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

2024年7月29日早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跟東帝汶總統奧爾塔（Jose Ramos Horta）會面，舉行雙方會談。此乃東帝汶立國以來，最高元首首次訪華。習近平指出，中方願與東帝汶朝着「三個更高」目標發展──一為深化戰略安全協作、二為強化產業、基建、糧食、民生四大方面的合作、三則為以「南南合作」原則為核心，推動在多邊組織層面上的配合與合作；中方願意沿着以上三大綱領，施展包括東帝汶在內的雙邊及多邊合作。 當時有位在雅加達的資深外交研究人士問我，為何中國對「小國」如斯重視，會給予他們如此高規格的接待？一時記不起印尼與東帝汶之間敏感關係的我，便根據我對代中國外交模式的認識老實作答：「南南合作」不但是關鍵的宣傳論述，更是中國對外關係的核心綱領。無論國大國小，只要對方願意與我們坦誠相待，我們都會以最高規格模式去接待他們。不論是吉布地還是塔吉克斯坦，姑勿論他們人口大小，中方都擁有廣闊胸襟及戰略智慧，去給予他們應有應得的尊重。 某中東國家資深官員便曾跟我說，「某些國家部長去到華盛頓，可能只獲助理國務卿或其首席助手接見。來到北京，卻能跟政治局委員（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會面，擁有上賓待遇。官員也是人，也有最基本的自尊。在這種『禮儀外交』攻勢下，久而久之，聯大上親近中國代表立場的，自然愈來愈多。」有的說，此乃「農村包圍城市」。然而隨着世界經濟中心逐漸往東（亞洲）及往南（發展國家）轉移，誰是農村、誰是城市，還有待分曉。 當然，這並不代表中國的領導不能跟曾經傲慢「俯視」自身的「全球北方」國家平起平坐。上周習主席跟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正彰顯了中方如何在不就涉及核心利益做出任何讓步下，找出能讓特朗普欣然接納的階段性「通解」，從而紓緩華盛頓對中國雜亂無章的反噬，並讓雙邊關係止跌回穩。 一，東盟身份對東帝汶發展的重要性 東帝汶2022年的主要出口市場為中國、印尼、日本，出口品大多數為原油、天然氣、咖啡及廢鐵。其主要進口夥伴則為印尼、中國、新加坡及澳洲，主要商品種類則為煉油及各種各樣的車輛，間接反映出島國中欠缺具規模而能讓其能源提煉上自給自足的輕重工業。 加入東盟，理論上能大量降低該國出口至印尼及泰國以外的八個市場，當中又以購買力較強而本身與東帝汶已有深入經貿來往的新加坡為甚。作為一個進口遠大於出口的國家，隨着貿易壁壘、進入及離開該國投資門檻順應降低，當地理應能迎來投資者及生產商進駐，從而為當地居民提供就業。然而以上分析，卻忽略了東帝汶人口貧乏、基建嚴重不足、八成就業皆與農業工種綑綁等結構性問題。要從東盟其餘國家吸引人才、資本，不但需要更多運輸及對接，更需要他們看見當地發展的獨特潛力。 也有的說，東盟間的免簽政策促進有助於東帝汶人才走出去、也可鼓勵更多東盟旅客到東帝汶探索當地的自然風景、歷史遺跡、文化傳統。現時東帝汶只向東盟原十國中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老撾國民提供三十天免簽。加盟過後，其也可逐漸向菲律賓、越南這兩個人口大國打開大門，並嘗試與當地旅行機構「統一戰線」，鼓勵更多「東帝汶+1/2」旅行團及路線的推廣，從而吸引東盟以外的旅客。然而去過首都帝力的旅客都知道，當地只有一間像樣的五星級酒店（每晚價格絕對不便宜，跟香港老牌五星有可比性）。沒有配套、沒有訓練、沒有最基本的媒體曝光的話，當地旅遊業難以確實開展。生態旅遊與文化旅遊有其可取性，卻需要具訓練的專才落實。 說到底，進入東盟對東帝汶的真正意義，在於其象徵性價值與長期戰略增值。在國際舞台上，其政府元首與高級部長如今有更充實的底氣，能借助東盟正在拾級上升的重要性，在多邊組織中發聲並提出要求。通過東盟內部機構及不明文規定（包括對每屆主席國的重視與相應而來的政治籌碼），東帝汶也許可獲得更多的技術、發展、基建援助，並利用此身份跟包括中、美、印在內的區域大國進行更公平的談判周旋。 二，東帝汶加入對東盟所構成的風險與機遇 東帝汶加入東盟過程用了逾二十年，箇中必然有其原因。向來言論惹火的前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秘書米金喜（Bilahari Kausikan）便曾在《日經亞洲評論》中撰文指出，此國根本上「難以發展」，並在及後一篇訪談中稱其為「無藥可救」（basket case）。有不少傳統菁英認為這次擴充，會令東盟相對發達國家所背負的負荷加重，也令反對進一步區域融合（包括在移民護照、外資外企、發展援助等議題上）者能有更多彈藥，炒作「鄰國負累」論述，長遠則可能令成員間出現分裂。 高企失業率（2025年第三季為4.8%）及嚴峻貧窮問題（約四成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讓東帝汶可能難以持續滿足東盟成員國有關經濟條件的硬性規定。也有聲音指出，當地政局治安不穩，一旦被「融入」東盟，則有可能導致犯罪等問題擴散，席捲全區。當然，若東盟成員身份確實要按治安水平作決定，那緬甸、柬埔寨，甚至泰國都有可能「瀕臨出局」。 反之，該國（尤其是帝汶海中）豐富天然資源，若能配以適當的外來人才及有效的技術轉移，則完全有可能讓其在舊能源競賽中分一杯羹，甚至踏上人口更小而平均年齡遠來得為高的汶萊曾經的發跡之路。當然，在這再生能源崛起的時代中，正如去年亞洲開發銀行一份調查指出，東帝汶也應投放更多資源發展太陽能及水力發電，也能驅動能源產業多元化。中方的綠色「一帶一路」項目技術，相信能在此方面發揮相當作用。 最後，作為東盟諸國國齡最小、發展潛能卻相當大的「生力軍」，東帝汶絕對能成為此經濟協作組織展現「東盟發展模式」的最佳彰顯地。引入微型金融、推進公私營合辦基建，甚至落實適度低稅制私有化，皆有助於把東盟對發展經濟最感興趣的政策調研者與企業家吸引到當地作為大本營，推進對大眾有利的影響力投資。這個絕非天方夜譚──筆者認識一位曾在北京進修的歐裔青年才俊，現正在東帝汶財政部擔任顧問。其對該國如何「走入世界」與國際組織溝通對談感到十分興趣，並主張把東帝汶打造成印尼與澳洲之間的「人文橋樑」，吸引來自於兩國的背包客與青年人才。 三，論香港與東帝汶合作空間 常有讀者反映，說我筆下探索的國家與香港距離太遠，不夠「實用性」。普遍讀者可能想知道中美大格局走勢如何，卻對東帝汶興趣不大。然而這恰恰也許是普遍港人得改變的想法。 常聽人說，香港要「聯通世界」。但世界遠不止於中美兩國，東盟也並非只有新加坡、印尼兩國。要連結世界，首先要讀通地緣政治與發展經濟。 往前看，若東帝汶要吸引外資、設置先進科技工廠，首先得確立法治、強化當地國民對投資者保障、就稅務與金融體系拆牆鬆綁，並建立能容納外資需求的住宿生活配套。在這些方面，以「軟件基建」及專業服務為榮的香港，有必要擔當更關鍵的角色。無論是本港大學招攬東帝汶年輕學生到港進修實習，還是特區政府鼓勵退休公務員到當地擔任義務顧問，提供意見，這些都是可以實踐並操作的「第一步」行動。 香港有一非牟利醫療組織，在過去數年與東帝汶當地的天主教大學簽署醫科、護理科學生實習交流協議、引進飲用水機、主動推動「登革熱防控項目」──有關成果刊登在《刺針》上，正彰顯了善用我們醫療專業、對外聯繫等長處的民間外交重要性。參與在當中工作的，有不少是古道熱腸的香港年輕人──他們不相信「對外聯繫」必須局限在美、歐、英等發達國家，而相信香港能善用「一國兩制」所賦予的獨特地位，「能人所不能」地推動專業對接。從公共衞生到生物科技、從法律仲裁到教育文化，只要每一位具能力及魄力的香港人願意踏出多一步、把手伸長多一些，絕對有可能在如今風高浪急的國際形勢中，讓這顆東方之珠在遠在天邊的異鄉發光發熱。從東帝汶到吉布地，從埃塞俄比亞到柬埔寨，我們都做得到。當然，最關鍵的問題是，有多少人願意去試、去做？

面對美國的敵對行為，中印緊張關係似乎正在解凍，但雙方還無力實現真正的緩和。 今年8月天津上合組織峰會期間，習主席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會晤。許多評論人士認為，此次會晤預示著中印關係可能“重啓”。他們同時認為，此次會晤意味著雙邊戰略關係可能得到鞏固和深化。 雖然會晤為雙邊關係的戰術性重啓提供了關鍵契機，但並未對中印關係走向正常化做出實質性調整。雙方建立了一個基礎，但這個基礎十分脆弱。 峰會一周後，巴西召開了金磚國家領導人特別峰會。莫迪派出經驗豐富的外交官蘇傑生作為代表。巴西和印度借此機會批評某些地緣政治行為體將貿易和金融武器化，從而“增加了貿易壁壘，使交易變得更加複雜”。但是，兩國都避免公開譴責美國。 過去兩個月，莫迪曾致電為特朗普慶生，委託蘇傑生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見美國國務卿魯比奧，並在10月初肯定了兩國貿易談判取得的“良好進展”。特朗普反復無常的言辭和姿態明顯損害了兩國關係，而且印度公眾普遍認為，莫迪的反對者也部分認為，這體現了他內心對印度的漠視。但是，印度仍然不願脫離美印之間長期存在的經濟關係，以及尚處於萌芽階段的軍事安全夥伴關係。 中印關係重啓的巨大風險 對中印兩國領導人而言，設定底線有非常明顯的戰術意義。對此，近期的討論出現了兩種主要解釋。 第一種觀點認為，特朗普在貿易政策中對印度的武斷對待、在烏克蘭戰爭和印俄夥伴關係問題上的雙標，以及在四方安全對話等小型多邊組織問題上的搪塞，助長了印度內部長期存在的、擔心美國對該地區戰略承諾的聲音。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包括國家安全顧問阿吉特·多瓦爾和外交部長維克拉姆·米斯里，都主張對華採取更務實的態度，這對推動轉變發揮了關鍵作用。首先，多瓦爾牽頭與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進行了多輪會談，最終在8月就邊界問題達成十點共識。 第二種觀點暗指中印兩國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日益增長，東盟（夾在中印之間）、拉丁美洲、非洲、中亞和西亞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地緣政治地位不斷上升，以及，中印兩個大國在合作推進這些地區的全球治理方面存在共同利益。雖然中國官方言論熱衷於支持這種觀點，但中國俗語“同床異夢”體現了它的局限性，表明它無法作為兩國真正結盟的基礎。兩國政治領導人正在激烈爭奪對崛起的全球南方的影響力。中國靠的是製造業產品和基礎設施發展，印度則憑借其新興市場、人口和人才紅利以及服務業優勢。 雖然中美關係仍然是中國世界觀和戰略力量的重要支柱，但對中國領導層來說，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和全球治理結構中的地位也日益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這種側重點的轉變，體現於中國領導層近年推出的四項全球倡議。這些倡議的地域範圍更加分散，主題更加廣泛。它們對鞏固中國政府彰顯合法性的努力至關重要，它不僅面向國內，也旨在爭取全球南方，中國渴望獲得它們的認可。 同樣，印度領導層對美國與巴基斯坦關係升溫極為警惕。兩國關係之所以升溫，是因為特朗普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阿西姆·穆尼爾的私人“友誼”，以及他們對加密幣的共同興趣。或許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加沙和平會議上熱情稱贊特朗普是“和平者”。事實上，印度次大陸很可能正在經歷近年來最顯著的格局變化，巴基斯坦在地緣軍事問題（例如針對阿富汗塔利班）和經濟結盟（減少與中國的接觸）方面與美國走得更近。但這是否使中印深入合作更加緊迫，並為其創造空間，還有待觀察。 持續存在的障礙 然而，我們不應錯誤地認為中印關係改善很容易。兩國都擔心被對方“包圍”或“遏制”。印度評論員和專家一再將中國與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尼泊爾和馬爾代夫等鄰國的夥伴關係和交往稱為“包圍圈”的主要標誌，少數人甚至提倡“反包圍政策”。擴建印度海軍基地、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競爭對手建立更持久關係，將成為應對戰略的重要內容，其目的是阻止中國在印度洋獲得更多戰略資源。 貿易和投資壁壘依然堅固。在印度，根深蒂固的保護主義情緒意味著進口限制、許可要求和檢驗程序仍然是中國企業進入印度市場的阻礙。認證和審批仍然是官僚主義不確定性帶來的關鍵障礙。另一方面，儘管中國承諾進一步“開放”，但由於在調整工作條件和對商業運作方式的期望上存在挑戰，中國很多市場對印度投資者和出口商來說仍無法進入。雙方在技術上的相互限制，尤其是印度對中國電信行業設置的壁壘，仍將是爭論的焦點，尤其是在中國企業尋求實現供應鏈多元化，脫離高度內卷的國內市場的背景下。 撇開領土爭端、經濟競爭和技術安全化不談，最根本的問題是兩國缺乏相互瞭解。能夠經常往來，或在對方國家居住的印度和中國公民數量低得驚人。截至2023年，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印度人約為5.6萬，而生活在印度的中國人數量目前尚無可靠統計數字。如果兩國人民不去對方國家見面、交流和生活，又如何能夠真正地瞭解彼此呢？ 易取得的成果？ 目前的障礙沒有快速解決方案。然而，如果希望中印關係真正長期蓬勃發展，我們必須從一些易取得的成果入手。 首先，應大幅提升學生和學術交流的數量、頻率、深度和質量。儘管簽證發放仍將是遊客和普通出行的障礙，但兩國教育部應著眼於大幅簡化流程，並推廣相關渠道，以便兩國學生和高等教育群體能前往對方主要教育目的地，例如中國的北京、上海、南京和廣州，以及印度的德里、孟買和班加羅爾。從降低簽證門檻到開通甚至優先開通部分直航，可以做更多事情，從而鼓勵由民間人士（主要是研究人員、教授以及與他們共事的年輕人）開展城市間交流。 第二，深化橫向接觸（邦/省層面）和縱向接觸（以技術官僚部委/官僚機構為中心，例如財政官員和學者、律師和法官，甚至建築師和土木工程師）。通過分享共同點和最佳實踐，重新構建雙邊關係，使之去政治化，並提供可論證的證據，證明中印之間建立共同利益並非僅僅是假設。 事實上，香港作為中國領土上唯一實行普通法並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特別行政區，完全有能力成為中印之間真正的橋梁。特區政府應該遊說印度外交部，重新向香港護照持有人簽發已暫停的電子簽證，並將實現互免簽證待遇作為中期目標。 這些易獲得的成果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如果沒有點滴改變，偉大的轉折就無法實現。橋梁建設者必須一步一步前進，不被噪音或可能的反彈影響。

10月26日，東帝汶（Timor-Leste）正式加盟東盟，成為第11個成員國。東帝汶乃位處印尼群島與澳洲之間的群島國家、其「主島」部分與印尼西帝汶部分把帝汶島一分為二。全國人口只有約135萬人（不到兩個沙田區總和），乃東盟中除了汶萊以外人口最少的國家。按人均生產總值計，該國敬陪東盟末座，比深陷內戰及軍政獨裁的緬甸及長年生產力疲弱而人口流失嚴重的老撾還來得更低。 對該國不少熱中進一步對外國際貿易開放及引進外資者（包括現任總統奧爾塔Jose Ramos-Horta）的人士來說，東盟此擴充被視為是對該國政治地位的正式認許，總算是還了他們數十年所爭取的心願。同時，此舉動對東盟在有關全球南方的論述構建與對外道德權威方面有其顯著貢獻，也讓這相對「國齡」年輕，也是亞洲最貧窮之一的國家，理論上開啟了通往與鄰國貿易協作深化與戰略共融的大門。 當然，理想是理想，現實是現實。東盟能否有效地「同化」及「接納」東帝汶，同時防止現存內部矛盾被激發，都是諸成員國領袖需妥善回應的關鍵問題。連續兩周，我們將就着東帝汶的過去、現在、未來進行詳細分析。 一，歷史波折中一路走來的東帝汶 最早期在帝汶島上定居的人類先祖，可追溯至公元前約四十一至四十三世紀的西太平洋群島遷徙者。接下來3萬多年中的數波「海外」移民為當地帶來了新技術、新文化，以及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原始貿易往來。宋朝《諸蕃志》中便曾提到「底門國」的存在──當時帝汶島並沒分成東西兩國，純為一體。島上盛產檀香樹，並在元代期間分裂成諸多小王國，當中以母系制度的「韋哈勒」（Wehali）為首。諸多王國之間固然形成約定俗成的共處秩序，卻未能團結一致地抗衡外敵。 正因如此，當第一波葡萄牙商人與傳教士於十六世紀相繼抵達帝汶島之際，當中具備相對政治野心的，便把帝汶島視為一個便捷資源補充地，以支援他們在東南亞其他諸島的殖民工作。葡萄牙與荷蘭戰爭爆發之後，前者進行戰略收縮，並嘗試鞏固其在帝汶島絕大部分的控制權，並把島上多國分成西部的西比奧（Servião）及東部的貝羅斯（Belos）以來分治。 接下來兩百多年的葡殖統治，並沒有為帝汶島東部地帶創造太多的基建發展或生產力增長，更遑論經濟豐收。里斯本把東南亞內絕大多數的戰略部署與精力投放在與荷蘭及其他地方勢力（包括南蘇拉威西的土著部落與傳教士）的明爭暗鬥，以捍衞其視為更關鍵的印度大陸利益。1859年所簽署的《里斯本條約》，讓葡萄牙與荷蘭的腥風血雨暫時告一段落，也讓葡萄牙正式接管帝汶島東部，並在及後數十年把帝汶管轄權從身為「一級殖民地」的葡屬印度與葡治澳門轉移至里斯本中央手上。同一條約也把西帝汶歸入了荷蘭東印度（大概為今印尼領土）之內，開啟了帝汶島上「荷葡共治」篇章。 二十世紀初，經歷了軍官斯里瓦（José Celestino da Silva）的14年集權苛政過後，部分東帝汶人民動員起來，嘗試推翻殖民政府。血腥鎮壓下，數千名帝汶人民遇害，他們的犧牲也為當地長達百年的解殖運動打響了頭炮。二戰期間，東帝汶先受澳洲與荷蘭軍隊佔領，以抗衡日本在區域內的侵略。1942年，東帝汶淪陷，而在極少支援下，一股由荷蘭及澳洲人組成的志願軍與大量帝汶土著展開了為期一年多的游擊戰。戰後重建之際，葡萄牙重新接管東帝汶。當地人民對脫離葡萄牙殖民的意念固然強烈，卻苦無論述或領袖能帶領他們「出紅海」。 二戰結束後，歐洲掀起一股「變革之風」（Winds of Change），名詞源自於英國時任首相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於南非所發表的演講。他指出，脫殖這股「變革之風正吹過非洲大陸，無論我們喜不喜歡，民族意識的崛起是一個政治事實」，而非洲大陸上脫離殖民的國家選擇向西方靠攏，還是投向如蘇聯及中國等的「共產陣營」，乃是一個關鍵的戰略問題，需要正視。對於葡萄牙等國力早已比不上英美兩國的「次等宗主國」，從殖民地盡快抽身而退也因而成為了當務之急。1974年11月，末任總督皮雅斯（Mário Lemos Pires）上任，匆忙地啟動當地「民主化」。 二，印尼與東帝汶的恩怨情仇 當時主要政黨之一，乃支持東帝汶獨立的革陣（FRETILIN）。革陣堅拒「與葡共舞」，也反對「轉而入印（尼）」。親西方而立場反共的鄰國印尼總統蘇哈托，在西方盟友（包括美國與澳洲）支持下，嘗試在當地扶植「親印」勢力，卻不得要領。另一邊廂，坐擁大多數議席的革陣與支持漸進解殖的溫和派盟友徹底鬧翻，當地陷入內戰，總督狼狽逃離首都。1975年11月，革陣單方面宣布東帝汶獨立，卻只獲得冷戰期間幾個社會主義國家承認。 12月，獲美國總統福特默許（其表示「我們明白問題在哪裏，也明白你們的意圖……我們不會阻礙你們」）的蘇哈托，揮軍入侵東帝汶，並把全境納入印尼實際掌控範圍。及後十年多，無論是出於冷戰大格局盤算的西方陣營，還是出於對自身境內獨立運動的數個東盟國家（包括馬來西亞及泰國等），也紛紛表示支持雅加達當局在東帝汶的所作所為。當時有不少在當地雙手沾滿鮮血的印尼軍官，因立下戰功而步步高升。 印尼在當地治理「兩手抓」──一方面嘗試通過大量公共基建與配套投資，驅動增長率（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間平均達每年6%），另一方面卻以殘酷暴力手段鎮壓示威者及反對聲音，甚至把部分激進批判者謀殺滅聲。革陣則遁入「地下」，成為了印尼統治者最大的在野武裝對手。對蘇哈托來說，版圖完整，乃其維持「強人」形象地位及政治版圖的首要條件，不可退讓。1991年11月12日，支持獨立者聚集在首都一個墳場中，紀念被印尼軍方擊殺的一名示威者。一連串升溫事件過後，軍隊向群眾開槍，擊斃超過250名平民。事件被3名記者目擊紀錄，經歷重重障礙方能讓印尼暴行在西方主流電視上公諸於世。全球各地冒起大量民眾示威，抗議印尼政府，要求容許東帝汶獨立。 九十年代間，華盛頓民主黨體制在民意壓力下，與雅加達逐漸減少軍事來往，也為印尼日後往中、俄等轉向創造了不少空間。1998年中，印尼當地爆發極大規模示威，蘇哈托黯然下台，由新上任不久的副手哈比比接任總統。該年末，澳洲當局鮮明表態支持東帝汶就獨立進行公投。在聯合國敦促下，公投於1999年6月舉行──結果鮮明反映，東帝汶高達78.5%的投票選民拒絕成為印尼的一個自治區，要求獨立。反對獨立而親印尼的民間武裝分子於是發動恐怖襲擊，大規模破壞僅存的基建，令超過1400名平民喪生。9月份，以澳洲軍隊為主的東帝汶國際部隊進駐東帝汶，就當地局勢進行維和。2002年5月，東帝汶脫離聯合國管轄，正式獨立。 曾為荷蘭殖民地的印尼，在西方列強的「冷戰模式」庇蔭下，成為了向鄰國加害的「二次殖民者」。有的說這是充滿着諷刺的現實政治寫照。也有的說，其證明了「全球南方」與「解殖」並沒有必然掛鈎──因為「南方」國家，也可發展出自己的帝國主義，僭越最基本的國際法則、侵略他國領土。「全球北方」霸權與殖民那一套，並非西方諸國獨有「專利權」。 三，東帝汶加入東盟之漫漫長路 宣布獨立的同時，東帝汶的「開國」領袖也宣布有意尋求成為東盟成員國。2011年，東帝汶遞交申請書。2022年，東盟諸國「原則上同意」接納東帝汶。2025年，東盟迎來第11個成員國。 然而一路走來絕非一帆風順。有不少東盟資深外交官與技術官僚對該國的經濟落後、治安不穩、基建簡陋等問題甚為戒備，認為其加入聯盟對其餘國家有可能構成嚴重負擔，甚至會讓國內問題蔓延至周邊地區。同時，固然印尼已告別蘇哈托時代的高壓統治、邁向全面民主化，但國內仍有不少保守聲音對這個極為依賴自身經濟支持，卻又「不要印尼統治」的鄰居有其微言。再加上東盟享譽盛名的官僚文化，這些種種因素令東帝汶花了23年，方能成功抵達彼岸。 固然官方層面上，「彼岸」已到。但東帝汶又能否確實利用東盟成員身份，爭取在經濟增長與國家發展層面上更上一層樓？下周，我將剖析東帝汶加入東盟的重要性以及潛在困難與暗湧。

坐在觀眾席上的800人，都是這個神秘大國頂尖翹楚。他們手中掌握着的資源、人手、情報、金錢、武器，足以讓世界各處烽火四起、對手不寒而慄。通過750個軍事基地、他們布下覆蓋超過80個國家的天羅地網，掌控着世界絕大多數土地上的海、陸、空霸權，代表着其國家政治中最「不能說的秘密」──控制議程、外交政策，以及資源調撥的軍工複合體。 台上站着一個人。此人未曾真正地馳騁沙場，卻擁有着在電視熒光幕上曝光的豐富經驗。其從未擔任過軍隊中的高級將官，卻在其老闆重回寶座之際，趁勢而入，成為執掌其政府理論上最為重要的幾個部門之一。 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若我們的敵人選擇錯誤，選擇挑戰我們，他們將會被我們的暴力、精準及威武摧毀。這樣說吧，對任何挑釁者來說，我們『十倍奉還』！」 說這句話的乃美國現任「戰爭部」（國防部新別稱）部長，前霍士新聞評論員赫格塞思（Pete Hegseth）。上星期二，總統特朗普召集了世界各地的高級美軍將領到匡提科基地開會。長達50分鐘的演講中，部長表示對「肥胖將軍與士兵」零容忍，並同時譴責「多元文化」、「性別身份平權」（LGBTQI+）、覺醒文化（Woke-ism）等保守派向來針對的對象，並廢除對女性設置不同考核，按男性標準執行。 這篇演講被視為揭開了特朗普「軍建」序幕，為其清洗疑軍隊高層作出鋪墊。演講過後兩日，一名上將及一名司令相繼辭職。 舊時王謝堂前燕，今受王莽胯下辱。 一、把體制之刃指向異己 特朗普在演說中，煞有介事地提到了「內部」敵人。他直白說，「我們應該用（美國本土）危險城市的一部分作為我們軍隊的訓練場。」上任以來的9個月，特朗普把國民警衞隊先後調動至洛杉磯及波特蘭市，以回應當地不穩局勢。過去周末，他也提出委派300名警衞兵至芝加哥，以「處理」抗議其非法移民政策的諸多民眾。值得注意的，這些城市都是民主黨重點票倉、示威者主要組成也自然是進步派分子居多。有的說，是特朗普把選舉民主的秩序與文化根基接二連三地連根拔起。也有的說，美國過去數十年都是由權貴財閥把持政權，特朗普純粹是把財力兌換成軍事武力，從而開拓他新時代的美國夢。 把體制的設備、人員配給、法律制度等的槍口對準人民，從而威嚇他們、讓他們學會自我壓抑，這是現屆白宮主人的辛辣手腕，卻也是其從世上其他「強人」領袖身上所領悟到的重要竅門。其心目中的「抱負」十分簡單：一來，要把任何對其權威與地位構成威脅的挑戰移除。二來，則是要防止將來挑戰其實力的異見崛起。最諷刺的是，其日夜批判的「深層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奪權大計」正扮演關鍵角色。 在MAGA運動骨幹的研判中，美國包括常春藤在內的絕大多數高等學府，乃反特朗普聲音的「重地」。固然個別經濟與社會政策系出身的教授乃支持財富再分配的經濟左翼，但更招MAGA選民及特朗普本人討厭的，則是講究平權、反對壓榨、提倡身份政治的社會文化的左翼，也即是所謂的「自由派」（liberal）狹義。這些主張在中高產的年輕一代中相對受落，與在TikTok上觀看並採納特朗普觀點的年輕受眾雖有一定重疊，卻也逐漸形成分庭抗禮之勢。白宮以「打壓反猶太主義」及「清除文化馬克思主義」（cultural Marxism）等藉口，向美國資助的大學施壓，要求他們交出「意識形態不正」的教職員名單，又或是把「對猶太人不尊重」的老師及學生踢出校，甚至胡亂渲染國安意識，把任何疑似跟中國有關的師資學生，皆鎖定為潛在間諜。 匪夷所思的是，美國一直所強調的三權分立及「制度制衡」，如今只剩下頑固的法院（也未必包括保守派居多的最高法院）仍在作堅強反抗。即便有裁決表示特朗普的關稅、國民警衞隊調用有所違憲，然而司法部擁有源源不絕資源，能以案件「紅海」攻勢讓法官疲於奔命，也令嘗試在法律層面「取勝」的公民無所適從，難以反擊。 這就是今天的美國。 二、借民眾之怒火把體制內異見馴服 9月末，特朗普會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爆出「金句」：「沒人比他更懂得操控選舉」。須知道，其自2020年大選落敗以來，便多番強調美國「傳統體制」對其有所針對，上至最高法院、國會、傳統金主，下至地方選舉監察官員及城市警察，無一不充滿着他的敵人。他深知到，美國需要一場「革命」，去把舊有權力架構「革除」，再把順應自身的新權貴「提起來」。 由精英（而非人民）所發起的革命的本質便是，拉攏一幫人、打擊另一幫人，再提攜最後一幫人，從而實現權力洗牌。第一任期間被傳統官僚及體制代表阻擾及監督的特朗普，這次學會了革命真諦，大剌剌而肆無忌憚地鼓動民眾去針對政敵，一來能讓對手卻步噤聲，二來也可轉移大眾視線，繞開其不懂得（也無打算）拆解的結構性矛盾。 美國金融市場過熱、實體經濟失業率上升？「這是拜聯儲局遲遲不願減息所賜！」特朗普如是說，並趁機把疑似與其立場不符的理事庫克（Lisa Cook）拖進水，嘗試以個人操守為由把其解職，以實踐「階段性勝利」。可幸的是，最高法院否決了司法部要求即時解僱庫克的緊急請求，並把審訊延遲至明年1月。 不少貧苦大眾出現濫藥上癮的問題，當中以銹帶及加州部分城市尤其嚴重。「這是拜中國所賜的，都是芬太尼的錯！」特朗普身邊讒臣繼承了拜登政府的定調，把毒品危機的鍋甩了給太平洋的另一端。 近日，其連同小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宣布將「整治」自閉症亂局，把食品藥物管理局中的「醫療產業打手」與「腐敗分子」連根拔起，同時要求孕婦「不要吃泰諾。別吃。死活都不要吃」。事實上，泰諾跟嬰兒出現自閉症頻率之間的掛鈎並不顯著。但正因特朗普有意展示其作為美國人民「救世主」的形象，因而發動對其至死不渝信徒的「洗腦」攻略，並順道對大醫療產業中的反特者「殺雞儆猴」。 以上例子乃冰山一角。年初上任後一個星期，其把聯邦航空管理局的大批員工解僱。在曾經的盟友馬斯克「建議」下，聯邦政府在第一季大量削減人手（卻在第三季重新僱用當中不少人）。8月份，特朗普指控勞工統計局長「操控就業數據」，並把其解僱。10月份，因共和民主兩黨未能就撥款法案取得共識，政府陷入停擺。國會癱瘓之際，總統卻表示，「很多好事」陸續有來，並會在及後的裁員上針對「民主黨機構」及「民主黨」員。這伎倆與當年特朗普向租戶收爛賬的地痞手段，異曲同工。 這就是今天的美國。 三、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底線思維」 特朗普第二任期至今實行多項「破天荒」舉措，難道其不怕卸任後被秋後算賬？ 須知道，美國總統任期為4年。自1951年憲法修正案生效以來，每任總統只能當選兩個任期，而不能再競選第三任。任何嘗試從正式途徑修改此規定的政客，除非獲得廣泛民眾與政界支持，否則只會迎來極大爭議，以失敗告終。 然而特朗普不下一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其確實有意尋求第三任期，「不是在開玩笑」。極右翼主持人班農（Steve Bannon）便宣稱，特朗普可以「再次參選並獲勝」──舉個例，其大可出任2028年選舉的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總統候選人勝出後再「讓位」給他，從而繞過修正案中就「當選」超過兩個總統任期的限制。當然，更有可能的是，其委派女兒或兒子，連同萬斯（JD Vance）或魯比奧（Marco Rubio）為總統的搭配，「披甲上陣」。 無論如何，這些舉動都會迎來廣泛而鮮明的反對──從黨內外政圈到普羅大眾。正因如此，特朗普方要「一戰再戰」，不斷地測試民眾反對其濫權的底線，並潛移默化地把其有違常理的行為「常態化」，讓美國社會最終對其政治王朝延續麻木並因而接受。 早前筆者去了看《一戰再戰》，講述一群極左革命者對抗美國威權式政府的經歷。高舉白人至上主義的軍官洛克喬（Lockjaw）跟黑人革命分子珀菲迪（Perfidia Beverly Hills）發生關係後，後者誕下混血女兒薇拉（Willa）。若干年後，洛克喬望為了加入白人至上的「聖誕冒險家俱樂部」，必須把薇拉滅口。結果洛克喬計謀失敗，被俱樂部誘騙至辦公室，以毒氣殺害。洛克喬是真正的種族優先主義者，還是純粹的投機分子？此問題的答案，又重不重要？這套怪誕不經的電影，卻是當代美國政治的縮影。 明天的美國，不知會如何呢？

「我非常感激及完全贊同特朗普總統對印美關係的正面評價。」 「我深信我們之間的貿易協談將能釋出印美合作的無限潛力。」 過去十天，印度總理莫迪就美印關係作出一連串公開評論，讓部分認定雙方鴻溝不可修復的旁觀者再一次驚訝不絕。然而接上周所言，特朗普率領的白宮也許短中期內「失去了」印度，但這卻並不代表印度將會「轉投」所謂的「疑西」陣營，更甭提跟西方徹底切割，變成一個所謂的「反美」或「反歐」先鋒。上合組織的「勝利會師」後，莫迪婉拒出席巴西召開的緊急金磚國家會議，派了親美派外長蘇傑生赴會，也反映出其「兩邊押注」的本性。 即使美印關係近幾個月來出現鮮明張力，印度當局依然頻密地跟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高層接觸，確立深化合作的意圖。除了美國及加拿大外，印度跟「五眼國家」中的其餘三眼英、澳、紐維持高度緊密來往。而自天津峰會以來，美印間議會及高級技術官僚會面不斷──新德里巧妙地利用中印俄關係「突破」作為新的談判籌碼，意圖讓華盛頓就關稅問題作出讓步。 固然過去半年特朗普的莽撞必然令莫迪對特朗普心存芥蒂，也會尋求跟中、俄等國家重塑關係──然而與各方維持關係熱度的精緻利己主義乃印度根深柢固的外交方針。暫時築底的中印關係依然相當脆弱，暗湧處處。因此，推斷印度放棄「與西行」而即將「往東看」者，未免太快蓋棺定論。 一、中印關係修補，主要並非特朗普之功 莫迪2014年上台後首5年，曾到訪中國5次。其深諳中國製造業對區域供應鏈的重要性，也想藉着中印科技與貿易合作，從而拉動國內（尤其是屬其票倉的北部地區）經濟轉型與增長。印度執政黨與反對黨對世界研判中為數不多的共識之一便是，中國過去20年的「騰籠換鳥、築巢引鳳」乃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竅門。然而2020年中印邊境爆發衝突，善於挑動卻同時依賴國內極端民族主義的莫迪從而把中印合作「輕輕放下」，並對華採取對抗性更強的政策與論述。 5年過後，中印關係吹起一股和風，有不少評論認定乃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功勞」。但此說法忽略了兩國間早在特朗普回巢前已出現的轉捩點。去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跟莫迪在喀山舉行金磚峰會期間見面，中方強調中印為「文明古國、發展中大國、全球南方重要成員」，一來為雙邊關係賦予更鮮明的象徵與倫理意義，二來也是為兩國之間一直默默耕耘的民間商界與金融界人士提供肯定。從中共角度而言，向印伸出橄欖枝乃符合當前中央外交工作對「南南合作」及「周邊國家」的重點定調，把中印矛盾從曾經的「次要矛盾」淡化成南方崛起「目標一致」的「方法分歧」。經歷了大選挫敗過後的印人民黨高層則立志要專注精力提升經濟產能，促成青年就業，從而防止更進一步地被反對陣營蠶食支持根基。在這前提下，引進中國資金與企業技術、擴大對中國市場的出口、穩定包括孟加拉、斯里蘭卡及尼泊爾（印度的「周邊」，卻也在過去數年相繼陷入嚴重動盪）在內的地緣局勢，對印度當權者百利而無一害。 更何況在飄忽不定的「狂人」回白宮前，前總統拜登所推崇的「價值觀外交」已開始令不少「印度教性」（Hindutva）的印北政治權貴對華盛頓產生反感。2023年，印度情報機關被加拿大政府指控為在該國領土上刺殺錫克教的異見分子，讓身為加拿大盟友的拜登在G20峰會上與莫迪不得不提及這件事。2024年，美國國會開始出現各種聲音，要求拜登向印施壓，讓其就事件澄清並道歉。篤信所謂的「美加友誼」的民主黨體制派，即使面對中美印三國博弈的大格局，也不得不向新德里提出交涉，自然引起印度疑美派的注意，也激發起原本對美相對中立的技術官僚之反感。 二、印度高層的幕僚政治對中美站位之影響 過去十多年來，印度體制的外交取態皆呈現以下的趨勢：安全、外事及軍方高層偏向美方，並視親美為防止華盛頓跟巴基斯坦軍方關係深化的必要條件；然而基於印度服務業與中國製造業的天然互補，經貿與金融的技術官僚則相對偏向與中國關係正常化。這種「分野」跨越了辛格（Manmohan Singh）及莫迪兩任總理，也為中印美博弈提供了基本脈絡。 然而，莫迪當今對中美關係的取態則反映了本應更為疑中的前一陣營中的分裂。曾受高等教育的蘇傑生出生於高級公務員世家，並在被譽為印度「清華北大」的斯蒂芬學院及尼赫魯大學相繼取得本碩博學位。其先後出任駐捷克、中國、美國等國大使，也曾與美方代表談判促成2005年的印美民用核能合作法案。被政界菁英廣泛接納的他，從外交秘書（等於常任秘書長）卸任後，轉入民選軌道，成為外交一把手。妻子為日本人的蘇傑生在強調印度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同時，也對北京具有相當保留。其中一名兒子為民間第一外交智庫駐美的首席代表。 另一邊廂，印度現任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Ajit Doval）為一名極為資深的情報官員，在公安情報系統中打滾接近40年。其在已晉升為高級長官時，喬裝為巴基斯坦情報分子，深入錫克教重地並瓦解分離分子團夥。對巴態度強硬、對俄態度友善，乃他一貫作風。俄烏戰爭爆發後，美方透過不少閉門渠道向新德里施壓，要求其放棄向俄購油，並要「與西方站在一起」。多瓦爾則堅守其立場，認定印度不應向北約等力量妥協，更要強化與中國協調，以防墮入西方「長臂管轄」。近日，巴基斯坦權貴跟特朗普家族看來在加密貨幣議題上立場趨向一致，讓多瓦爾對白宮顧忌大幅增加。自5月印巴衝突過後，莫迪對多瓦爾的倚仗上升，與其關係密切而相對友華的現任外交秘書唐勇勝（Vikram Misri）在中印調停方面有所進展（近月與我國副外長孫衛東舉行多輪會面），讓「與中破冰、與俄深化合作」一派在討論中取得上風。 三、從上合到金磚──印度所尋求的「選擇權」 任何大國的高層政治必然有路線分歧、派系鬥爭、勾心鬥角。然而莫迪在黨內的領導地位至今依然是無可動搖。內政問題上安全沙皇沙阿（Amit Shah）為他掃平一切阻力與反對聲音。外交問題上則以蘇傑生、多瓦爾、唐勇勝為首「鐵三角」為核心團隊。 由港大協理副校長鄧希煒與我合編的《金磚國家的未來觀》一書，作者包括馬來西亞前副部長、印度內閣級別經濟顧問、南韓及美國大學講座教授等。我們日前在港大本部大樓主辦研討會，獲接近一百名來自於世界各地地緣政治、金融、公共政策專家及對全球南方感興趣的學生到來支持。席上我也提出，金磚國家短中期內也許難以成為敵盟關係一致的政治共同體，然而加入金磚的最大原因，也許是為了創造選擇權（optionality）。 面臨西方重重封鎖圍堵的俄羅斯，需要在能源出口、結算貨幣上維持選擇、保存實力，因而只能投向金磚其餘國家。長年累月被發達國家杯葛的伊朗政權、在發展軌道上坎坷不平的埃及，也需要更多的合作夥伴，讓其能解決基本經濟秩序問題，防止被積怨甚久的民眾推翻。莫迪不但希望印度能發展自身工業，更要讓印度能重塑全球地緣秩序，成為「世界的導師」（Vishwaguru）。 印度當局視上合組織為關鍵原材料的供應機制，全因中亞具備豐富稀土及重點金屬資源，乃當今再生能源競賽中的電動車、鋰電池等的核心組成部分。金磚國家則為市場開拓與供應鏈整合的重要鑰匙。這些組織的功用性固然會令印度重視與中加深共識、開啟工作層面的合作關係，甚至在民間驅動的外交對話方面有所舉動。但除非美巴關係進一步破冰，否則這絕不足以讓印度脫離印太四國（Quad）等的軍事安全機制。 過去一個月來，印度明確地向美國發出訊號──「我們不是你們的隨從。」 但此策略性調整（tactical pivot）並不代表任何戰略性重組（strategic reorientation）。印度與美國間的決策縫隙無疑有所增加，卻並不意味着其會成為中國真正的「新夥伴」。 中印的戰略互動，大可以《天龍八部之虛竹傳奇》一曲《萬水千山縱橫》作概括。原著中所圍繞着的大理，乃一個橫跨當今中國、印度、緬甸、老撾、越南部分領土的古國。流經中、印、孟加拉等地的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河則是他們共用的「萬水」，而喜馬拉雅山脈便是兩國間的「千山」。各有盤算的金磚國家等又是否能合「縱」起來，抗衡華盛頓利用印去壓制中國的連「橫」之計？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