點進行過爭論。美國最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說明瞭特朗普政府的報復心，它一心支持歐洲極端保守、親MAGA的運動（甚至政客），並從文化和意識形態戰爭視角怪異地描述跨大西洋關係。美國對歐洲商品徵收苛刻的關稅，加上在烏克蘭、格陵蘭等問題上一再推諉帶來不確定性，並產生間接影響，這些都加劇了歐洲決策者的焦慮。 另一方面，歐洲也逐漸意識到，忽視中國的潛力，並將“去風險”等同於對中國崛起的科技實力只做言辭犀利但缺少結構性協調的回應，是行不通的。過去十年，對中國經濟充滿冷嘲熱諷、近乎末世論的評估，讓許多西方觀察人士誇大了中國宏觀經濟中的不利因素，而忽略了有利因素。 前者包括長期消費不足、房地產低迷，以及努力從疫情中走出來的企業的收縮。而後者則蘊藏著許多希望和機遇，包括該國在先進製造業方面令人矚目的進步，以及為縮小城鄉差別和改善貧富不均而進行的努力。 因此，中國決策者正確地認識到，特朗普重返白宮是一個契機，專注於經濟穩定可能帶來外交政策紅利。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被淡化或漸行漸遠，市場准入和商業利益確實能起到拯救作用。 過於樂觀的危險 然而，中國應當牢記，在地緣政治中，想當然是危險的。正如美國決策者將歐盟視為本質軟弱、充滿官僚主義亂象的無可救藥集團是傲慢自大，中國人若認為對美國的反感和警惕會自動轉化為對中國的親近和開放，那也是錯誤的。 兩個關鍵障礙依然存在。第一個，是要解決大多數主要經濟體與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中國在先進製造業領域的巨大優勢毋庸置疑，但全球許多新興和成熟市場的人們越來越擔心受到過度依賴中國和本國企業被技術更先進、成本更低的中國競爭對手取代的雙重打擊。歐洲和英語國家政府正努力應對民粹主義抬頭和企業對中國商品湧入國內市場的擔憂，它們肯定希望中國能有更清晰的表態和戰略同理心。 Drop files to upload ▲2025全球工業互聯網大會上的人形機器人。 人民幣近期升值是一個積極步驟，表明中國意識到，在其主要貿易夥伴中，一些心懷不滿的人已經並將繼續給中國製造負面輿論。然而，仍需採取更多措施。事實上，中國需要一個進口政策，需要制定一個全面、多方且動態的計劃，確保從貿易夥伴那裡進口更多商品，從而獲得美國政府常用的最大撬點之一：進入其龐大的市場。 第二個挑戰涉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儘管國會某些懷疑中國的聲音嚴重歪曲和誇大所謂的“2027最後期限”，目的是為其重點國防項目爭取額外資金，但圍繞台灣海峽持續不斷的猜測性焦慮和過度恐慌，是中國領導層必須正面應對的。唯如此，才能切實改善與大多數歐洲和英語國家的關係，並防止“去風險”擔憂阻礙其發展勢頭良好的經濟再接觸努力。要以既堅持基本立場，又致力於通過實力（而非戰爭）保持威懾的方式做到這一點，需要中國方面具有極高的戰略敏銳度、戰術定力和溝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