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

英國首相基爾・斯塔莫（Keir Starmer）對中國進行的三日訪問，不僅標誌著在歷經八年冷淡關係後，英國對華外交路線的一次務實回歸，也體現出英國在面對美國日益霸權化的外交政策時，試圖在對華貿易與商業往來上走出一條「中道路線」。作為美國最緊密的盟友之一，英國在對華政策上的這一調整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涵。 斯塔莫此行率領六十人商務代表團，為英國爭取到價值數十億英鎊的出口與投資協議。具體而言，中國同意將蘇格蘭威士忌的關稅從 10% 降至 5%，預計未來五年將為英國經濟帶來約 2.5 億英鎊收益。中國目前是蘇格蘭威士忌的第十大市場，此一關稅調整將大幅提升蘇格蘭酒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另一方面，中國潮玩品牌 POP MART（泡泡瑪特）同意將倫敦作為其歐洲樞紐，並計畫在未來一年內開設二十七家門店，預計將在英國創造至少一百五十個就業機會。中國奇瑞商用車亦確認在利物浦設立總部，其行政總裁尹同躍表示，公司將致力於支持英國本地就業與綠色供應鏈的復甦。 中英關係的回暖同樣體現在能源領域。中國企業海辰儲能（HiTHIUM）承諾在英國投資能源儲存項目，目標是在英國帶來約 2 億英鎊投資並創造近三百個工作職位，增強英國本土能源主權能力，鞏固地方經濟與能源體系。 目前，中國仍是英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支撐著約三十七萬個英國就業崗位。因此，兩國關係的深化對雙方而言可謂雙贏，尤其對自 2016 年脫歐以來經濟表現疲弱的英國更是如此。難怪斯塔莫直言：「我們正在為對華交往帶來穩定性、清晰性和長遠策略，從而把實實在在的利益帶回英國企業與勞動人民手中。」他也坦承：「與中國交往，正是我們爭取英國企業增長、支持本國優質就業、並保護國家安全的方式」（英國政府新聞稿，2026 年 1 月 30 日）。 商務與貿易大臣彼得・凱爾（Peter Kyle）則表示，英方代表團在中方之行「將使我們與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一的關係奠定更堅實的基礎，為英國釋放數十億英鎊的商機，並為新一輪商業夥伴關係定下航道」。 在製造業方面，自行車品牌 Brompton 計畫向中國出口產品，三年內預計出口總額將達 1.115 億英鎊。世界桌球巡迴賽（World Snooker Tour）擁有約 18 億人的全球觀眾，此次新增兩個在中國城市舉行的賽事，未來五年將帶來 1,500 萬英鎊收益。考慮到中國對英國體育產業的龐大市場潛力，雙方在體育經貿上的未來發展空間十分可觀。 就健康產業而言，威爾士企業 Cultech 將與華潤合作，增加出口並在威爾士的波特塔爾博特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伯明翰生物科技公司（Birmingham Biotech）則期望憑藉其創新、無藥物健康產品，在中國龐大市場實現 2,000 萬英鎊的銷售額。 2025 年，格拉斯哥普雷斯蒂克機場已開通三條直飛中國的貨運航線，帶來 7,600 萬英鎊新業務，並將在 2026 年創造 250 個就業崗位，進一步支持蘇格蘭鮭魚與海產的出口。同時，Asymchem 擴大了其在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發布局，而阿斯利康（AstraZeneca）則在中國增資其研發項目，承諾投資 150 億英鎊，並在劍橋、麥克爾斯菲爾德、斯皮克、盧頓與倫敦等地創造 10,000 個職位。 在…

中國與歐盟達成協議，以最低售價取代電動汽車關稅，這反映了中國在經濟和外交戰略層面的大調整，其目的是緩解貿易摩擦，並在美國領導力存在不確定性情況下重建與歐洲及其他美國盟友的關係。這一舉措成功與否，將取決於中國能否解決貿易的持續失衡和地緣政治問題，而不是認為與美國關係緊張就會自動轉化為同北京加強合作。 1月12日，中國商務部宣佈與歐盟就電動汽車出口達成協議。這項協議標誌著中歐各國和產業界曠日持久的談判取得了歷史性成果，它反映了雙方貿易爭論的傾向，而這場爭論過去三年主導著世界第二和最大經濟體之間的互動。 協議夯實了擬議中的歐洲對華汽車關稅改革，代之以有效的最低售價，即儘管中國汽車製造商及其貿易合作夥伴無需向歐盟成員國直接繳納關稅，但向歐盟出口的汽車必須高於規定售價。 分析師們迅速發表了各種評估。雖然這些企業的市場份額短期內會受到衝擊，但這一干預也許有助於阻止中國汽車製造商陷入兩敗俱傷的價格戰，進而提高它們的長期收益。 然而，正如我去年9月指出的，這些評論忽視了中國對讓步所持的開放態度，這在幾年前或許是不可想象的。它表明中國試圖進一步推進“反內卷”，且該舉措有著獨特的外交政策維度。 長期以來，歐洲各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所謂“不公平補貼”和保護主義政策深感不滿。當然，這種感受是相互的。 Drop files to upload ▲2025年7月24日，在北京舉辦的中歐企業家座談會。 然而，變革之風正自由吹拂，不僅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中國與一些向來被視為美國堅定盟友的國家的關係亦如此。11月，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在首相桑切斯陪同下訪問中國。一個月後，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了中國西南地區，受到熱烈歡迎。 歐盟宣佈協議幾天後，加拿大領導人卡尼對中國進行了歷史性訪問，這是九年來首位在任總理訪華。中方稱贊過去幾個月雙邊關係出現“好轉”，雙方都尋求放寬貿易和投資限制。政府官員稱此次會晤“有重大歷史意義”。卡尼強調，加拿大外交政策將重新定位於“新的世界秩序”，明確表達了加拿大對其南部鄰國反復無常的哄騙和索求的反對。 解讀中國的外聯努力 趨勢顯而易見。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宮以來，北京的技術型高官和政治家們一直積極尋求重建與全球北方國家的緊張關係，深化彼此間的聯繫，其中包括美國的長期合作夥伴加拿大、澳大利亞、西歐國家，甚至英國（儘管國內局勢混亂）。 中國的這一戰略舉措基於這樣一種觀點：特朗普自私自利、搖擺不定的外交政策只會讓盟伴遠離美國，而在全球供應鏈斷裂和區域性重組背景下，中國將被視為更受歡迎、更穩定、更有能力的合作夥伴。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判斷和預測並非毫無道理。首先，越來越明顯的是，認為中國是唯一必須“去風險”的國家，這種假設根本站不住腳。2023年10月，我與塞巴斯蒂安·康蒂恩·特里略·菲格羅亞曾就這一觀點進行過爭論。美國最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說明瞭特朗普政府的報復心，它一心支持歐洲極端保守、親MAGA的運動（甚至政客），並從文化和意識形態戰爭視角怪異地描述跨大西洋關係。美國對歐洲商品徵收苛刻的關稅，加上在烏克蘭、格陵蘭等問題上一再推諉帶來不確定性，並產生間接影響，這些都加劇了歐洲決策者的焦慮。 另一方面，歐洲也逐漸意識到，忽視中國的潛力，並將“去風險”等同於對中國崛起的科技實力只做言辭犀利但缺少結構性協調的回應，是行不通的。過去十年，對中國經濟充滿冷嘲熱諷、近乎末世論的評估，讓許多西方觀察人士誇大了中國宏觀經濟中的不利因素，而忽略了有利因素。 前者包括長期消費不足、房地產低迷，以及努力從疫情中走出來的企業的收縮。而後者則蘊藏著許多希望和機遇，包括該國在先進製造業方面令人矚目的進步，以及為縮小城鄉差別和改善貧富不均而進行的努力。 因此，中國決策者正確地認識到，特朗普重返白宮是一個契機，專注於經濟穩定可能帶來外交政策紅利。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被淡化或漸行漸遠，市場准入和商業利益確實能起到拯救作用。 過於樂觀的危險 然而，中國應當牢記，在地緣政治中，想當然是危險的。正如美國決策者將歐盟視為本質軟弱、充滿官僚主義亂象的無可救藥集團是傲慢自大，中國人若認為對美國的反感和警惕會自動轉化為對中國的親近和開放，那也是錯誤的。 兩個關鍵障礙依然存在。第一個，是要解決大多數主要經濟體與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中國在先進製造業領域的巨大優勢毋庸置疑，但全球許多新興和成熟市場的人們越來越擔心受到過度依賴中國和本國企業被技術更先進、成本更低的中國競爭對手取代的雙重打擊。歐洲和英語國家政府正努力應對民粹主義抬頭和企業對中國商品湧入國內市場的擔憂，它們肯定希望中國能有更清晰的表態和戰略同理心。 Drop files to upload ▲2025全球工業互聯網大會上的人形機器人。 人民幣近期升值是一個積極步驟，表明中國意識到，在其主要貿易夥伴中，一些心懷不滿的人已經並將繼續給中國製造負面輿論。然而，仍需採取更多措施。事實上，中國需要一個進口政策，需要制定一個全面、多方且動態的計劃，確保從貿易夥伴那裡進口更多商品，從而獲得美國政府常用的最大撬點之一：進入其龐大的市場。 第二個挑戰涉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儘管國會某些懷疑中國的聲音嚴重歪曲和誇大所謂的“2027最後期限”，目的是為其重點國防項目爭取額外資金，但圍繞台灣海峽持續不斷的猜測性焦慮和過度恐慌，是中國領導層必須正面應對的。唯如此，才能切實改善與大多數歐洲和英語國家的關係，並防止“去風險”擔憂阻礙其發展勢頭良好的經濟再接觸努力。要以既堅持基本立場，又致力於通過實力（而非戰爭）保持威懾的方式做到這一點，需要中國方面具有極高的戰略敏銳度、戰術定力和溝通能力。

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對中國的訪問標誌著加中關係的戰略性重啟，強調相互尊重、經濟合作、民間交流以及在多邊機構中的互動。此次訪問具有重大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意義，包括推動加拿大貿易多元化以減少對美依賴、加強雙邊投資與科技合作，以及在氣候與可持續發展等全球議題上的協作。 這次於2026年初舉行的為期三天的訪華之行，標誌著加中兩國在孟晚舟事件八年後的和解。當時，華為高層孟晚舟因涉嫌金融詐欺於溫哥華被拘押後引渡至美國，隨後中國於2018年12月以涉嫌違反國家秘密法為由逮捕兩名加拿大人－康明凱與斯帕弗。自此，加中關係急劇惡化。然而，隨著卡尼總理近日對北京的破冰訪問，兩國領導人發表了《聯合聲明》，宣告加中和解的開端，並帶來重要的經濟與地緣政治影響。 習近平主席與馬克·卡尼會晤 1月16日上午，習近平主席會見了卡尼總理並發表多項重要言論。首先，習主席指出中加應成為互相尊重的夥伴。自1971年建交以來，兩國關係歷經起伏，但雙方應在承認國情不同的前提下，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以積極態度推進合作。 其次，他表示兩國應成為追求共同發展經貿夥伴，實現互利共贏。中國對內推動高品質發展，對外堅持開放政策。雙方應拓寬並深化合作領域，同時「縮短刺激清單」。（資料來源：中國外交部網站，2026年1月16日） 第三，習主席強調要在教育、文化、旅遊與體育等領域加強民間交流與理解。第四，他提出要堅持多邊主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表示中方願與加方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G20）及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多邊機構中加強溝通與協調。 加拿大的務實取向與經濟合作 卡尼表示，加拿大與中國歷來關係友好，經濟互補性強。加拿大希望與中國建立新的戰略夥伴關係，造福兩國人民。他同時重申加拿大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並願本著相互尊重與深化合作的精神，在經濟、貿易、能源、農業、金融、教育及氣候變化等領域加強協作。他認為多邊主義是全球安全、穩定與和平的塑造力量。 此次加中關係的最新發展體現出經濟務實主義的主導，加拿大開始從對美依賴轉向多元化的非美經濟夥伴關係。 面對媒體詢問時，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允許多達49,000輛中國電動汽車進入加拿大市場，適用6.1%的最惠國關稅率，這相當於恢復至兩國貿易摩擦前的水平。他指出，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 中國是加拿大第二大貿易夥伴和第三大投資來源國。卡尼指出，加中雙向貿易額每年達1,200億美元，支持了加拿大40萬個就業崗位。農業、製造業、工程業及漁業從中國貿易中受益匪淺，每年創造兩百億美元的工資收入。過去十年間的外交疏遠抑制了投資與經濟增長，也削弱了就業機會。卡尼表示，這更使加拿大依賴於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因此，在大選後，他的新政府將「戰略性、務實且果斷地」重新校準對中關係。 當被問及她對中國的態度是否已較過去緩和時，加拿大外長阿南德並未直接回答，而強調新政府在新總理領導下採取新的外交路線，目標在十年內將非美貿易比例提升至50%以上。無疑，加拿大自由黨在卡尼領導下的勝選促成了對華外交政策的重大轉變。 《聯合聲明》與戰略合作 當加拿大記者詢問中國是否比美國更可預測可靠時，卡尼回應稱，與習主席及中方官員的會談聚焦於如何在意見分歧中尋求合作與相互尊重，建立「更可預測且更具成效的關係」。他坦言，加美關係在深度與廣度上仍遠超加中關係，但就近期的務實互動而言，中國展現了更高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從卡尼與阿南德的言辭中可以看出，加拿大希望與中國建立更加持久、務實、穩定且可預測的雙邊關係。 2026年1月16日，中加兩國發表《聯合聲明》，重申雙邊和解與合作的多項原則與方向。 首先，雙方領導人確認推動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為特徵的新戰略夥伴關係。其次，雙方承諾推進經貿合作，包括重啟高層「中加經濟與金融戰略對話」、召開「中加聯合經貿委員會」會議、簽署《中加經貿合作路線圖》、恢復「中加聯合農業委員會」機制、建立能源部長級對話並加強在清潔與傳統能源投資合作及民用核能領域的管理。 第三，中加將設立金融工作組，推動雙邊貨幣合作，包括落實《第三次延長及修訂人民幣與加元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第四，在公共安全領域，雙方將強化執法合作，打擊貪腐與跨國犯罪活動，如電信網絡詐騙及合成毒品走私，警務合作將自然得到加強。第五，雙方承諾促進人文與文化交流，重啟「中加文化聯合委員會」會議，在教育、藝術、文創與遺產領域加強立法及地方層面的協作，並便利兩國媒體專業人士的往來。第六，雙方重申多邊主義與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重要性，支持以世界貿易組織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並協力落實《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加拿大也支持中國主辦2026年APEC，並願在G20框架下深化合作。雙方重申對《氣候部長級行動會議》、「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及氣候變化與環境合作備忘錄的支持。 基礎設施、能源與農業合作 第七，其他合作領域包括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與加拿大自然資源部及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林業部在「現代木結構建築合作」備忘錄框架下的聯合實施。雙方還將在能源、糧食安全、動植物衛生、海關與檢驗檢疫、以及寵物食品出口衛生等方面深化合作。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加中兩國已走出孟晚舟、康明凱與斯帕弗事件的陰影。面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加拿大視為「美國第51州」的挑釁，加拿大政府展現出更強的戰略與務實姿態。美國近期試圖聲索格陵蘭的行動也使加拿大高層警醒。雖然加拿大在意識形態與政治體系上接近美國，但「美國優先」政策促使渥太華重新思考如何重塑對華關係，以維護就業、促進經濟與削弱美國的主導影響力。 從依附發展理論的角度看，加中和解反映出加拿大希望降低對美經濟依附、拓展非美貿易夥伴（特別是中國）。卡尼政府認為所謂「中國威脅論」被保守派誇大。作為前加拿大央行（2008–2013）與英格蘭銀行（2013–2020）行長，卡尼一向秉持經濟務實立場，這一外交路線既自然又具戰略意義，聚焦於加中雙贏的合作格局。 經濟務實主義與互補利益 卡尼的務實取向也得到了前總理讓·克雷蒂安的呼應，他認為加中關係是「互補的」：兩國均可憑藉廣闊土地、資源與人口優勢相互助益，共創和平與繁榮。 渥太華現正推行一項新外交政策：追求經濟多元化，減少對華盛頓的依附，在與北京的意識形態差異中透過對話與理解進行調和，並以經濟務實取代盲目的意識形態教條。 加拿大取消對中國電動汽車100%進口關稅，作為中國下調加拿大油菜籽關稅的交換措施。卡尼承認，加拿大需藉鑒中國創新技術以建立自己的電動汽車產業。卡尼的構想是歡迎中國在加投資汽車製造業，帶動加拿大本土就業。繼歐盟與中國達成有關中國電動汽車出口歐洲的協議後，加拿大的此項舉措可視為電動汽車領域的新進展。作為回報，中國將進一步擴大從加拿大進口油菜籽，其2024年出口值達34億美元。 加中《聯合聲明》體現兩國的經濟務實主義與對國際組織角色的新重視。在美國逐步撤出部分國際機構之際，兩國透過多邊平台強化關係，彰顯出對美孤立主義與保護主義的不滿。 加拿大與中國均支持全球經濟自由化與多邊主義。對加拿大而言，必須堅守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同時包容並積極與中國接觸，維護全球化的活力。可持續發展、跨境犯罪防控等實際合作領域展現出加中雙方在超越意識形態差異後的合作潛力。此外，卡尼政府明確拒絕特朗普版的「門羅主義」；雖然加拿大可被視作美國的「後院」，但它仍是一個自主、主權完整的國家，必須在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維持對美獨立性。 地緣政治與經濟意涵 總之，經濟務實主義主導了加中關係的最新發展。加拿大正從對美依存的發展模式轉向多元化、非美經濟夥伴。中國成為此一新外政策略與經濟務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中美之間的三角經濟關係亦隨之變化：加拿大不再作為美國的經濟附庸，也不再將中國視為經濟、政治與軍事上的威脅。拋開政治與意識形態分歧，卡尼政府推動的對華和解具有重大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意涵。渥太華現已採取新的外交政策，追求經濟多元化，降低對華盛頓的依附，透過務實對話處理與北京的分歧，並以經濟理性取代意識形態的盲從。

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期訪華，通過加強貿易、投資和科技合作鞏固了雙邊關係，但是，雙方在烏克蘭和先進技術轉讓等爭議問題上似乎未取得突破。這說明瞭中國的謹慎。儘管馬克龍表達了“新戴高樂主義”戰略自主和美中之間“第三條道路”的願景，但法國國內的結構性約束以及跨大西洋關係的持久重要性，限制了其方案的實質性影響。 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12月訪問北京，這是他第四次訪華。官方媒體對此次會晤贊不絕口。《中國日報》盛贊馬克龍此行旨在“加強聯繫，促進全球議題合作”。另一篇文章指出，貿易是“深化中法關係”的關鍵動力。習主席也稱贊法國是中國“不可或缺的經貿夥伴”。鑒於中國與全球北方的裂痕越來越大，在中國政治話語中這種措辭已很少用於北方成員。中法兩國簽署了12項協議，涵蓋核能、大熊貓保護等諸多領域。 馬克龍的“新戴高樂主義” 然而，在俄烏衝突以及歐洲巨額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上，雙方沒有取得重大突破，而這些都是布魯塞爾近年來高度關注的，馬克龍也有效傳遞了歐洲的關切。中國高層重申他們“支持一切旨在實現停火、恢復烏克蘭和平的努力”的長期立場，但並未承諾做進一步的實質性讓步。 我博學的朋友塞巴斯蒂安·康丁提出“軌道雙極性（orbital bipolarity）”概念，它可以用來比喻馬克龍試圖成為讓兩極都歡迎的使者，基本做到與它們同步，同時讓自己的國家和政治遺產利益最大化。 遺產利益最大化。 在中國看來，法國扮演著抽象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角色，體現了中美二元對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面對中美動蕩和對抗性的雙邊關係，法國可能成為中立區域和紐帶。 法國總統及其核心圈子顯然歡迎這種象徵性的肯定。事實上，他的策略性立場反映了其長期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的意識形態承諾。在官方發佈的總統照片中，他與法國國旗和歐盟旗幟並肩而立，旁邊還擺放著二戰期間自由法國的反抗領袖、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開國元勳夏爾·戴高樂的回憶錄。 戴高樂特立獨行，冷戰初期就要求在北約享有與美英一樣的地位，並在1966年選擇退出北約的一體化軍事指揮體系。他主張歐洲應服務於歐洲人，而不是美國、蘇聯或任何其他利益集團。 戴高樂對法國寄予厚望，希望它以堅定的戰略自主意識為後盾，成為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他的歐洲復興願景是通過有機協調實現團結，而非自上而下的控制，或像美國那樣有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 然而，距戴高樂質疑美英軸心在北約的強大地位近60年後，馬克龍能否重振並實現前任期望的法國形象？還是說，他傳遞戴高樂主義思想充其量只是作秀和空談？ 要回答這一關鍵問題，首先要解決兩個前題。 法國能從中國獲得什麼實質性利益？ 可以給法國帶來教科書式好處的中法經濟合作被反復提及：中國在法國投資並提供資金，法國市場持續向中國出口商開放，科技和人力資本聯繫不斷深化（受歐盟和美國“去風險”考慮所施加的壓力，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等高度安全化的先進技術領域除外）。 然而這些好處中，哪一項能解決目前法國國內緊迫的結構性困境？ 根本性的擔憂涉及法國不斷下滑的勞動生產率。據估計，2019年至2024年，法國勞動生產率下降了8.5%。在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因於勞動力向生產率較低的服務業轉移、投資不足、新技術領域管制實質性放鬆，以及研發力度不足（航空航天技術和人工智能等少數亮點領域除外）。 在諸多關鍵領域，中國企業的技術生產力（儘管未必是整體）已經超過法國企業。鑒於此，馬克龍在訪華期間公開呼籲中國領先企業自願向法國同行轉讓或分享技術。 他相對溫和的語氣與布魯塞爾官僚的激進立場形成鮮明對比，後者明確表示技術轉讓應成為中國投資歐洲的約束性前提之一。 然而，中國決策者長期以來對尖端技術持謹慎態度。他們將先進製造業和人工智能領域的突破視為關乎國家、發展和經濟安全的整體性問題。“十五五”規劃建議預示著中國將加強產業政策力度，包括納入自下而上的創業和民間資本，以扶持像食品和農業技術、機器人、航天航空科學這樣的新興行業（而後者是中法兩國可以通過合作獲益的領域）。 儘管中美競爭的規模和強度暫時減弱，中方對於被以美國為首的強大西方對手擊垮仍保持警覺。除非法國能證明其決策不受美國左右，尤其在技術和供應鏈領域，否則中國幾乎沒有動力在歐洲業務中大幅放開對其核心尖端技術的獲取。 儘管如此，“十五五”規劃建議第五項重點內容的“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確實給希望更好進入中國市場的法國企業帶來一絲慰藉。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中國大陸引入更透明、嚴謹且國際公認的法律標準，尤其在仲裁、調解和商業訴訟領域，同時還需要省級和地方政府更加重視數據、人員和商業行為的國際敏感性。這條路依然漫長。 法國能否抵擋跨大西洋關係的誘惑？ 將中國視為馬克龍“新戴高樂主義”願景的唯一或主要障礙是錯誤的。同樣重大的挑戰來自大西洋彼岸，因為華盛頓建制派一直抨擊巴黎在俄羅斯、中國乃至中東問題上搖擺不定、立場多變。一些人眼中的戰略自主，在另一些人眼中可能是令人惱火的背信棄義，而背叛是要付出代價的。 ▲1月8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愛麗捨宮闡明2026年外交政策優先事項時，批評美國“背棄盟友”“視國際規則為無物”，並暗指美國將世界拖入“新殖民主義和新帝國主義”危險之中。 巴黎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不可否認，通過可互操作的防禦和聯合演習訓練，北約仍是法國安全的關鍵支柱。兩國的情報機構關係緊密，不只是中情局與對外安全總局的合作。金融方面，美國是法國主要外國投資者，佔2023年法國外國投資總額的17%。 由於國會鷹派抨擊特朗普政府批准英偉達向中國出售先進H200 AI芯片（以換取豐厚利潤分成）是投降，我們可以得出兩個明顯結論。首先，對馬克龍“新戴高樂主義”持謹慎態度的建制鷹派可能面臨來自內部的更大威脅，包括為最近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定基調的暗流和個人。其次，特朗普尋求更“不插手”和更少直接對抗的印太戰略，而國會頑固的疑華遊說團體和內閣中的新保守派很可能聯手阻撓，他們會利用特朗普本月早些時候在委內瑞拉軍事行動的明顯成功來施加影響。 這場角力的發展，不僅對塑造美國外交政策參與者的行為起決定性作用，也間接限制和決定著法國的選擇範圍。美國越是放鬆對中國經濟技術發展或在多邊機構中影響力提升的遏制，法國追求“第三條道路”的意願和回旋餘地就越大。反之則不一定，而馬克龍應當牢記傲慢自大的危險。

美軍俘獲尼古拉斯·馬杜羅，標誌著華盛頓在拉丁美洲介入程度的重大升級，並引發了關於行動合法性與主權問題的廣泛關切。這一行動凸顯了美國在石油、區域影響力以及在多極化世界中推行更為強勢外交政策的戰略利益。 美軍三角洲部隊於1月3日迅速出動，逮捕了委內瑞拉前總統馬杜羅及其妻子，這次行動產生了重大的地緣政治與全球影響。馬杜羅因涉毒被捕可以追溯至2020年10月——當時他已被美國法院以涉嫌「毒品恐怖主義」及向美國輸出可卡因的罪名起訴。 馬杜羅被捕的事件，與美國在1990年1月3日逮捕巴拿馬強人諾列加將軍之間，存在頗多相似與差異。兩次「逮捕」都恰巧發生在1月3日，但諾列加是在美軍於1989年12月20日入侵後，於12月24日躲入梵蒂岡大使館，直至1月3日向美國緝毒局當局投降。 從比較政治的角度看，馬杜羅與諾列加的「被捕」既有共通點，也存在明顯差異。醒目的相似之處在於，美國一貫將中美洲（巴拿馬個案）與整個拉美（委內瑞拉個案）視為其「後院」，亦即必須維持其在該地區的政治與軍事勢力範圍。因此，一旦諾列加與馬杜羅被界定為涉及毒品走私的領導人，他們的命運幾乎已被注定，只是時間問題，終將被「抓捕」並押送到美國土地上接受「審判」。 巴拿馬與委內瑞拉個案的關鍵差異 然而，兩個案例之間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首先，諾列加並非像馬杜羅那樣的社會主義者。馬杜羅承繼已故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社會主義路線，其強烈的反美情緒也促成了美軍干預的政治背景。反觀諾列加，曾在區域軍事情報合作上協助美國，並配合美方訓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以削弱當地桑地諾政權的社會主義統治。然而，諾列加的政治路線曖昧不清，他與其部屬被懷疑曾向美國的敵手——古巴提供情報，並協助將巴拿馬購買的美製武器轉運給桑地諾力量。美國政府對這些黑箱操作一度採取容忍態度，直至1989年12月16日有美軍士兵在巴拿馬城遭殺害，此一事件遂被用作美軍入侵的直接藉口。 導致馬杜羅被捕的「絕對決心行動」（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並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員傷亡。這次行動被特朗普總統與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讚為一次「異常成功」的任務。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逮捕諾列加的行動動員超過27,000名美軍士兵與300架軍機，據報造成23名美軍死亡、324人受傷。「絕對決心行動」之所以被視為軍事行動上的巨大成功，在於美方成功滲透馬杜羅身邊的保鏢系統，並精準掌握其與妻子所藏匿安全屋的細節資訊。就軍事執行層面而言，無疑是一場高成功率的斬首行動。 法律爭議與國際反應 儘管如此，美軍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其是否違反國際法的嚴厲批評。俄羅斯、中國、古巴、伊朗與西班牙均公開指責美國此舉「侵犯」了委內瑞拉的主權。美國當局辯稱此次軍事行動屬於「自衛」行為，但已經有批評者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指出：會員國不得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損害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共和黨總統老布什在1989年底至1990年初對諾列加採取軍事行動時，國際輿論的反彈相對微弱而低調。如今，一方面因資訊全球化使輿論傳播迅速，另一方面又受到美國試圖「攫取」格陵蘭之爭議的牽動，國際社會對美國在委內瑞拉採取軍事行動的反應，明顯更加負面。丹麥已經表明反對任何美國對格陵蘭「攫取」的意圖——格陵蘭蘊藏稀土與石油等豐富資源，且座落於北極與大西洋之間的要衝地位，早已引起華府決策圈的覬覦；對美國而言，掌控此一地緣支點，也是防範俄羅斯與中國在北極擴張影響力的關鍵。 能源利益與區域示警 美國近期對馬杜羅採取行動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其對委內瑞拉石油開發的明顯興趣。無論美國石油公司是否立即投入當地投資與開採，華府對委內瑞拉油田的關注都為其推動「政權轉型」提供了關鍵的經濟與政治動機：透過將馬杜羅政權替換為較親美的政府，來抑制包括中國與古巴在內的競爭者在當地能源領域的影響力。 美軍出手推翻馬杜羅政權，也在區域層面向哥倫比亞、墨西哥與古巴發出了強烈警訊。哥倫比亞的社會主義政府被批評未盡全力打擊毒梟與可卡因走私，而墨西哥則被視為一個未能有效遏止毒品跨境流向美國的「薄弱國家」。古巴依舊是美國的意識形態死敵，其經濟注定會因馬杜羅的突然下台與美國即將掌控委內瑞拉石油產業而遭受衝擊。古巴長期依賴委內瑞拉石油入口，如今在馬杜羅垮台後，関連運輸已明顯受阻。 在馬杜羅統治下，委內瑞拉一直是一個脆弱國家。貪腐氾濫，糧食供應極度不足。再加上惡性通貨膨脹，許多民眾長期承受嚴重的經濟困境。新任委內瑞拉領導層亟須採取改革措施，從內部著手整頓經濟亂局。 政權更替與新美國外交路線 從政權更替的角度來看，美國將如何「設計」一個比以往更為親華盛頓的委內瑞拉政權，值得密切關注。新宣誓就任的臨時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已從原本略帶抗拒的立場，逐步轉向承諾與美國合作，主要是因其面臨來自華府的強大政治壓力，被迫在相當程度上配合美方意願。目前尚不清楚新一輪總統選舉何時舉行，也未知瑪麗亞·科琳娜·馬查多是否會成為美國偏好的候選人。對華府而言，一個「更合作」的社會主義政府固然有助於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但若能扶植一個更反社會主義、更加資本主義化的政權，則更有利於保障美國的長遠利益。 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的新美國外交政策已經在全球引起廣泛警覺。其外交路線強調「退出」與美國利益不符的國際組織，凸顯了「美國優先」的意識形態立場。在此基礎上，特朗普版的「門羅主義」重新被強化：任何外部力量介入拉丁美洲，都被視為地緣政治與經濟上「不可接受」。在意識形態層面，第二任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路線高度保守與民族主義化，傾向於撤出全球化、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軌道，轉而採取去全球化、去民主化與經濟保護主義的新方向。 越趨衝突的多極世界 此外，軍事干預愈來愈被視為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一種手段——這一趨勢在最新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表露無遺。該文件寫道：「我們將阻止域外競爭者在本（西半球）地區部署兵力或其他具有威脅性的能力，或擁有與控制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資產。這一針對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是一項合乎常識且強而有力的美國權力與優先事項的恢復，符合美國安全利益。」（《美國國家安全戰略》，2025年，第15頁） 總結而言，1989–1990年的巴拿馬軍事干預與2026年初的委內瑞拉干預，在多方面具有明顯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是兩次干預行動共同的官方理由。然而，在強調「美國本位」、去全球化、去民主化與經濟保護主義的當前外交路線之下，美國對委內瑞拉的最新干預極具爭議。批評者將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行動視為「霸權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延續，是將傳統門羅主義投射到一個正在走向多極化、而非由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在這個多極世界中，中國、俄羅斯與伊朗被視為美國在意識形態、政治與科技上的主要競爭者。 這個愈加多極化的世界，同時也出現了一批新興強權，不僅具備核能力，甚至有潛力進一步發展核武。對這些新興國家而言，核嚇阻被視為對抗美國軍事霸權的必要工具。反過來說，華府也將這個多極世界視為高度危險且競爭激烈的環境，自認有必要迅速出手對付那些被視為損害美國安全利益的國家，並加強在包括委內瑞拉與格陵蘭在內的多個地點掌控礦產資源。 美國未來的外交走向仍有待觀察，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世界正變得愈加充滿衝突色彩，高度意識形態化，軍事上不穩定，並在經濟上更加自我保護。如果各國愈來愈依賴軍事行動與衝突來解決問題，外交將退居次要地位，從而引發一個嚴峻的問題：未來數年，世界是否註定要見證更多的軍事衝突？

人民解放軍於12月29日與30日在台灣海峽展現硬實力，這次行動相當罕見，雖然被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刻意淡化，但卻對美國、日本，以及未來數月與數年內圍繞台灣的戰略性統一進程具有重要影響。 12月29日，解放軍在台灣北部、西南部、東南部及東部外海進行實彈演習，出動隱形戰機、驅逐艦與飛彈發射車。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大校表示，此次演習旨在警告「台獨勢力」以及「外部干涉」，並強調中國有必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與民族團結。 這次軍演被命名為「正義使命2025」，發生在美國國務院批准对台灣提供總額110億美元軍事支持僅兩週之後。該軍售方案包括：價值40億美元的82套「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HIMARS）、40億美元的60門自走榴彈炮，以及價值30億美元的多種嚇阻性武器組合，從標槍反坦克飛彈、直升機備件到魚叉反艦飛彈皆在其列。 由於習近平與特朗普此前會晤時，中方已明確要求美方停止對台軍售，國務院最新的軍事支持決定顯然激怒北京，並直接催化了2025年12月29日至30日這輪軍事演習。 此次出動的艦艇與戰機相當引人注目。央視畫面顯示，多艘解放軍海軍艦艇參與實彈演訓，包括054A型護衛艦與052D型導彈驅逐艦。演習的高度與緯度範圍事先已正式公布，既是對台灣方面的示警，也是在向「外部勢力」釋放清晰信號。 軍事能力、影像訊號與對區域國家的警告 央視畫面中可見殲-20第五代隱形戰機、殲-16戰機以及空警-500預警機，顯示解放軍空軍有能力對台灣實施強力的軍事—經濟封鎖與包圍。 《文匯報》12月29日的報導亦提及多種解放軍裝備，包括「彩虹-9」與HSU001等無人機、「猛虎型」與「巨顎型」突擊舟，以及「戰狼型」機器人。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央視播放了一段無人機飛近台北101大樓的畫面。台灣觀察人士指出，該畫面疑為人工智慧生成的假影像。無論真偽如何，大陸媒體顯然意在透過視覺圖像，強化「解放軍有能力有效打擊台灣本島」的宣示效果。 就客觀效果而言，此次演習對外部行為者——尤其是美國與日本——構成了明確警告，意在阻嚇其介入台灣問題。 解放軍展示軍力，同時也似乎在警告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11月曾表示，任何對台攻擊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此番言論引發中方強烈不滿。自高市「失言」以來，中日關係持續惡化。考慮到日本與美國的緊密軍事同盟關係，日本一旦爆發兩岸衝突時暗中制定「救援」或「協助」台灣的預案，並不令人意外。 此次軍演的區域涵蓋了台灣的能源供應線與民用交通網絡，意味著解放軍具備在戰時打擊台灣東部軍事設施與各戰略要地的能力，包括北部的基隆港、南部的高雄，以及左營的海軍與防務基地。 宣傳圖像、海報與「法武結合」敘事 大陸媒體此次展示的宣傳圖像可謂前所未有。除無人機飛近台北101的畫面外，至少有四幅海報尤為值得注意。 第一幅海報描繪了一匹長有龍頭的駿馬，張口噴火，解放軍戰機則向台灣南部海岸發射飛彈，主題文字為「馬之正義」，暗示2026馬年將由「軍事正義」與「政治正義」主導。畫面中的木馬傳達出：台灣不能、也不會成為讓「外部勢力」潛入的特洛伊木馬；相反，這匹木馬本身已被大陸武器點燃，且立於航母之上，象徵中國大陸的海上軍力。 第二幅海報以「緝獨行動」為核心字樣，一支銳利箭矢貫穿「獨」字，台灣上空有大陸直升機盤旋，東部外海則可見大陸航母身影，再次突顯解放軍在台海的軍事優勢。 第三幅海報題為「箭之正義」，畫面中多枚導彈自北向南掠過台灣上空，直指南部海岸。 第四幅海報則以一條紅色繩索環繞台灣島，周遭分布四艘大陸軍艦，中央是一個中國結，題為「以繩治法」，暗示依據並運用2005年3月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 綜合上述海報，可以看出北京在面對台獨問題時，刻意將「法律正當性」與「軍事威懾」交織為一套完整敘事：即以《反分裂國家法》作為法理基礎，以具體軍事行動作為執行工具。 媒體訊息與解放軍演訓模式的演變 這些海報伴隨著強烈的官媒評論。央視聲稱，「一切台獨勢力」都將被徹底粉碎；新華社警告，任何挑釁都會迫使解放軍更接近實際軍事行動；《人民日報》強調「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環球時報》則著力凸顯解放軍綜合實力的穩步提升。整體訊息非常清晰：中國大陸隨時具備「收復台灣」的能力。 大陸軍事專家認為，此次演習在多個層面達成預期目標：警告賴清德政府提出的400億美元軍購案；譴責美國軍售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展示解放軍將平時訓練與戰時準備結合的能力；並透過收緊軍事包圍，向台獨勢力施加持續壓力。 香港《文匯報》整理了2024至2025年間解放軍在台海周邊的四次主要演習，指出行動範圍逐步擴大：從聯合打擊，到港口與能源封鎖，再到對補給線的精準打擊，直至最後指向島內控制與防範外部介入。施毅大校指出，這些演習檢驗了島鏈內外一體化作戰模式，以及在最遠打擊範圍內削弱敵方的能力。 台灣方面通報，共有17枚飛彈落入北部外海、10枚落入南部外海。12月30日的演習干擾了857條民航航線，影響約10萬名旅客。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批評賴清德政府「挑釁北京」，而她後來的勝選及可能的登陸訪問，也突顯其作為潛在中介者的角色。 內部政治效應與外部反應 此次軍演發生在台北市長蔣萬安出席「上海—台北雙城論壇」不久之後，在原本緊繃的兩岸氛圍中，該論壇未能取得實質突破。批評者指責國民黨斡旋無力；國民黨支持者則認為，是民進黨以強硬安全措施限制兩岸社會交流，導致北京愈加強硬。 大陸軍事專家反覆強調，此輪演習具備多重「成功」意義：對賴清德的軍購案施壓、對美軍售表達強烈不滿、彰顯解放軍戰備能力、並以軍事包圍震懾台獨。 客觀而言，這些演習對外部行為者——尤其是美國與日本——構成了明確的「勿介入台灣問題」警告。同時，也在2028年總統大選前對民進黨領導層施加壓力，並對可能扮演斡旋角色的國民黨釋出相對溫和的訊號。 風險升高與兩岸前景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種持續的硬實力展示，增加了台海「意外升級」與誤判的風險。風險是否能被有效管控，將取決於：是否存在可信的中介力量、外部大國能否保持自我節制，以及兩岸軍事行動能否維持必要克制。這些因素都將直接影響未來兩岸關係的穩定與和平前景。 add this to the bottom of every article: 原文刊於Macau Busines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原文按此）https://macaubusiness.com/opinion-a-new-assertion-of-hard-power-in-cross-strait-relations-and-its-impl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