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

中印兩國在2020年邊境衝突後曾陷入針鋒相對的僵局，而雙方關係的緩和，最早始於2024年在喀山舉行的高級領導人峰會（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此實現了關鍵會晤）前的籌備會議。隨後，這一勢頭在兩國首腦會晤以及2025年天津上海合作組織（SCO）峰會期間的「莫迪-習近平-普丁」三邊會晤中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空襲加劇了區域的不穩定，同時也暴露了中國複雜的戰略兩難局勢——北京方面既試圖確保其關鍵的能源進口與投資安全，又想避免直接捲入其中。在平衡與伊朗、海灣國家以及西方國家的關係之際，中國正採取一種謹慎且刻意模糊的方針，以維護其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

中國對美以與伊朗戰爭的反應，一貫表現為反對使用武力、呼籲立即停火，並向伊朗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支撐中國立場與外交的，是中伊關係的本質特徵——自2021年3月以來，兩國便建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且中國購買了伊朗約90%的出口石油。因此，盡快看到美以與伊朗戰爭的結束，完全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當前的美國—以色列對伊朗戰事，正呈現出一種現象：華盛頓與特拉維夫似乎正一步步陷入一個「油膩的泥潭」——伊朗在軍事上展現強大韌性，在政治上則持續展現對抗姿態。除非雙方能坐下來、透過有無中介者的方式尋求暫時性解決方案，或其中一方停止攻擊，這場衝突很可能將持續發酵，並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衝擊。 伊朗不同於委內瑞拉。美國在委內瑞拉發動政權更替的行動相對順利，地緣政治與軍事力量都遠弱於伊朗。尼古拉斯·馬杜羅被捕後，美國迅速取得勝利，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領導的「新政府」開始顯現親美傾向。作為美國「後院」的一部分，委內瑞拉如今幾乎成了美國的事實保護國，為華盛頓控制其石油生產與出口提供便利。 然而，伊朗的情況截然不同。作為橫跨中亞與中東的戰略要地，伊朗具備封鎖或擾亂霍爾木茲海峽的軍事能力——這被視為其在對抗美以聯盟時的重要「王牌」。儘管美軍 reportedly 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擊沉 16 艘伊朗布雷船隻（CNBC，2026年3月11日），伊朗已重新開始在該海域布放水雷。霍爾木茲海峽素來是全球關鍵能源航道，過去有多達20%的全球石油需經此運送（《紐約時報》，2026年3月13日）。 在地緣政治層面，伊朗擁有干擾甚至破壞全球多區石油供應的能力，迫使美以雙方遲早必須考慮退讓。儘管美以聯盟在軍力上占明顯優勢，但伊朗的地緣戰略工具與能源槓桿，使得這場戰事充滿不可預測性。 消耗戰與外交僵局 與委內瑞拉情況不同，伊朗新任總統穆智塔巴·哈梅內伊在接掌其父、於戰事初期遭美以聯軍空襲身亡的前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後，隨即發表首份聲明。他強調伊朗必須保持團結，並誓言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以向敵對方施加壓力。由此可見，伊朗已決意展開一場 消耗戰。這場消耗戰勢必考驗美國與以色列的飛彈攔截能力；多份報告指出，在伊朗大量部署軍用無人機的情況下，這些攔截系統可能會隨時間推移而面臨不足。 伊朗方面提出三項結束戰事的條件： 其中，第二項在談判進展艱難、濃縮鈾議題久拖未果的背景下幾乎不可能獲美以接受。至於第一項「承認權利」，即便雙方願意重啟談判，也勢必會是艱辛的磋商過程。 根據軍備控制協會（2026 年 3 月 11 日）的報告，美伊雙方於 2 月 28 日在日內瓦舉行關鍵會晤，美國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與賈里德·庫什納會見伊朗外長阿巴斯·阿拉格奇。該會談屬於阿曼斡旋下的第三輪談判。阿曼外交部長巴德爾·本·哈馬德·阿爾布塞義迪表示，雙方已有進展，並同意於 3 月 2 日再次商討技術細節。 然而，僅一天後的 2 月 29 日，美國與以色列便對伊朗展開軍事攻擊。軍備控制協會分析指，威特科夫在談判過程中「對伊朗立場與核計畫的理解不足及錯誤描述，很可能影響了特朗普總統的判斷，使其認定談判毫無進展，且伊朗並非認真協商」。外界無法得知美國談判團如何向總統簡報，但美伊之間持續性的互不信任最終引爆了戰事。 另一項關鍵因素則是 認知落差。在華盛頓認為德黑蘭「並未認真談判」的前提下，衝突升級幾乎成為無可避免的結果。 可能缩短战争的因素 目前有三項主要因素可能縮短戰事的持續時間。首先，是美國即將在十一月舉行的期中選舉。戰爭極有可能不會拖至十月，因為若戰事延宕，將使美國選民掀起反共和黨的浪潮——這是總統特朗普及其重要顧問必須極力避免的情況。3 月 6 日，眾議院未能通過一項《戰爭權力決議案》，該案要求特朗普政府在持續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前，必須獲得國會批准。同樣地，在參議院中，有關譴責特朗普未獲國會批准便下令攻擊伊朗的措施也以 53 票對 47 票遭否決。國會主流觀點認為，美以與伊朗之間的衝突將屬於有限性質，反映出多數議員相信戰事將是短暫的。 第二項因素，是特朗普總統本人對戰爭時程的預估。他在 3 月 2 日表示，與伊朗的戰爭將持續四至五週，但也可能「遠比這更久」。從分析角度看，似乎美方預期在摧毀伊朗的關鍵飛彈與濃縮鈾設施後，衝突將告一段落；然而，敵對行動仍可能延長，具體情況取決於後續發展。 第三項因素，是全球石油供應與價格的巨大風險。若戰事拖長，全球將承受更大苦難，而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也會受到更多國家的質疑與批評。因此，儘早結束戰爭並重返談判桌，符合美國與以色列的利益。當然，伊朗目前態度強硬，短期內並不願重啟談判。 儘管國會多數議員認為美以與伊朗的戰爭很可能是短暫的，但實際上仍有多項因素可能延長戰事 戰事為何可能延宕 第一，是美以難以滿足伊朗提出的三項停火條件，尤其是支付戰爭損害賠償，以及提供避免未來侵略的安全保障。其中，「安全保障」需要由伊朗提出具體要求，再由雙方透過談判逐條交換與協商——至少在短期內極為困難。 第二，是伊朗的反制戰略，即向美軍在多國的基地發射飛彈，涵蓋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巴林、約旦、沙烏地阿拉伯、阿曼、伊拉克與塞浦路斯。戰火外溢至其他國家的風險已經顯現，雖然伊朗方面強調其攻擊目標為美軍而非友好鄰國，但仍可能引發區域安全不穩定，並帶來難以預測的後果。 第三，是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關係已陷入高度軍事對抗。伊朗飛彈已多次攻擊以色列基地。即使達成暫時停火，也無法保證伊朗與以色列在軍事行動上能夠保持克制，雙方缺乏互信，使衝突重新升級的風險始終存在。 地區局勢升級與長期後果 令局勢雪上加霜的是，以色列與伊朗友好勢力（如真主黨和胡塞武裝）之間持續的衝突。儘管以色列在軍事上似乎遏制了真主黨，但無法保證伊朗的友好支持者長期內不會對以色列進行報復。 第四個因素是美軍襲擊伊朗所造成的遺留影響，該襲擊已導致170名小學生喪生——這一事件在伊朗民眾心中激起了更強烈的反美情緒。據報導，一次使用過時數據的致命「戰斧」導彈襲擊可能擊中了靠近伊朗軍事基地的一所小學——這是美伊戰爭中一個不幸的悲劇性事件（《紐約時報》，2026年3月11日）。3月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雙方軍事行動造成的影響深表震驚，指出「針對教育機構的攻擊危及學生和教師的安全，並損害了受教育的權利」（聯合國新聞，2026年3月1日）。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譴責了軍事襲擊以及伊朗對中東多個國家發起的報復性打擊。然而，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尤其是在受害兒童中，持久的仇恨便會迅速滋生，軍事創傷難以輕易癒合。其結果將是中東地區無休止的衝突，伊朗及其支持勢力將持續以以色列和美國為目標。人們希望美以對伊朗的戰爭是有限度的，不會對已然上漲的全球油價產生過度不利的影響。但可悲的是，這場戰爭對美以伊三國關係產生的負面影響很可能是長期的，其特點將是間歇性衝突、游擊式襲擊和突然的報復行動——這種局面預示著，美以軍事聯盟或許已然陷入一個油滑而致命的泥潭。…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和增長，越南似乎即將進入充滿活力的經濟增長新篇章。但在美國的全球地位岌岌可危之際，越南的未來將會如何發展？2月4日，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特使、越南外交部長黎懷忠訪華。中方重申高度重視“發展中越關係”。此訪對兩國來說都恰逢重要時機。就在同一天，中俄元首、中美元首舉行了通話。俄羅斯和美國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越南的重要合作夥伴。另一方面，越南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26年1月19日至23日在河內舉行，蘇林再次當選為越共中央總書記。十九名當選的政治局委員中有九名是這一越南最高決策機構里的新面孔。隨著現任國家主席梁強和總理範明政逐步將權力移交給年輕一代幹部，蘇林有望同時任國家主席，從而鞏固其自胡志明以來越南黨政體制內最有權力領導人的地位。 蘇林面臨的政績壓力 然而，蘇林面臨著巨大的政績壓力。畢竟，職位越高，期望越高。蘇林雄心勃勃地提出國內經濟發展目標，不僅是為了向外國投資者表明開放和承諾，也是為了消除國內批評人士和懷疑論者對他能力的擔心，即能否履行“革新開放”以來維繫國家的長期存在的社會契約：讓大多數越南公民切實感受到高物質增長的紅利。為此，現任領導層的國內外政策很可能圍繞三大核心任務展開。首先，明確提出未來五年實現年均10%的經濟增長目標，這將通過國家製造業向價值鏈上游提升來實現。河內已將“創新、數字化轉型和綠色增長”確定為發展的關鍵引擎，致力於通過技術驅動的生產力增長來創造就業機會，吸引更多外國直接投資。 其次，持續鞏固越南在國際舞台的戰略自主性。越南長期以來與美國保持著重要的經濟、工業和金融聯繫，但特朗普重返白宮以及不斷升級的保護主義政策無疑給這種聯繫帶來巨大衝擊。特朗普對越南（對美出口依賴程度最高的東盟成員國之一）加徵關稅，並在談判過程中冷落越南，促使越南生產商轉向其他市場，與包括中國、歐盟和印度在內的集團和大國開展合作。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點，是解決越共內部親商派和意識形態保守派之間長期存在的派系鬥爭。蘇林雖作為公安系統的旗幟性人物崛起（該系統長期在國內政治中扮演平衡和調解軍方與技術官僚文官體系的角色），但他巧妙借用了前任阮富仲反腐運動的勢頭，建立起一個涵蓋體制內各領域的忠誠核心圈子。儘管蘇林在體制內游刃有餘，但在迎來第一個完整總書記任期之際（他於2024年阮富仲去世後接任），讓各方感到滿意仍是他的首要政治任務。 為何深化對華接觸有可能帶來益處？ 蘇林以經濟為中心的實用主義和交易性務實用作風，使他不太容易受歷史上對華負面情緒及意識形態上對美疑慮的影響。鑒於前述重點任務，蘇林之所以重視加強與中國的關係，原因有三。首先，隨著中國企業尋求“出海”，越南迎來良機，可以成為中國企業尋找可靠、穩健的海外製造基地的首選目的地。然而，未來任何成功達成的協議都可能有附加條件，因為從電動/混動車到太陽能電池板等各領域，越南正致力於打造和扶持本土領軍企業，其政治人物和管理者可能會在進一步降低投資和設立區域總部門檻的同時，施壓中國企業進行更多技術轉讓和與越方合資合作。這種精准施策將使越南對單個中國企業更具吸引力，同時降低中長期對華依賴。要實現這種微妙平衡，需要對中國視角有敏銳的洞察——本屆政府過去兩年保持了這種洞察力。 其次，河內的主導發展戰略似乎錨定“發展增長中心、戰略基礎設施、物流網絡和高價值服務”。總價值約1300億美元的234個基礎設施項目，被視為實現兩位數增長的大型支出計劃的核心支柱。在這些領域，即使與美國和其他全球北方國家相比，中國在技術和最佳實踐方面也已領先。日本一直是越南的長期基礎設施合作夥伴，但最近的跡象表明，中國（包括公共和私人資本）對參與其關鍵互聯互通項目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例如，中國民營的太平洋建設集團（CPCG）最近承諾在河內投資三個項目，涉及橋梁和鐵路建設。第三，越南當局始終將美國視為制衡中國的必要力量，認為與美國維持安全夥伴關係至關重要，而軍方與安全機構內部一些人仍擔心“顛覆政權的企圖”。最近洩露的軍方內部文件顯示，的確存在這種根深蒂固的擔憂，認為美國是一個“好戰”的大國，會嚴厲懲罰甚至推翻那些“偏離其軌道”的政權。鑒於軍方在影響越南領導層的決策和考量方面仍有一定影響力，我們應該預料到，中越意識形態和宣傳部門將加深協調，構建抵御所謂“西方”影響的權宜合作機制。 房間里的“鷹”？ 當然，這一切不能被誤解為越南出現向中國傾斜的結構性轉向，這與一些東盟鄰國的戰略選擇有本質區別。特朗普家族企業已在興安省啓動一項15億美元的高爾夫球場和豪華地產項目。蘇林原則上同意加入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該組織宣稱其宗旨是促進全球和平。這位現任美國總統確實對盛大的排場情有獨鍾。總之，儘管特朗普的反復無常與自私自利令越南體制內的保守派感到擔憂，但體制內其他人顯然對這位現任美國總統持更為樂觀的態度。特朗普粗暴、魯莽、目光短淺，且基於自身利益實施公共政策，為河內提供了達成更多商業、投資和戰略協議，以及增強對北方鄰國影響力的絕佳機會。因此，“鷹”的存在對越南來說並非壞事。而它同樣不會對中越關係的進一步升溫構成根本性障礙。事實上，竹子外交的真諦或許就在於能與“龍”和“鷹”共舞。在這一傳統上，越南無疑是大師。

特朗普政府正以「極限施壓 2.0」重塑中東地緣政治格局。在雙航母的軍事威懾下，美伊於馬斯喀特的間接談判凸顯了「強制外交」的危險性。當華盛頓的「全面各讓」要求碰上德黑蘭「絕不妥協」的導彈紅線，這種將軍事威脅與外交議程深度綑綁的策略，正將波斯灣推向戰術誤判與區域衝突的邊緣。 近年來，大國博弈往往依賴經濟制裁與外交斡旋，但當前美國對伊朗的戰略，卻赤裸裸地回歸到以壓倒性軍事優勢為核心的「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特朗普政府試圖利用伊朗國內動盪的脆弱期，迫使德黑蘭接受一項遠超核問題的全面協議。這種以航母編隊作為談判背景的極限施壓策略，雖然在短期內看似佔據主動，但從長遠的制度與戰略互動來看，卻充滿了結構性的矛盾與失控風險。 「午夜之錘」的歷史陰影與軍事威懾的具象化 目前的談判格局，深深籠罩在2025年6月「午夜之錘」（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軍事行動的陰影之下。當時，美軍動用125架戰機及巨型鑽地彈，對納坦茲、福爾多及伊斯法罕等伊朗核心核設施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直接打擊。特朗普政府將此視為美國決心的成功展示，認為唯有實質的軍事打擊才能迫使伊朗領導層正視美國的底線。 在此邏輯下，美軍目前的部署呈現出罕見的攻擊姿態。目前，林肯號（USS Abraham Lincoln）航母打擊群已在阿拉伯海執行威懾任務。據新華社及華爾街日報報道，五角大樓更正在評估，可能將剛完成訓練的布什號（USS George H.W. Bush）或位於亞洲的華盛頓號（USS George Washington）調派至中東。若落實部署，這將是自2025年3月以來，美軍首次在該地區維持雙航母打擊群。 這種軍事威懾不僅停留在海上，更直接延伸到了談判桌。據半島電視台等多家媒體報道，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Muscat）舉行的間接談判中，美方代表團除了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與顧問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外，還罕見地納入了身著軍裝的中央司令部（CENTCOM）司令布拉德·庫珀（Brad Cooper）上將。這種「軍事護送外交」的做法，將航母的威懾力具象化，向伊朗傳遞出非妥協即開戰的二元通牒。 議程脫節：全面讓步與單一紅線的結構性錯位 然而，強大的軍事壓力並未帶來談判桌上的順暢，反而暴露出雙方在戰略目標上的嚴重「議程脫節」（Agenda Disconnect）。美方尋求的是一份「一攬子協議」，明確提出五大核心訴求：要求伊朗實現「零濃縮」並銷毀核設施、全面終止彈道導彈計劃、停止對「抵抗軸心」（如哈馬斯和真主黨）的代理人支持、改善人權狀況，以及承諾區域互不侵犯。 相較之下，伊朗的立場依然堅硬。伊朗國際電視台引述伊朗外長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重申，談判的唯一議程僅限於核能議題。對於伊朗而言，在經歷了去年區域衝突導致哈馬斯與真主黨等代理人力量受損後，彈道導彈已成為其國家生存的「最後盾牌」。因此，伊朗將導彈計劃視為「絕對不可談判」的國防基石，並強烈拒絕美方關於將濃縮鈾轉移至第三國的要求。這種根本性的矛盾，使得馬斯喀特談判目前僅停留在交換信息的初級階段。 誤判螺旋下的區域安全危機 「強制外交」的最大風險，在於過度迷信武力而低估了對手的承受力與反制手段。面對美軍的步步緊逼，伊朗並非坐以待斃，而是採取了「主動威懾」（Active Deterrence）的防禦原則。近期，美國公民團體「反對伊朗核武器聯盟」報告指出伊朗不僅在塞姆南（Semnan）及伊斯法罕等地進行了導彈試射，更被衛星拍到正使用重型機械加固伊斯法罕核設施的地下入口，以防範美軍的鑽地彈襲擊。 更令人擔憂的是，一旦戰術摩擦失控，整個波斯灣地區將無一倖免。伊朗已明確警告包括沙特、阿聯酋及卡塔爾在內的海灣鄰國，若其領土遭到攻擊，美軍在這些國家的基地將立即成為報復目標。儘管海灣國家極力斡旋並公開拒絕借出領空作攻擊之用，但他們仍被迫加速引進「薩德」（THAAD）及愛國者等導彈防禦系統以求自保。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單靠「航母外交」已無法輕易馴服一個擁有龐大導彈庫與不對稱作戰能力的區域強國。若華盛頓執意追求包含導彈與代理人議題的「完美協議」，而忽視伊朗政權的底線思維，這場高風險的博弈極有可能從外交僵局滑向災難性的區域衝突。

2026年印度成為金磚輪值主席國，而中印關係正處於脆弱但持續的解凍階段。儘管存在尚未解決的領土爭端，但兩國正為非政治化的經濟合作、供應鏈重組、人才和人文交流創造空間，香港被視作兩國持續交往的橋梁。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新一年的開始不意味著必然發生重置。畢竟，12月31日與1月1日僅相隔一天。大多數情況下，認為新年意味著新的開始，是一種盲目樂觀天真的想法。 然而，新年伊始確實蘊含一些重要意義，且反過來影響著人們的預期。例如，印度2026年擔任金磚輪值主席國，這是印度繼2012、2016和2021年後第四次任該組織輪值主席國。 由此，印度肩負起組織第十八屆金磚國家峰會及相關部長級和工作層面會議的重任。長期以來，外界將“金磚國家+”視為一個受中國和俄羅斯巨大影響的地緣政治實體，因此印度能否及打算如何抓住這一契機，在這個蓬勃發展同時處境艱難的集團留下自己的印記，必然引發諸多疑問。 具體而言，有跡象表明，中印關係最新一輪緩和勢頭有望延續——它始於2024年10月中印領導人的會晤，並在2025年8月31日天津上合組織峰會上得到鞏固。去年11月，一名印度護照持有者在上海機場被扣留18小時一度阻礙了這一緩和勢頭，但那只是暫時的。 最近有消息稱，印度財政部將取消五年前對中國企業參與競標政府合同的限制。儘管鑒於對自身中標能力的評估，多數中國企業競標意願有限，但此舉或許是德里為改善中印關係伸出的又一橄欖枝。兩國政府都尋求將雙邊關係引向更互利共贏的方向。 新領域在哪裡？ 毫無意外，中印兩國最明顯受益的領域之一是供應鏈對齊和貿易整合。去年12月印度對華出口激增，同時，受美國任意加徵的關稅影響，印度對美出口大幅下降。長期以來備受矚目的印美貿易協議最終未能達成。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將此歸咎於莫迪不主動接觸，但這一說法遭到印度政府的強烈反駁。而中國鞏固了作為印度主要商品貿易夥伴和出口市場的地位。去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中國總理李強承諾中國將成為“消費大國”。因此，各方都在關注中國領導層能否提出並執行一套連貫戰略，加強從德國、法國、印度、英國等國的進口。 目前，中國從印度進口的主要是礦石、有機化學品、礦渣和爐灰、電子元件、成品油和特定金屬。近年，由於美國提高市場准入門檻，電子產品、海產品和農產品對華出口增長尤為顯著。2025年初以來，中國領導人多次承諾擴大國內服務消費，由此產生一個新問題：印度能否成為中國重要的服務供應國，尤其是在電信領域？更廣泛地說，印中兩國企業能否找到共享和培育人力資本的途徑，從而為這兩個人口最多的全球南方國家建立合資企業鋪平道路？ 在利用人才政策作為雙邊合作錨點方面，中印都能確保民間交流的去政治化，這種交流的重要性遠超單純的經濟或創新範疇。儘管兩國擁有綿長的共同邊界，分別承載著數千年的深厚歷史和文明思想，但令人驚訝的是，絕大多數民眾對彼此的喜好和文化特點仍知之甚少。 我猜想，正是出於這個原因，阿米塔夫·阿查里亞、丹尼爾·貝爾、拉吉夫·巴爾加瓦和閻學通等著名學者於2023年1月共同編纂出版了《連接兩個世界：印度與中國古典政治思想及治國之道比較》。從對比荀子、韓非子和考底利耶的國家間方略，到對照中印古代政治思想對“帝國”問題的解讀，印中思想家之間的跨文化對話與交流顯然是智識的富礦。關鍵在於對話的地點、時間及方式。 即使存在重大分歧領域，是否也能找到共同點？ 然而，我們切不可操之過急。邁克爾·庫格爾曼和斯魯揚·帕爾卡爾對中印關係現狀做出了相當冷靜的評估：兩國“共享長達2100英里的崎嶇邊界，沿線五萬平方英里的區域存在爭議，面積大致相當於希臘”。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與印度國家安全顧問阿吉特·多瓦爾為推動邊界爭端達成“早期收穫”解決方案所做的努力仍在進行中，但克什米爾爭議領土問題讓印巴關係緊張，在這種緊張未顯著緩和的背景下，重大突破似乎極難實現。 儘管領土問題陷入僵局，但可以策略性暫時擱置。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顯然是兩國不可談判的底線，但相關討論的重點和措辭可以調整。對於在印度運營的中國企業和資本，以及在華工作的印度人才和專業人士，其面臨的次級安全化問題（即對潛在安全威脅的識別和應對）也可以通過建立更清晰的爭端解決和溝通渠道來妥善解決和緩解。具體而言，中印兩國都應默認從國家安全視角看待經濟交往的副作用和附帶損害，並賦予民間社會力量發揮非官方橋梁作用的能力，無論是通過設立製造項目和投資、舉辦教育和學術會議，還是文化和青年交流。 我經常思考香港的角色，它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同時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國際化的都市。據估算，香港擁有超過32790名非定居印度籍人士，以及11350名印度裔居民，約佔香港總人口的0.6%。 我榮幸地結識多位在香港出生長大的印度裔朋友，他們深愛並強烈認同香港與生俱來的多元文化氛圍和不可抗拒的獨特魅力。特區政府應考慮邀請有才華的印度青年到香港高校就讀，同時吸引那些渴望在中國立足，同時欣賞香港普通法體系和透明穩定制度的印度企業。 中印之間的確存在無法通過推動民間交流或社會對話來解決的根本分歧。在將香港定位為中印之間重要橋梁的過程中，特區政府的核心策略不是解決這些棘手難題，而是打造讓中印人才共同應對從氣候變化到流行病等最緊迫全球挑戰的共享空間和合作平台。 保持信念與創造建設性接觸的空間，往往是相輔相成的。

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梅爾茨為期兩天的北京之行，不僅標誌著德國對華外交政策務實回歸，也反映出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先進發達國家陣營中，繼英國與加拿大之後，其他國家亦出現更廣泛的務實轉向。 繼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tin Carney）及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先後調整對華政策與姿態後，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亦選擇跟進。 美國對多國外交政策的搖擺不定，尤其在第二任特朗普政府時期，削弱了其全球軟實力。特朗普政府以交易性關稅為基礎的政策在美國國內面臨法律挑戰，而華府的親密盟友則尋求全球穩定的經濟環境。加上美國在俄烏戰爭中對俄政策的調整，使德國對美態度愈發審慎，尤其在涉及俄羅斯勢力擴張的議題上更顯不安。 在梅爾茨訪華期間，他特別強調中方承諾購買 120 架空中巴士（Airbus）飛機，此舉具有明顯意圖，希望引導德國進入更進一步的商務談判。此行中，雙方亦簽署四份合作備忘錄，涵蓋氣候合作、動物疫情防控、農產品部分出口恢復，以及在體育與大眾媒體領域的交流。透過聚焦非政治及低敏感度議題，兩國在修補中德關係上邁出了務實的第一步。 梅爾茨此次率領近三十家企業代表團，包括大眾、賓士、BMW 等主要汽車製造商，其行政總裁們愈來愈重視與中國企業合作的商機。代表團亦涵蓋化工、生物製藥、機械、循環經濟等領域。雙方簽署了十餘項商業協議，顯示未來合作空間更趨廣泛。 貿易、產能過剩與產業合作 中國過去一直是德國汽車的重要市場，但中國電動車（EV）的快速崛起，使部分德國人士將中國視為經濟「威脅」。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2025 年德國對中國貿易逆差超過 890 億歐元，高於 2024 年的 670 億歐元。梅爾茨向中國總理李強表示，德國的逆差在五年內增加四倍，形容此趨勢「並不健康」，他並呼籲為德企提供公平競爭環境，但這將需要耐心與進一步協商。 梅爾茨此行雖未達成重大突破，但象徵著中德關係重回務實路線。他指出，中國部分產品供應量遠超市場需求，即所謂的「產能過剩」。返德之後，他又表示，德國也需提升自身生產力——既承認中國的產能問題，也承認本國存在的生產力不足。 梅爾茨及其團隊似乎認為，在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力量的重要角色之際，德國必須採取更加務實的外交政策。在出訪前，他曾警示德國人「不能抱有幻想」，因為中國如今「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並宣示有權按自身規則塑造新的多邊秩序。」在從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走向更不確定的地緣政治格局之際，德國調整對華政策既不可避免，也屬必要。 過去，德國經常批評中國的國家補貼、貿易限制及稀土出口管制。然而，在美國祭出互徵關稅的背景下，中國亦不得不對戰略資源進行管理。德國的資本主義體系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迥異，後者在汽車產業等領域存在較強國家干預。更具建設性的策略，是德國車企透過與中國企業合資生產，讓雙方形成「雙贏」局面。 訪華期間，梅爾茨試駕了北京的全新賓士 S 級，讚揚智能輔助駕駛系統及德中技術合作。賓士已在中國建立產業合作網絡，中國研發人員亦為其全球研發體系做出貢獻。未來中德汽車合作有望深化。 科技、人工智能與更深層次的雙邊互動 梅爾茨亦訪問杭州，觀察人形機器人展示，並參觀西門子高壓斷路器有限公司。他與阿里巴巴、宇樹科技（Unitree Robotics）、Rokid、百靈（BrainCo）、吉利與零跑汽車等企業高管會面，聚焦人工智能、機器人及電動車技術。宇樹創辦人王興興指出，梅爾茨對中國科技創新的高度興趣，為與新興科技企業深化合作創造平台。 梅爾茨的務實態度獲得習近平主席的正面回應。習近平提出三項深化中德關係的建議： 第一，雙方應成為可靠的合作夥伴彼此支持，追求自立自強與快速發展。習強調互尊、互信、互利與開放合作，指出中國的和平發展與現代化可與德國及世界共享。 第二，雙方應成為創新的合作夥伴，推動開放與共贏。德國在科技、創新與數位化方面的規劃，與中國「十五五」規劃下的發展目標相吻合。中德在氣候、農業、動物疫情、體育與媒體等領域的備忘錄，構成合作的良好起點。 第三，雙方應深化文化與人文交流加強相互理解，為中德友好奠定更穩固的社會基礎。中國追求自由化全球化、自由貿易與多邊合作——與美國的軍事干預主義和交易型外交形成鮮明對比，促使德國採用務實而非意識形態導向的對華政策。 歷史上，德國在清末與民國時期對中國現代化曾作出貢獻，包括軍事顧問、技術轉移與培訓。因此，當代德國政策制定者亦被鼓勵在決策上優先考慮務實合作，而非意識形態偏好。 挑戰仍然存在，例如德國對中國在俄烏戰爭中立場的疑慮。儘管中國否認向俄羅斯輸出軍民兩用技術，德國仍提出關切。未來外交成果或許能緩和這些認知差距。 修好、務實與未來合作 總結而言，梅爾茨此次為期兩天的訪華行程，象徵著中德關係謹慎但具有意義的改善。儘管尚難稱突破，但此行突出顯示德國在美國軍事干預與交易式外交加劇之際，必須在對華政策上採取更務實、更低意識形態色彩的立場。 中德在歷史、科技與產業上的深層聯繫，為未來更廣泛合作提供背景，尤其是在汽車與機器人領域。梅爾茨此行為深化商務互動奠定基礎，亦反映德國外交政策的謹慎調整——與此前加拿大的卡尼及英國的斯塔默的務實轉向相呼應。 這種細微但重要的再定位，凸顯美國主導的經濟陣營正日益分化，也反映德國正重新認識中國在科技與經濟領域中的崛起影響力。 原文刊於Macau Busines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原文按此）https://macaubusiness.com/opinion-merzs-visit-to-china-and-its-implications

2月4日，越南共產黨（CPV）中央總書記特使、越南外交部長黎懷忠（Lê Hoài Trung）訪問北京並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領導人對此表示，中方高度重視「中越關係的發展」。 這次訪問對北京和河內而言，正值一個極其微妙且有趣的時刻。就在同一天，習近平還分別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以及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通了電話。據報導，在與後者的通話中，習近平就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提出了警告。不言而喻，俄羅斯和美國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越南的重要夥伴。 另一方面，越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四大）剛於2026年1月19日至23日在河內閉幕，大會選舉蘇林連任越共中央總書記。在選出的19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9位是接掌國家最高決策機構的新面孔。隨著現任國家主席梁強（Lương Cường）和總理范明正（Phạm Minh Chính）為更年輕一代的幹部讓路，預計蘇林還將兼任國家主席一職，這使他成為自胡志明（Hồ Chí Minh）以來在官僚與體制上權力最為鼎盛的國家領導人之一。 蘇林面臨的執政壓力 然而，蘇林也面臨著巨大的執政壓力——畢竟，權力愈大，期許愈高。蘇林對國內經濟發展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願景，這不僅是向外國投資者展示開放與承諾的信號，也是為了安撫國內批評者與質疑者，證明自己有能力履行長期以來支撐越南體制的社會契約（即自「革新開放」（đổi mới）以來，讓大多數越南公民切實感受到的高速度、物質化經濟增長紅利）。 因此，有三大核心優先事項預料將形塑現任領導層的內政與外交政策格局： 首先是切實推動未來五年實現10%的年經濟增長率，這需要透過推動國家製造業向價值鏈上游邁進來達成。隨著「創新、數位轉型和綠色增長」被確立為發展的核心引擎，河內正極力藉由技術賦能的生產力增長來創造就業，並吸引更多外國直接投資（FDI）。 其次是繼續鞏固越南在國際舞台上的戰略自主。儘管越南長期與美國保持著密切的經濟、工業和金融纽帶，但川普重返白宮以及日益加劇的保護主義為這一切帶來了變數。川普對越南（東協成員國中對美出口依賴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加徵的關稅，以及在談判過程中展現的輕慢，促使越南生產商轉向其他市場，積極與包括中國、歐盟和印度在內的經濟體和強權接洽。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理順越共內部親商派與意識形態更為嚴謹的派系之間長期存在的博弈。雖然蘇林最初是以公安系統「掌旗官」的身份崛起（公安系統在國內政治中長期扮演軍隊與文官技術官僚之間的平衡與協調力量），但他敏銳地藉助了其前任阮富仲（Nguyễn Phú Trọng）發起的反腐敗運動（「熔爐」，đốt lò）之勢，建立了一個橫跨體制多個領域的忠誠核心圈。即便擁有了強大的體制威望，在開啟其第一個完整的總書記任期之際（蘇林於2024年阮富仲逝世後接任），如何讓各方滿意仍是他首要的政治目標。 為什麼深化與中國的接觸可能行之有效 蘇林以經濟為中心的工具主義和務實交易傾向，使他較不易受到歷史上根深蒂固的對華敵意影響，同時也減少了對美國帶有意識形態偏見的質疑。 基於上述優先事項，有三個原因解釋了為何蘇林可能會將鞏固與中國的關係視為重中之重： 首先，隨著中國企業掀起「出海」浪潮，越南正迎來成為中國企業海外製造基地首選的黃金時機。 然而，未來成功達成的任何進一步協定預計都會帶有新條件——由於河內尋求在電動/混合動力汽車到太陽能電池板等領域扶植本土的龍頭企業，其政要和官員可能會向中國企業施壓，要求其向本地業者進行更多技術轉移並建立合資企業，同時進一步消除投資和設立區域總部的壁壘。這種細緻入微的方法將能增強越南對個別中國企業的吸引力，同時降低該國中長期的對華依賴。要讓這種微妙的平衡戰略取得成功，需要對中國人的觀感有著精準而敏銳的理解，而現任政府在過去兩年中成功做到了這一點。 其次，河內的核心發展戰略錨定在「打造增長中心、戰略基礎設施、物流網絡和高價值服務」。 總投資額約1300億美元的234個基礎設施項目，已被列為一項龐大支出計劃的主要支柱，旨在實現上述雙位數的年增長率。在這些領域，與華盛頓及其他全球北方國家相比，北京在技術和最佳實踐方面都建立了獨特的領先優勢。儘管日本長期以來一直是越南的基礎設施合作夥伴，但近期跡象表明，越南對中國（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參與該國關鍵互聯互通項目的興趣和意願正迅速增長。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中國私營企業太平洋建設集團（CPCG）已承諾在河內開展三個涉及橋樑和鐵路建設的投資項目。 第三，正如越南體制內部始終將美國視為抗衡中國的必要砝碼、並認為維持安全夥伴關係至關重要一樣，軍隊與安全系統內部的部分元素對其所認為的「政權顛覆企圖」仍保持著本能的警惕。 最近一份流出的軍方內部文件揭示了其根深蒂固的擔憂，即美國作為一個「好戰」的強權，會傾向於嚴厲懲罰、甚至推翻那些「偏離其軌道」的政權。在軍隊仍能或多或少影響河內領導層決策與考量的範圍內，我們可以預期中國共產黨（CPC）與越共的意識形態和宣傳部門將深化協調，建立一個權宜聯盟，以抵禦所謂的「西方」影響。 屋子裡的「老鷹」？ 當然，這絕不能被誤解為越南正像東協內部的某些鄰國那樣，與中國發生結構性的轉向。 川普的家族企業已經在越南興安省（Hưng Yên）動工興建一個價值15億美元的高爾夫與奢華房地產項目。蘇林也在原則上同意加入川普的「和平委員會」——一個以促進全球維和為宗旨的組織。畢竟，現任美國總統確實對隆重的場面與排場情有獨鍾。 無論如何，雖然川普反覆無常且自私自利的傾向驚動了越南體制內的保守派，但系統內的其他部分顯然對現任美國總統持更為樂觀的態度。川普這種粗暴、傲慢且由短視自利驅動的公共政策方式，為河內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去爭取更多的商業、投資和戰略協議，並加深其對北方鄰國的制衡槓桿。 因此，屋子裡的這隻「老鷹」對越南而言根本不是壞消息，也沒有對更緊密的中越關係構成天生的障礙。事實上，也許「竹子外交」的真正秘訣，就在於具備與「巨龍」和「老鷹」同時共舞的能力。在這項傳統中，越南無疑是當之無愧的指揮大師。 原文刊於China Focu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原文按此）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the-future-of-sino-vietnamese-relations-post-14th-national-congress

隨著俄烏戰爭於2026年2月24日邁入第五個年頭，這場衝突已跨越單純的領土爭奪，演變成一場考驗工業產能與社會韌性的極限消耗戰。在四週年前夕，俄羅斯發動的大規模空襲不僅是軍事行動，更是一場精密的「週年政治學」操作。面對莫斯科系統性的基礎設施打擊與飽和攻擊，烏克蘭正陷入防空攔截彈藥枯竭與能源網絡瀕臨崩潰的雙重危機之中。 週年政治學與系統性癱瘓 回顧2月22日的攻勢，俄軍的戰術邏輯已從初期的廣泛火力覆蓋，精準轉向對關鍵節點的「系統性癱瘓」。在該次夜間空襲中，俄方動用了約50枚導彈與近300架無人機。值得注意的是，攻擊組合中包含了4枚「鋯石」（Zirkon）高超音速導彈與22枚「伊斯坎德爾-M」（Iskander-M）彈道導彈，其目的明確，即是穿透烏克蘭防禦最嚴密的防空網。 這種高強度的火力展示，其戰略意圖具有強烈的內外雙重性。對內，克里姆林宮透過全球外交機構進行符號操作，例如在駐首爾大使館懸掛帶有蘇聯二戰色彩的「勝利將屬於我們」標語，並且無視駐在國的撤除要求，藉此鞏固國內對長期戰爭的支持 。對外，這是在日內瓦和平談判破裂後，向西方明確傳達莫斯科的軍事議程不受外交週期或「戰爭疲勞」所制約的強硬訊號 。 能源網的極限測試與生存赤字 在戰場心理的重塑上，俄方正利用「不對稱消耗」，將平民的痛苦武器化以換取地緣政治籌碼 。這種被稱為「能源恐怖主義」的策略，旨在極寒的冬季製造「生存赤字」 。 從量化數據觀察，破壞的規模令人擔憂。據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Russia Matters」研究項目估計，截至2026年2月，烏克蘭的能源網已損失約58.5%的總體發電能力，其中高達90%的火力發電能力遭到摧毀。火力發電在平衡工業與民用電網的波動需求中扮演關鍵角色，其喪失導致許多地區每日僅剩3至4小時的電力供應 。在首都基輔，針對熱電聯產廠的襲擊導致近6,000棟多層建築失去集中供暖，其中1,100棟在整個冬季均無法修復。基礎設施的崩潰直接引發了新一波的流離失所，僅在2026年1月下旬，便有約60萬居民因水電供應不可靠而撤離基輔 。全國範圍內，流離失所總人數已達1,060萬，佔戰前人口的近24%。 「空置發射器」困境與防禦縱深的侵蝕 儘管烏克蘭軍方在2月22日的襲擊中報告攔截了274架無人機與33枚導彈，攔截率看似亮眼，但剩餘的「漏網之魚」仍精準擊中14個不同地點的高價值能源設施。這種高密度的飽和攻擊，暴露出烏克蘭防空體系一個致命的結構性問題：「空置發射器」。 烏克蘭空軍發言人尤里·伊格納特（Yurii Ihnat）坦承，面對連續的飽和攻擊，部分防空連隊在關鍵時刻因愛國者或NASAMS等昂貴攔截彈耗盡，被迫處於閒置狀態。俄軍的戰術正是利用廉價無人機消耗高價攔截彈，製造防禦空窗期，再以彈道導彈進行致命打擊。這種成本極度不對稱的消耗機制，正快速侵蝕烏克蘭的戰略防禦縱深。 要維持2026年的基本防禦能力，烏克蘭正面臨巨大的資金與物資缺口。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評估顯示，基輔在今年仍需從非歐盟來源（主要是美國）獲取至少27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特別是用於攔截彈道導彈的愛國者系統與F-16戰機的零部件。 總結而言，四週年的戰略盤點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這場戰爭已不再是單一決定性戰役的較量，而是雙方在工業產能與社會意志上的極限博弈。俄羅斯正試圖以短期的民生痛苦換取基輔長期的戰略屈服；而對烏克蘭及其西方盟友來說，如何迅速填補防空彈藥的補給速率並修復電網節點，將是決定國家能否撐過這場現代史上最嚴酷消耗戰的唯一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