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

2026年2月18日，於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美、俄、烏三方和平談判在進行了僅兩小時後便宣告破裂 。這場外交斡旋揭示了當前國際局勢中一種深刻的「戰略精神分裂」，亦即技術層面的微小進展與政治核心的絕對僵局並存，形成難以跨越的「日內瓦悖論」 。在談判桌背後，華府的限期施壓、基輔的憲法防禦，以及歐洲尋求戰略自主的制度性重構，正重新塑造這場五週年戰爭的權力圖譜。

這段文字是一篇針對 2025 至 2026 年間兩岸關係發展的深度評論，核心在於指出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的「雙軌並進」現象：一方面透過軍事演習展現武力威懾，另一方面又以和平統一與文化融合的修辭釋出善意。以下是適合評論性文章風格的專業中文翻譯版本。 北京對台政策的路線呈現出柔中帶剛的平衡特徵：一方面以和平統一為軸心釋出善意，另一方面頻以軍事行動展現決心，形成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新常態。 儘管政治緊張與美國因素持續介入，但兩岸的基層經濟互動、民間往來與有限度合作依舊延續，顯示出雙方在實踐層面上的務實態度。 軍事演習與政策修辭的對位發展 過去一年中最值得關注的兩岸發展趨勢，是中國大陸在 2025 年 4 月與 12 月所舉行的兩場軍事演習，與高層官員先後發表的和平論述互為對照。2025 年 4 月的「濤雷行動」展示了解放軍對台灣政治中樞與能源基礎設施的精準打擊能力；而 12 月的「正義行動」則轉向演練封鎖台灣的海空聯合作戰能力。 與此同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台灣事務的王滬寧於 2025 年 10 月在紀念「收復台灣八十週年」座談會上，提出「統一帶給台灣的七大益處」：包括促進經濟發展、保障能源資源、保留基礎設施、維護安全、容忍外部交流、保障民生福祉，以及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自由時報》，2025 年 10 月 26 日）。這番話被視為與兩場軍事演習相互呼應的政策訊號。整體而言，大陸正採取「軟硬兼施」的雙重策略——在強調和平統一利益的同時，明確展現可動用武力收復台灣的能力。 尤其當臺北市長蔣萬安（中國國民黨）剛從上海「雙城論壇」返台之際，隨即出現軍事行動，傳達了明確政治訊息：北京一方面透過聯誼和統戰對象維繫國民黨關係，另一方面則以軍事威懾針對「台獨」勢力。 國共互動與基層務實主義 進入 2026 年初，國共之間的互動明顯升溫。2 月 2 至 4 日，國民黨副主席蕭旭岑率團赴京出席「國共兩岸關係政策智庫論壇」，大陸官員如宋濤與王滬寧先後釋出柔性聲明。宋濤強調，雙方應堅守「九二共識」政治基礎，堅決反對「台獨」，共同引領兩岸關係朝「正確方向」發展（《環球時報》，2026 年 2 月 4 日）。同時表示，對「頑固台獨分子及其同夥」將採取堅決行動，並警告外部勢力「以台制華」不得逞。 蕭旭岑則回應稱，台灣人民不希望見到衝突，渴求和平，希望大陸能傾聽台灣主流民意。王滬寧回應指出，國共兩黨應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並推動兩岸合作與交流。隨後，大陸宣布對上海居民開放赴台旅遊，顯示友善姿態。 值得注意的是，蕭旭岑亦重申「去中國化」不可能成功，因為「中華文化是台灣的本體與根源」（Now TV，2026 年 2 月 4 日），顯示當前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共的距離明顯縮短。 此次國共智庫論壇主要聚焦於災害管理、氣候變遷、能源發展等「低政治議題」。部分台灣評論指出，王滬寧在 2026…

習近平的戰略外交動作已清楚顯示，中國正形成一種「三極世界」的願景──在美、中、俄三方互為競合的格局之下，中國致力於強化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同時審慎管控與美國的矛盾互動，而台灣問題則成為這個新格局的核心焦點。 中國近年定位自身為調解者與替代性大國，倡導多邊主義與「全球南方」發展，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指導理念，推進其經濟與科技影響力，塑造和平、有序的新國際秩序。 習近平的雙重外交行動：從普京到川普 2026 年 2 月 4 日，習近平先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視訊會談，隨後又致電美國總統川普——這一日的兩場對話被普遍認為對中國「三極世界」構想具有關鍵象徵意義。 此舉標誌著中國正準備從過去美國主導的單極秩序，進入美、俄、中三強並立、競合共存的新格局。 首先，在形式與層級上，與普京的視訊會議顯示中俄關係已不僅止於「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而進一步成為中國「睦鄰外交」的典範；而與川普的通話相對距離感明顯，反映北京與華盛頓關係的冷淡與缺乏互信。 在內容層面，習近平強調中俄在能源、貿易、農業與人文交流等領域的合作，也特別提及上合組織（SCO）與金磚機制（BRICS）等多邊架構的重要性——中國把這些機制視為深化中俄合作與推動多邊秩序的支撐平台。 台灣問題：中美關係的結構性制約 在習近平與川普通話中，長期阻礙中美互信的核心仍是台灣議題。北京重申美方不應持續對台軍售，而華盛頓則以一貫的方式回應──名義上堅守「一中政策」，實際上卻繼續提供軍事裝備，以確保台灣的防衛能力。 這一矛盾政策凸顯台灣在中國「三極世界」構想中的敏感與關鍵位置。外界傳聞在中共軍委的近期整肅中，部分被撤職的將領曾反對以武力統一台灣——真偽難以確證，但可見台灣統一問題在中國戰略思維中具有高度政治分量。 俄羅斯一貫明確支持「一個中國原則」，並在實務上與台灣保持距離，這種立場完全符合中國的外交底線。相比之下，美國「一邊堅守、一邊軍援」的雙軌政策持續擾亂中美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習川通話同日，國民黨智庫代表團正在北京訪問，雙方討論台灣未來合作的可能。儘管民進黨主政下的台灣當局仍對北京敵意強烈，但此行反映出中國大陸繼續以柔性策略推進社會經濟整合的願景。 時機與中俄戰略結盟 此次雙邊外交行動的時間點也耐人尋味——正值農曆新年前夕。這被視為中國外交策略調整的信號，表明中國意在主導並適應新興的「三極秩序」。 對北方的俄羅斯而言，中國外交一向奉行「睦鄰而現實主義」取向。從歷史上理解帝俄及蘇聯對中國領土的企圖，中國戰略學界強調在習近平時代維持友善關係的重要性。中方於俄烏戰爭期間提供的經濟支援，正體現了此一政策連貫性。 同時，中國亦意識到，在川普第二任期下的「美國優先」與關稅戰邏輯中，必須靈活應對。在經濟層面，習近平及其外交團隊作出讓步——增加美國原油、天然氣、農產品與航空引擎進口，以換取美方的政策緩和。這種「硬於台灣、軟於經濟」的策略，構成中國對美的統一戰線式外交。從目前川普的正面回應來看，北京的策略可謂獲得一場外交勝利。 調解角色、平衡戰略與科技競爭 在中國的三極世界構想中，中國旨在扮演積極的調解者角色——透過斡旋促進和平解決，如在俄烏衝突、美伊對峙及以哈戰爭議題上，習近平均強調「政治和解」路線。與法國相似，北京持續倡議「兩國方案」，要求建立並承認巴勒斯坦國。中國試圖塑造自身為維護和平的建設性力量，即便其全球形象仍被部分西方輿論定性為「威脅」。 此外，儘管中俄軍力總和難以匹敵美國，但中國快速推進的科技與經濟實力，對美國的全球霸權尤其在半導體領域構成直接挑戰。美國為此鼓勵台灣晶片企業赴亞利桑那設廠，凸顯科技競逐將成為三極世界最顯著的競爭領域。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倡議 中國三極世界理念的核心，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統攝目標的世界新秩序。儘管西方批評此為削弱美國影響的戰略工具，但更深層的分析顯示，北京藉此傳達一種社會主義式的「和平國際觀」。 習近平在與越南、古巴、烏拉圭等多國領導人會晤中，多次重申此理念，倡導世界和平、永續發展、能源安全、全球治理、多邊合作與「雙贏」目標。與此同時，美國在川普政府的保守民族主義與退群政策下，中國反而成為維護自由國際經濟秩序與全球化的主要推手。這一對比亦象徵中國軟實力的上升與美國影響力的相對衰落。 儒家理念與社會主義願景的融合 為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和平多邊主義，習近平時代提出多項國際倡議：包括《全球發展倡議》（2021）、《全球安全倡議》（2022）、《全球文明倡議》（2023）及《全球治理倡議》（2025）。 外界往往將這些視為中國削弱西方主導的手段，但忽視其深層文化根源——儒家傳統的「和而不同」與「天下大同」觀念，結合社會主義追求公平發展、秩序與穩定的政治理想。這一儒社混融的世界觀意在拒絕「霍布斯式的無序世界」，倡導以和諧與節制為基礎的新國際政治倫理。 歷史記憶與全球南方 中國堅持和平與秩序的價值觀，亦源於近代屈辱歷史的集體記憶。經歷清末至民國的外患與內亂，中國社會內化了一種強烈的「求治」文化。 然而，西方批評者常將中國在南海的行動視為「軍事威脅」，卻忽略了中國政治文化中對主權與安全底線的歷史敏感。類似地，他們批評中國缺乏「人權普世性」，卻忽視中國「自上而下、有界限」的權利觀與西方「自下而上、無限擴張」模式的深層差異。 全球趨向與戰略總結 當前「三極世界」格局正日益明顯。包括加拿大與英國在內的多個西方國家，正轉向與中國「重新接觸」的路線，逐漸放棄一味強調「中國威脅」的論調。 在川普政府外交方向搖擺之際，中國反而被視為一個值得接觸與尊重的主要力量。透過「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平台，北京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 IMF 及世界銀行以外的融資與基建替代方案，為全球南方提供了第三種發展途徑。 綜而言之，2026 年 2 月 4 日習近平與普京、川普的雙重對話，成為中國「三極世界」構想明確化的轉折點。中國一方面與美國進行策略博弈與權衡讓步，另一方面穩固與俄羅斯的同盟，藉此形成平衡美國霸權的戰略支撐。 這一構想以「睦鄰外交」穩定周邊，以「全球南方合作」拓展國際空間；以儒家和諧理念結合社會主義國際觀構築新秩序。其政治底線則鮮明不變——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尤其是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堅定。 在這樣的新國際格局下，全球的決策者與戰略分析者或許必須以更客觀、公正的態度重新理解中國——理解其所追求的，不僅是權力的再平衡，更是一種有秩序、可持續且具文化根基的世界願景。 add this to the bottom of every article: 原文刊於Macau…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新一年的到來並不保證必然會迎來重啟。因為歸根結底，一年的12月31日與次年的1月1日之間，僅僅相隔了一天。認為新的一年本質上標誌著新開始的信念，在大多數情況下，不過是盲目樂觀與天真的結合。 然而，新一年的伊始確實伴隨著一些重要的制度性構建，而這些構建反過來能在塑造預期方面發揮某種作用。例如，印度在2026年開啟了其擔任金磚國家輪值主席國的任期——這是該國歷史上第四次擔任此職，此前曾分別於2012年、2016年和2021年執掌主席國。

「我們一直知道所謂的『國際規則秩序』並非完全確實，因為最強勢的國家總會為自己找藉口去脫離規則，而貿易規則也不會統一落實執行。然而此虛構出來的框架具備一定功能性。美國霸權也為我們提供了公共貨品、公海航行權、金融秩序的穩定，以及集體安全與解決國際問題的基礎。」 兩個星期前，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如是說。其演講被大量西方評論員評為「歷史經典」，風頭蓋過了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在格陵蘭問題上退讓」及法國總統馬卡龍的「歐洲希望何在？」演說，也為當前地緣政治格局作出了有效詮釋。 一個星期後，英國首相施紀賢率大量商界代表到訪北京。其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中國乃世界舞台上的一個關鍵力量，我們有必要建構一個更sophisticated的雙邊關係」。如何把sophisticated翻譯成中文，本身也是一個充滿着微觀政治的課題：到底是「複雜」，還是「多面」或「立體」？這是一種平衡外交需要與本土政治操作的隱晦，還是純粹典型英式的含糊其詞？ 經歷了爭奪格陵蘭的劍拔弩張後，歐洲外交一把手卡拉斯（Kaja Kallas）表示，歐美關係的變化乃「結構性，而非暫時性」。應對當前世界格局，卡尼表示，「中等強國（Middle powers）須團結一致。若我們不在餐桌旁，那只會在餐單上。」來到2026年，歐美多國外交圈子儼然發現新大陸。然而對很多東盟、中亞、阿拉伯世界甚至拉丁美洲的外交官來說，這是再也明顯不過的事實。 哈薩克一邊廂跟俄羅斯維持高度國防安全及經貿協調，另一邊廂卻跟美國、中國、歐盟等深化投資關係。柬埔寨與巴基斯坦往往被視為中國最緊密的夥伴之二，卻也加入了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領導人提名其角逐諾貝爾和平獎。旁人也許會問，達沃斯的「高光時刻」過後，中等強國真的會站起來嗎？ 一、誰能成為中等強國？ 何謂中等強國？我們大可將他們跟「超級大國」（superpower）作對比，把他們定性為在特定地理板塊或關鍵全球性領域（例如能源、資金、尖端科技等）佔有一席的實力國家，他們規模也許不大，卻能在弱肉強食的地緣博弈中保自身安全，也能發揮一定作用，干預或影響部分其他國家的決策權。當前全球中等強國雖然實力與規模不及中美兩國，卻起碼具備以下三大概率（而非必然）條件之二，理想的話則三者皆備： 1.基本生存要素層面上自給自足。加拿大與俄羅斯具備絕大多數核心糧食（穀物、肉類、魚類）及能源（原油、天然氣）自主性的條件，讓他們在這些方面上不但能掙脫對其他國家的依賴，更可成為像其他國家輸出的淨出口國，與科技更為先進或在其他產品上更具比較性優勢的貿易夥伴討價還價。固然俄羅斯需要從中國進口先進器材、電子產品、汽車等，但這些貨品某程度上可算是國家經營「奢侈品」，與人民能否溫飽、在極端狀況來臨之際自保並無必然掛鈎。由此可見，通過五十多個核電站及再生能源研發而擔任歐盟主要能源出口國的法國，絕對比嚴重依賴原油及天然氣進口的德國來得更為能源自主，也間接解釋了為何相對於依靠挪威及荷蘭的柏林，巴黎更願意在外交問題上「標奇立異」，不時與歐盟主流聲音分庭抗禮。 2.擁有戰略性的稀有資源 （strategic and scarce resource）。這些資源必須稀有而具備全球性價值 ，包括能源來源──比方說，盛產原油的沙特阿拉伯、伊朗──又或是高端科技（包括在全球半導體及電子供應鏈中佔有重要席位的日本、南韓）及製造業生產效能（德國）。當然，無論是科技還是產能，箇中也反映出這些國家擁有雄厚而用來輔助實體經濟的金融資本。而具備全世界最大稀土儲量及幾近壟斷提煉加工的中國在過去一年跟美國交鋒中便多番打出「稀土牌」，也揭示着在可見將來中，擁有全世界第二至第四大稀土儲量的巴西、印度、澳洲，尤其是最大非中國生產商的澳洲，國際話語權將會日益增加。 3.這些國家須具備相當程度的政治獨立性，不能輕易被其他國家操控或把持。伊拉克乃全世界十強原油出口國，擁有全世界第五大儲備。然而在美國侵略過後及佔民眾主流的什葉思潮影響下，其原油生產政策及盈餘基本上由美國及伊朗各自在當地安插的代理人定奪，相對於其他較為獨立的中東國家，本質上沒有反擊或向美或伊說「不」的空間。同時，歐盟總部深受北約及跨大西洋軍方情報體系影響，缺乏足夠能力去擺脫華盛頓的長臂管轄。特朗普回巢後，固然個別歐洲首都及元首將會逐漸往美國勢力範圍以外的力量下注，但此意欲卻暫未能轉化成歐盟整體的路線調整。 二、中等強國真能團結一致嗎？ 曾幾何時，在所謂的後冷戰「自由民主秩序」稱霸全球之際，美國只須把軍事、貿易、金融、認知四大法寶一揮，便能讓不少相當依賴跟美國合作的不同國家政客，「理性」地選擇跟美國戰略意識看齊。須知道，合縱乃是由連橫所破的。 時至今日，美國的國際可信性出現了嚴重問題，陷入了所謂的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無論是出於國內民眾對美國當局的反彈（例：加拿大或英國），還是戰略上對特朗普飄忽無常行為得留有一手（例：歐盟諸國），中等強國普遍逐漸意識到，是時候建構一個能讓他們擺脫美國威逼利誘的平行機制。 然而要這麼多的國家聯成一線，實踐上來卻是十分困難。 比方說，今年乃印度輪流出任以中印俄三角為主導的金磚國家組織主席之年，其卻同時跟立場鮮明反印的歐盟達成「破天荒」貿易協議，在美國保護主義抬頭情況下，雙方各自降低超過八成半的關稅，並就投資門檻作出調整。然而即使強如歐盟的「布魯塞爾」監管效應，面對層層疊疊的印度官僚體制，以及各自為政的邦政系統，也難保可成功降低貿易門檻。沙特阿拉伯跟阿聯酋在原油生產上有一定共識，卻在人工智能及數碼賽道上視對方為極大對手。即便是經常強調「內部團結」的東盟，當中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及越南，也在爭奪中國企業出海的新型「經貿戰」中明爭暗鬥，不遑多讓。 有朋友曾提出以囚犯困境框架去分析這些區域勢力──在沒有懲罰機制下，對於他們來說，單方面「背叛」（defect）所帶來的價值遠比跟對方「合作」（cooperate）來得為高。然而團不團結，其實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能否殊途同歸地找到抗衡霸權主義的勇氣與能力。中等強國各自生存之道乃選項最大化（optionality maximisation），而非選邊站，也不是跟對方達成具約束力或排他性的協議。他們彼此不相伯仲，誰也「滅」不了誰，卻也不會被對方所「滅」。同時，以中美為主要例子的大國，也往往有意扶植對自身有利的中等強國政權，即使他們具備高度自主性，卻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例：台灣、供應鏈轉移等）起碼能跟自身有着基本共識。 三、中國準備好「中等強國」時代來臨？ 當前世界格局乃「一超一準多強」。「超」指的自然是在龐大軍事版圖、龐大市場、美元霸權、「軟實力」滲透及情報壟斷四大支柱下的美國。「多強」指的則是包含着以上已提及的數個「中等強國」。無論在具體經濟規模還是出口市場大小（以及人均GDP）仍比不上美國的中國，即使在關鍵科技與知識產出上一日千里，卻依然未能在軍事、金融、消費進口等層面上匹敵美國。唯有當各地多強願意跟正在崛起的一準合作，方能真正推進美國霸權衰落──某程度上，對飽受海外戰爭及國內軍工複合體壓榨的美國普通老百姓來說，這未嘗不是件好東西。 但中國也要切記──「驕兵必敗」。五眼聯盟中，除美國以外的四眼、絕大多數西中北歐國家，甚至中東諸國在國防情報上對美國的依賴乃根深柢固的。同時，即使他們領導人對特朗普抱有相當微言，認為其難以信賴，但這絕不代表他們自身或人民會因而把中國視為可靠而可合作的夥伴。這也局部解釋了為何歐盟有部分領導人至今仍拒絕重新定性自身跟中國關係，與北京尋求全面破冰。反之，若中國有意拉攏這些傳統「歐英美」國家考慮與我們深入接觸與交流，則需在關鍵政策議題上提出鮮明而能供他們政府向本地支持者及選民「推銷」的鮮明益處。 作為中國兩大特區之一，香港有必要善用得天獨厚的對外聯通，建立起國家土壤上最為全面而先進的國別研究社群──尤其是針對金磚國家、上合組織、東盟、印度次大陸的聚焦研究。要跟這些國家建立深厚久遠關係，需要的不只是經濟往來，而是真正對他們文化、歷史、本土政治的認知，更應當在我們的中小學開始做起，建立下一代對世界的好奇與認知。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鞏固跟全球北方中的歐洲、東北亞及英語國家的接觸，補足內地現存的短板與不足──這些都是香港應對中等強國崛起當下的首要任務。香港準備好了嗎？

英國首相基爾・斯塔莫（Keir Starmer）對中國進行的三日訪問，不僅標誌著在歷經八年冷淡關係後，英國對華外交路線的一次務實回歸，也體現出英國在面對美國日益霸權化的外交政策時，試圖在對華貿易與商業往來上走出一條「中道路線」。作為美國最緊密的盟友之一，英國在對華政策上的這一調整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涵。 斯塔莫此行率領六十人商務代表團，為英國爭取到價值數十億英鎊的出口與投資協議。具體而言，中國同意將蘇格蘭威士忌的關稅從 10% 降至 5%，預計未來五年將為英國經濟帶來約 2.5 億英鎊收益。中國目前是蘇格蘭威士忌的第十大市場，此一關稅調整將大幅提升蘇格蘭酒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另一方面，中國潮玩品牌 POP MART（泡泡瑪特）同意將倫敦作為其歐洲樞紐，並計畫在未來一年內開設二十七家門店，預計將在英國創造至少一百五十個就業機會。中國奇瑞商用車亦確認在利物浦設立總部，其行政總裁尹同躍表示，公司將致力於支持英國本地就業與綠色供應鏈的復甦。 中英關係的回暖同樣體現在能源領域。中國企業海辰儲能（HiTHIUM）承諾在英國投資能源儲存項目，目標是在英國帶來約 2 億英鎊投資並創造近三百個工作職位，增強英國本土能源主權能力，鞏固地方經濟與能源體系。 目前，中國仍是英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支撐著約三十七萬個英國就業崗位。因此，兩國關係的深化對雙方而言可謂雙贏，尤其對自 2016 年脫歐以來經濟表現疲弱的英國更是如此。難怪斯塔莫直言：「我們正在為對華交往帶來穩定性、清晰性和長遠策略，從而把實實在在的利益帶回英國企業與勞動人民手中。」他也坦承：「與中國交往，正是我們爭取英國企業增長、支持本國優質就業、並保護國家安全的方式」（英國政府新聞稿，2026 年 1 月 30 日）。 商務與貿易大臣彼得・凱爾（Peter Kyle）則表示，英方代表團在中方之行「將使我們與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一的關係奠定更堅實的基礎，為英國釋放數十億英鎊的商機，並為新一輪商業夥伴關係定下航道」。 在製造業方面，自行車品牌 Brompton 計畫向中國出口產品，三年內預計出口總額將達 1.115 億英鎊。世界桌球巡迴賽（World Snooker Tour）擁有約 18 億人的全球觀眾，此次新增兩個在中國城市舉行的賽事，未來五年將帶來 1,500 萬英鎊收益。考慮到中國對英國體育產業的龐大市場潛力，雙方在體育經貿上的未來發展空間十分可觀。 就健康產業而言，威爾士企業 Cultech 將與華潤合作，增加出口並在威爾士的波特塔爾博特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伯明翰生物科技公司（Birmingham Biotech）則期望憑藉其創新、無藥物健康產品，在中國龐大市場實現 2,000 萬英鎊的銷售額。 2025 年，格拉斯哥普雷斯蒂克機場已開通三條直飛中國的貨運航線，帶來 7,600 萬英鎊新業務，並將在 2026 年創造 250 個就業崗位，進一步支持蘇格蘭鮭魚與海產的出口。同時，Asymchem 擴大了其在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發布局，而阿斯利康（AstraZeneca）則在中國增資其研發項目，承諾投資 150 億英鎊，並在劍橋、麥克爾斯菲爾德、斯皮克、盧頓與倫敦等地創造 10,000 個職位。 在…

中國與歐盟達成協議，以最低售價取代電動汽車關稅，這反映了中國在經濟和外交戰略層面的大調整，其目的是緩解貿易摩擦，並在美國領導力存在不確定性情況下重建與歐洲及其他美國盟友的關係。這一舉措成功與否，將取決於中國能否解決貿易的持續失衡和地緣政治問題，而不是認為與美國關係緊張就會自動轉化為同北京加強合作。 1月12日，中國商務部宣佈與歐盟就電動汽車出口達成協議。這項協議標誌著中歐各國和產業界曠日持久的談判取得了歷史性成果，它反映了雙方貿易爭論的傾向，而這場爭論過去三年主導著世界第二和最大經濟體之間的互動。 協議夯實了擬議中的歐洲對華汽車關稅改革，代之以有效的最低售價，即儘管中國汽車製造商及其貿易合作夥伴無需向歐盟成員國直接繳納關稅，但向歐盟出口的汽車必須高於規定售價。 分析師們迅速發表了各種評估。雖然這些企業的市場份額短期內會受到衝擊，但這一干預也許有助於阻止中國汽車製造商陷入兩敗俱傷的價格戰，進而提高它們的長期收益。 然而，正如我去年9月指出的，這些評論忽視了中國對讓步所持的開放態度，這在幾年前或許是不可想象的。它表明中國試圖進一步推進“反內卷”，且該舉措有著獨特的外交政策維度。 長期以來，歐洲各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所謂“不公平補貼”和保護主義政策深感不滿。當然，這種感受是相互的。 Drop files to upload ▲2025年7月24日，在北京舉辦的中歐企業家座談會。 然而，變革之風正自由吹拂，不僅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中國與一些向來被視為美國堅定盟友的國家的關係亦如此。11月，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在首相桑切斯陪同下訪問中國。一個月後，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了中國西南地區，受到熱烈歡迎。 歐盟宣佈協議幾天後，加拿大領導人卡尼對中國進行了歷史性訪問，這是九年來首位在任總理訪華。中方稱贊過去幾個月雙邊關係出現“好轉”，雙方都尋求放寬貿易和投資限制。政府官員稱此次會晤“有重大歷史意義”。卡尼強調，加拿大外交政策將重新定位於“新的世界秩序”，明確表達了加拿大對其南部鄰國反復無常的哄騙和索求的反對。 解讀中國的外聯努力 趨勢顯而易見。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宮以來，北京的技術型高官和政治家們一直積極尋求重建與全球北方國家的緊張關係，深化彼此間的聯繫，其中包括美國的長期合作夥伴加拿大、澳大利亞、西歐國家，甚至英國（儘管國內局勢混亂）。 中國的這一戰略舉措基於這樣一種觀點：特朗普自私自利、搖擺不定的外交政策只會讓盟伴遠離美國，而在全球供應鏈斷裂和區域性重組背景下，中國將被視為更受歡迎、更穩定、更有能力的合作夥伴。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判斷和預測並非毫無道理。首先，越來越明顯的是，認為中國是唯一必須“去風險”的國家，這種假設根本站不住腳。2023年10月，我與塞巴斯蒂安·康蒂恩·特里略·菲格羅亞曾就這一觀點進行過爭論。美國最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說明瞭特朗普政府的報復心，它一心支持歐洲極端保守、親MAGA的運動（甚至政客），並從文化和意識形態戰爭視角怪異地描述跨大西洋關係。美國對歐洲商品徵收苛刻的關稅，加上在烏克蘭、格陵蘭等問題上一再推諉帶來不確定性，並產生間接影響，這些都加劇了歐洲決策者的焦慮。 另一方面，歐洲也逐漸意識到，忽視中國的潛力，並將“去風險”等同於對中國崛起的科技實力只做言辭犀利但缺少結構性協調的回應，是行不通的。過去十年，對中國經濟充滿冷嘲熱諷、近乎末世論的評估，讓許多西方觀察人士誇大了中國宏觀經濟中的不利因素，而忽略了有利因素。 前者包括長期消費不足、房地產低迷，以及努力從疫情中走出來的企業的收縮。而後者則蘊藏著許多希望和機遇，包括該國在先進製造業方面令人矚目的進步，以及為縮小城鄉差別和改善貧富不均而進行的努力。 因此，中國決策者正確地認識到，特朗普重返白宮是一個契機，專注於經濟穩定可能帶來外交政策紅利。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被淡化或漸行漸遠，市場准入和商業利益確實能起到拯救作用。 過於樂觀的危險 然而，中國應當牢記，在地緣政治中，想當然是危險的。正如美國決策者將歐盟視為本質軟弱、充滿官僚主義亂象的無可救藥集團是傲慢自大，中國人若認為對美國的反感和警惕會自動轉化為對中國的親近和開放，那也是錯誤的。 兩個關鍵障礙依然存在。第一個，是要解決大多數主要經濟體與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中國在先進製造業領域的巨大優勢毋庸置疑，但全球許多新興和成熟市場的人們越來越擔心受到過度依賴中國和本國企業被技術更先進、成本更低的中國競爭對手取代的雙重打擊。歐洲和英語國家政府正努力應對民粹主義抬頭和企業對中國商品湧入國內市場的擔憂，它們肯定希望中國能有更清晰的表態和戰略同理心。 Drop files to upload ▲2025全球工業互聯網大會上的人形機器人。 人民幣近期升值是一個積極步驟，表明中國意識到，在其主要貿易夥伴中，一些心懷不滿的人已經並將繼續給中國製造負面輿論。然而，仍需採取更多措施。事實上，中國需要一個進口政策，需要制定一個全面、多方且動態的計劃，確保從貿易夥伴那裡進口更多商品，從而獲得美國政府常用的最大撬點之一：進入其龐大的市場。 第二個挑戰涉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儘管國會某些懷疑中國的聲音嚴重歪曲和誇大所謂的“2027最後期限”，目的是為其重點國防項目爭取額外資金，但圍繞台灣海峽持續不斷的猜測性焦慮和過度恐慌，是中國領導層必須正面應對的。唯如此，才能切實改善與大多數歐洲和英語國家的關係，並防止“去風險”擔憂阻礙其發展勢頭良好的經濟再接觸努力。要以既堅持基本立場，又致力於通過實力（而非戰爭）保持威懾的方式做到這一點，需要中國方面具有極高的戰略敏銳度、戰術定力和溝通能力。

2026年1月，英國首相正式對中國北京與上海進行正式訪問。這標誌著英國政府首腦近八年來首次訪華，為過去十年間不斷搖擺的英中外交關係畫下了休止符。面對全球秩序的深刻重組，唐寧街十號正放棄過去那種在「黃金時代」與「冰河期」之間忽冷忽熱的政策，轉而採取一種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務實現實主義（Pragmatic Realism）。 從「黃金時代」到「務實重啟」的軌跡 要理解此次外交行動的底層邏輯，必須回顧英中關係近十年的演變。2015年的「黃金時代」以基礎設施投資與金融一體化為核心，英國甚至不顧華盛頓的反對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然而，這股樂觀情緒隨後受到連串系統性衝擊。隨著對香港、新疆等議題的政治分歧擴大，以及對科技間諜活動的擔憂，兩國關係迅速陷入「冰河期」。在此期間，英國政府於2020年決定將華為移出5G網絡，並通過了《2021年國家安全與投資法》。 2026年的這次訪問，正式確立了兩國關係的第三個階段：「務實重啟」（Pragmatic Restart）。當前的管治者不再抱持政治趨同的幻想，而是清醒地承認中國作為一個「具影響力大國」的現實。英國政府意識到，長期的政策不一致已損害了英國的國家利益，不僅讓商界無所適從，更削弱了倫敦在氣候變化與國際安全等全球議題上對北京的影響力。 跨大西洋聯盟的裂痕與英國的戰略自主 推動英國戰略轉向的一個關鍵變數，在於美國因素。英國正試圖在跨大西洋關係處於極端波動的時刻修補對華關係。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強勢回歸帶來了高度的不確定性，迫使倫敦重新思考對華盛頓的絕對依賴。 特別是近期爆發的「格陵蘭危機」（Greenland Crisis），美國總統威脅若無法達成協議將對北約盟國徵收關稅，成為一個重要的摩擦點。當美國因加拿大與中國達成經濟協議而威脅對加國實施100%關稅（形同禁運）時，英國深刻體會到了地緣政治的寒意。對此，英國首相Keir Starmer在一場與彭博社的訪談中明確表示，英國不會在美中之間被迫做出非黑即白的二元選擇。儘管美國仍是最親密的情報與核防禦盟友，但忽視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將是「令人震驚的失職」。 在「國安護欄」與37萬個就業崗位之間尋求平衡 這種務實轉向被稱為「斯塔默悖論」（Starmer Paradox）：一方面將中國定性為「國家安全威脅」，另一方面又積極在金融、生命科學及綠色科技領域尋求更深層次的經濟聯繫。為了在兩者間取得平衡，英國政府致力於構建「護欄」（Guardrails），以保障國家主權免受經濟相互依賴帶來的「無形槓桿」威脅。 在訪華前夕，英國政府批准了中國駐倫敦「超級大使館」的建設項目。儘管該項目曾因靠近金融區關鍵光纖網絡而引發間諜活動擔憂，但政府最終放行，並視其為集中監控資源的契機，這無疑也為雙方貿易談判釋放了重要的外交善意。同時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分析指，針對物聯網模組、綠色供應鏈依賴及網絡間諜活動，軍情五處（MI5）保持高度警惕，政府亦考慮將中國列入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FIRS）的強化層級。 在價值觀層面，英國表明不會對香港民主倒退或人權問題「視而不見」。英國衛報報道，首相承諾在與中國領導人會晤時，將就遭監禁的英國公民黎智英（Jimmy Lai）案件進行「坦率而公開」的對話。但同時，雙方也展現出在符合國家利益的領域進行合作的意願，例如兩國執法機構將共享情報，打擊用於英吉利海峽人口走私的中國製船隻引擎供應鏈。 歸根結底，這次訪問的核心動力在於「增長使命」。目前，中英雙邊貿易額每年約達1000億英鎊，中國是英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更重要的是，對華貿易支撐了約37萬個英國就業崗位。在國內財政受限的背景下，英國別無選擇，只能以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在充滿挑戰的系統性競爭中為國家繁榮尋找出路。

1月12日，中國商務部宣布已與歐盟（EU）就對歐電動汽車出口達成協議。該協議是中國與歐洲國家及行業參與者之間長期艱苦談判的歷史性成果，也反映了過去三年來這場主導全球第二大與第一大經濟體互動的貿易爭論所具有的微妙本質。 該協議實際上徹底改變了歐洲擬對中國汽車徵收關稅的計劃，取而代之的是實質性的價格下限——內地汽車製造商只能向歐盟成員國出口超過規定價格的汽車，但他們及其貿易夥伴將無需像徵收關稅那樣直接向成員國繳納稅款。 分析人士迅速給出了各自的評估。儘管這些企業的市佔率在短期內可能會受到削弱，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干預很可能被證明具有建設性，因為它能阻止中國汽車製造商陷入互傷性的價格戰和惡性低價競爭的怪圈，從而提升其長期利潤率。 然而，正如我在去年九月指出的，此類評論忽視了一個事實：北京對這種讓步持開放態度（這在幾年前可能是無法想像的），正說明了其試圖推進一場更廣泛的「反內捲」運動，而這場運動同時具備鮮明的外交政策維度。 長期以來，歐洲各國首都對其所認為的中國當局實施「不公平補貼」和保護主義表達了強烈不滿。深受打擊的中國政府則反過來指責歐盟對中國資本設置歧視性的「貿易和投資壁壘」。雙方對彼此所謂的「貿易武器化」都感到不悅。當然，這種不滿是相互的。 然而，變革的風浪正自由而猛烈地吹拂著——不僅在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中如此，在中國與一些傳統上被廣泛視為美國堅定盟友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中亦是如此。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Felipe VI）在兩位部長的陪同下於11月訪問了北京。一個月後，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緊隨其後，並在中國西南地區的訪問行程中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歐盟發布公告幾天後，加拿大領導人馬克·卡尼（Mark Carney）對北京進行了歷史性訪問，這是現任總理九年來的首次訪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讚揚了過去幾個月雙邊關係實現的「逆轉」，雙方均尋求放寬相互的貿易和投資限制；官員們稱這次會晤「影響深遠且具歷史意義」。卡尼強調要將加拿大外交政策重新定向於一個「新世界秩序」，這非常明確地表明了渥太華方面根本反對其南方鄰國對其施加的反覆無常的誘騙和要求。 解碼中國的外延接觸努力 這一趨勢似乎十分清晰：自去年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宮以來，北京的高級技術官僚和政治家們一直堅定地尋求重建中國與全球南方以外地區受損的關係，並深化與其紐帶。這其中涵蓋了美國的長期合作夥伴——加拿大、澳洲、西歐國家，甚至包括英國（儘管其國內正陷入混亂）。 中國領導人這種刻意的戰略布局，是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川普自私且搖擺不定的外交政策只會將盟友和合作夥伴推離美國，而在全球供應鏈斷裂和區域重新路由的背景下，中國將被視為一個更受歡迎、更穩定且更有能力的合作夥伴。 在很大程度上，北京的診斷和預測並非毫無道理。首先，越來越明顯的是，那種「中國是唯一必須對其進行去風險的國家」的假設（我和塞巴斯蒂安·孔廷·特里洛-菲格羅亞於2023年10月曾反駁過這一斷言）根本無法成立。美國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表明，滿懷報復心的川普領導層正致力於支持歐洲的極端保守、與 MAGA 結盟的運動（甚至是政治家），並令人心驚地透過文化和意識形態戰爭的視角來建構跨大西洋關係。華盛頓對歐洲商品徵收的嚴厲關稅，加上在從烏克蘭到格陵蘭等一系列問題上反覆推諉所帶來的二階不確定性效應，只會加劇歐洲政策制定者的焦慮。 另一方面，歐洲也開始意識到，唱衰中國的潛力——並將去風險等同於對中國新興技術實力做出辭令強硬但結構上缺乏協調的回應——是根本行不通的。過去十年中，西方對中國經濟爆發了一連串極其悲觀、甚至帶有末日色彩的評估，導致許多觀察家過度放大了該國面臨的宏觀逆風（這些逆風確實存在），卻忽視了順風因素。 前者包括消費長期不足、房地產低迷以及在艱難走出「長新冠」陰影的企業中出現的收縮；然而，後者依然孕育著巨大的希望與機遇——包括中國在先進製造業方面的顯著進步，以及在縮小城鄉差距和緩解財富不平等方面所做的持續努力。 因此，中國政策制定者正確地把握住了川普重返白宮所帶來的契機，以及將焦點放在經濟穩定上可能帶來的外交政策紅利。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不敷使用或日益分歧之處，市場准入和商業利益可以而且確實能夠前來救場。 謹防高興得太早 然而，中國領導人也應牢記在地緣政治中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危險。正如美國政策制定者若將歐盟視為一個本質上軟弱、無可救藥的官僚混亂體將是狂妄自大一樣，中國人若假設對華盛頓的反感和警惕會自動轉化為對中國的親近和開放，那也將是錯誤的。 兩大核心障礙依然存在。第一個障礙涉及解決大多數主要經濟體與中國之間存在的巨額貿易逆差。儘管這個龐然大物在先進製造業方面的強大優勢不容置疑且顯而易見，但世界上許多國家（無論是新興市場還是成熟市場）越來越擔心雙重打擊：一方面是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是本國企業被來自中國技術更先進且更便宜的競爭對手擊敗。面對激增的民粹主義以及本土企業對中國商品被視為湧入國內市場的警惕，歐洲和英語系國家政府絕對希望看到北京展現出更多的清晰度與戰略同理心。 人民幣近期的升值是積極的一步——它表明中國領導層已經意識到，其主要貿易夥伴內部心存怨恨的行為者曾讓、且將繼續讓中國承受不利的認知反彈。然而，還必須做更多工作。事實上，中國需要一項進口政策——即制定一項全面、多軌且動態的計劃，以切實增加從其貿易夥伴進口商品的數量，這將使中國能夠相應地解鎖美國政府所擁有的最大槓桿之一：對其龐大市場的准入。 第二個挑戰涉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儘管所謂的「2027年期限」已被國會山莊上某些對華懷疑的聲音嚴重歪曲和誇大，以此作為為其心儀的國防項目爭取額外資金的手段，但對台灣海峽持續存在的投機性焦慮和不必要的恐慌煽動，是中國領導人必須正面解決的問題。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切實改善與大多數歐洲及英語系國家的關係，並防止「去風險」的焦慮破壞其蓬勃發展的經濟重啟接觸努力。 要在保持其基線立場和長期致力於「透過實力——而非戰爭——進行威懾」的姿態的同時做到這一點，將考驗北京方面的戰略智慧、戰術定力以及溝通成效。 原文刊於China Focu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原文按此）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can-beijing-succeed-in-its-re-engagement-bid-with-us-partners

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對中國的訪問標誌著加中關係的戰略性重啟，強調相互尊重、經濟合作、民間交流以及在多邊機構中的互動。此次訪問具有重大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意義，包括推動加拿大貿易多元化以減少對美依賴、加強雙邊投資與科技合作，以及在氣候與可持續發展等全球議題上的協作。 這次於2026年初舉行的為期三天的訪華之行，標誌著加中兩國在孟晚舟事件八年後的和解。當時，華為高層孟晚舟因涉嫌金融詐欺於溫哥華被拘押後引渡至美國，隨後中國於2018年12月以涉嫌違反國家秘密法為由逮捕兩名加拿大人－康明凱與斯帕弗。自此，加中關係急劇惡化。然而，隨著卡尼總理近日對北京的破冰訪問，兩國領導人發表了《聯合聲明》，宣告加中和解的開端，並帶來重要的經濟與地緣政治影響。 習近平主席與馬克·卡尼會晤 1月16日上午，習近平主席會見了卡尼總理並發表多項重要言論。首先，習主席指出中加應成為互相尊重的夥伴。自1971年建交以來，兩國關係歷經起伏，但雙方應在承認國情不同的前提下，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以積極態度推進合作。 其次，他表示兩國應成為追求共同發展經貿夥伴，實現互利共贏。中國對內推動高品質發展，對外堅持開放政策。雙方應拓寬並深化合作領域，同時「縮短刺激清單」。（資料來源：中國外交部網站，2026年1月16日） 第三，習主席強調要在教育、文化、旅遊與體育等領域加強民間交流與理解。第四，他提出要堅持多邊主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表示中方願與加方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G20）及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多邊機構中加強溝通與協調。 加拿大的務實取向與經濟合作 卡尼表示，加拿大與中國歷來關係友好，經濟互補性強。加拿大希望與中國建立新的戰略夥伴關係，造福兩國人民。他同時重申加拿大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並願本著相互尊重與深化合作的精神，在經濟、貿易、能源、農業、金融、教育及氣候變化等領域加強協作。他認為多邊主義是全球安全、穩定與和平的塑造力量。 此次加中關係的最新發展體現出經濟務實主義的主導，加拿大開始從對美依賴轉向多元化的非美經濟夥伴關係。 面對媒體詢問時，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允許多達49,000輛中國電動汽車進入加拿大市場，適用6.1%的最惠國關稅率，這相當於恢復至兩國貿易摩擦前的水平。他指出，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 中國是加拿大第二大貿易夥伴和第三大投資來源國。卡尼指出，加中雙向貿易額每年達1,200億美元，支持了加拿大40萬個就業崗位。農業、製造業、工程業及漁業從中國貿易中受益匪淺，每年創造兩百億美元的工資收入。過去十年間的外交疏遠抑制了投資與經濟增長，也削弱了就業機會。卡尼表示，這更使加拿大依賴於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因此，在大選後，他的新政府將「戰略性、務實且果斷地」重新校準對中關係。 當被問及她對中國的態度是否已較過去緩和時，加拿大外長阿南德並未直接回答，而強調新政府在新總理領導下採取新的外交路線，目標在十年內將非美貿易比例提升至50%以上。無疑，加拿大自由黨在卡尼領導下的勝選促成了對華外交政策的重大轉變。 《聯合聲明》與戰略合作 當加拿大記者詢問中國是否比美國更可預測可靠時，卡尼回應稱，與習主席及中方官員的會談聚焦於如何在意見分歧中尋求合作與相互尊重，建立「更可預測且更具成效的關係」。他坦言，加美關係在深度與廣度上仍遠超加中關係，但就近期的務實互動而言，中國展現了更高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從卡尼與阿南德的言辭中可以看出，加拿大希望與中國建立更加持久、務實、穩定且可預測的雙邊關係。 2026年1月16日，中加兩國發表《聯合聲明》，重申雙邊和解與合作的多項原則與方向。 首先，雙方領導人確認推動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為特徵的新戰略夥伴關係。其次，雙方承諾推進經貿合作，包括重啟高層「中加經濟與金融戰略對話」、召開「中加聯合經貿委員會」會議、簽署《中加經貿合作路線圖》、恢復「中加聯合農業委員會」機制、建立能源部長級對話並加強在清潔與傳統能源投資合作及民用核能領域的管理。 第三，中加將設立金融工作組，推動雙邊貨幣合作，包括落實《第三次延長及修訂人民幣與加元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第四，在公共安全領域，雙方將強化執法合作，打擊貪腐與跨國犯罪活動，如電信網絡詐騙及合成毒品走私，警務合作將自然得到加強。第五，雙方承諾促進人文與文化交流，重啟「中加文化聯合委員會」會議，在教育、藝術、文創與遺產領域加強立法及地方層面的協作，並便利兩國媒體專業人士的往來。第六，雙方重申多邊主義與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重要性，支持以世界貿易組織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並協力落實《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加拿大也支持中國主辦2026年APEC，並願在G20框架下深化合作。雙方重申對《氣候部長級行動會議》、「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及氣候變化與環境合作備忘錄的支持。 基礎設施、能源與農業合作 第七，其他合作領域包括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與加拿大自然資源部及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林業部在「現代木結構建築合作」備忘錄框架下的聯合實施。雙方還將在能源、糧食安全、動植物衛生、海關與檢驗檢疫、以及寵物食品出口衛生等方面深化合作。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加中兩國已走出孟晚舟、康明凱與斯帕弗事件的陰影。面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加拿大視為「美國第51州」的挑釁，加拿大政府展現出更強的戰略與務實姿態。美國近期試圖聲索格陵蘭的行動也使加拿大高層警醒。雖然加拿大在意識形態與政治體系上接近美國，但「美國優先」政策促使渥太華重新思考如何重塑對華關係，以維護就業、促進經濟與削弱美國的主導影響力。 從依附發展理論的角度看，加中和解反映出加拿大希望降低對美經濟依附、拓展非美貿易夥伴（特別是中國）。卡尼政府認為所謂「中國威脅論」被保守派誇大。作為前加拿大央行（2008–2013）與英格蘭銀行（2013–2020）行長，卡尼一向秉持經濟務實立場，這一外交路線既自然又具戰略意義，聚焦於加中雙贏的合作格局。 經濟務實主義與互補利益 卡尼的務實取向也得到了前總理讓·克雷蒂安的呼應，他認為加中關係是「互補的」：兩國均可憑藉廣闊土地、資源與人口優勢相互助益，共創和平與繁榮。 渥太華現正推行一項新外交政策：追求經濟多元化，減少對華盛頓的依附，在與北京的意識形態差異中透過對話與理解進行調和，並以經濟務實取代盲目的意識形態教條。 加拿大取消對中國電動汽車100%進口關稅，作為中國下調加拿大油菜籽關稅的交換措施。卡尼承認，加拿大需藉鑒中國創新技術以建立自己的電動汽車產業。卡尼的構想是歡迎中國在加投資汽車製造業，帶動加拿大本土就業。繼歐盟與中國達成有關中國電動汽車出口歐洲的協議後，加拿大的此項舉措可視為電動汽車領域的新進展。作為回報，中國將進一步擴大從加拿大進口油菜籽，其2024年出口值達34億美元。 加中《聯合聲明》體現兩國的經濟務實主義與對國際組織角色的新重視。在美國逐步撤出部分國際機構之際，兩國透過多邊平台強化關係，彰顯出對美孤立主義與保護主義的不滿。 加拿大與中國均支持全球經濟自由化與多邊主義。對加拿大而言，必須堅守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同時包容並積極與中國接觸，維護全球化的活力。可持續發展、跨境犯罪防控等實際合作領域展現出加中雙方在超越意識形態差異後的合作潛力。此外，卡尼政府明確拒絕特朗普版的「門羅主義」；雖然加拿大可被視作美國的「後院」，但它仍是一個自主、主權完整的國家，必須在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維持對美獨立性。 地緣政治與經濟意涵 總之，經濟務實主義主導了加中關係的最新發展。加拿大正從對美依存的發展模式轉向多元化、非美經濟夥伴。中國成為此一新外政策略與經濟務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中美之間的三角經濟關係亦隨之變化：加拿大不再作為美國的經濟附庸，也不再將中國視為經濟、政治與軍事上的威脅。拋開政治與意識形態分歧，卡尼政府推動的對華和解具有重大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意涵。渥太華現已採取新的外交政策，追求經濟多元化，降低對華盛頓的依附，透過務實對話處理與北京的分歧，並以經濟理性取代意識形態的盲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