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

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期訪華，通過加強貿易、投資和科技合作鞏固了雙邊關係，但是，雙方在烏克蘭和先進技術轉讓等爭議問題上似乎未取得突破。這說明瞭中國的謹慎。儘管馬克龍表達了“新戴高樂主義”戰略自主和美中之間“第三條道路”的願景，但法國國內的結構性約束以及跨大西洋關係的持久重要性，限制了其方案的實質性影響。 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12月訪問北京，這是他第四次訪華。官方媒體對此次會晤贊不絕口。《中國日報》盛贊馬克龍此行旨在“加強聯繫，促進全球議題合作”。另一篇文章指出，貿易是“深化中法關係”的關鍵動力。習主席也稱贊法國是中國“不可或缺的經貿夥伴”。鑒於中國與全球北方的裂痕越來越大，在中國政治話語中這種措辭已很少用於北方成員。中法兩國簽署了12項協議，涵蓋核能、大熊貓保護等諸多領域。 馬克龍的“新戴高樂主義” 然而，在俄烏衝突以及歐洲巨額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上，雙方沒有取得重大突破，而這些都是布魯塞爾近年來高度關注的，馬克龍也有效傳遞了歐洲的關切。中國高層重申他們“支持一切旨在實現停火、恢復烏克蘭和平的努力”的長期立場，但並未承諾做進一步的實質性讓步。 我博學的朋友塞巴斯蒂安·康丁提出“軌道雙極性（orbital bipolarity）”概念，它可以用來比喻馬克龍試圖成為讓兩極都歡迎的使者，基本做到與它們同步，同時讓自己的國家和政治遺產利益最大化。 遺產利益最大化。 在中國看來，法國扮演著抽象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角色，體現了中美二元對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面對中美動蕩和對抗性的雙邊關係，法國可能成為中立區域和紐帶。 法國總統及其核心圈子顯然歡迎這種象徵性的肯定。事實上，他的策略性立場反映了其長期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的意識形態承諾。在官方發佈的總統照片中，他與法國國旗和歐盟旗幟並肩而立，旁邊還擺放著二戰期間自由法國的反抗領袖、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開國元勳夏爾·戴高樂的回憶錄。 戴高樂特立獨行，冷戰初期就要求在北約享有與美英一樣的地位，並在1966年選擇退出北約的一體化軍事指揮體系。他主張歐洲應服務於歐洲人，而不是美國、蘇聯或任何其他利益集團。 戴高樂對法國寄予厚望，希望它以堅定的戰略自主意識為後盾，成為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他的歐洲復興願景是通過有機協調實現團結，而非自上而下的控制，或像美國那樣有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 然而，距戴高樂質疑美英軸心在北約的強大地位近60年後，馬克龍能否重振並實現前任期望的法國形象？還是說，他傳遞戴高樂主義思想充其量只是作秀和空談？ 要回答這一關鍵問題，首先要解決兩個前題。 法國能從中國獲得什麼實質性利益？ 可以給法國帶來教科書式好處的中法經濟合作被反復提及：中國在法國投資並提供資金，法國市場持續向中國出口商開放，科技和人力資本聯繫不斷深化（受歐盟和美國“去風險”考慮所施加的壓力，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等高度安全化的先進技術領域除外）。 然而這些好處中，哪一項能解決目前法國國內緊迫的結構性困境？ 根本性的擔憂涉及法國不斷下滑的勞動生產率。據估計，2019年至2024年，法國勞動生產率下降了8.5%。在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因於勞動力向生產率較低的服務業轉移、投資不足、新技術領域管制實質性放鬆，以及研發力度不足（航空航天技術和人工智能等少數亮點領域除外）。 在諸多關鍵領域，中國企業的技術生產力（儘管未必是整體）已經超過法國企業。鑒於此，馬克龍在訪華期間公開呼籲中國領先企業自願向法國同行轉讓或分享技術。 他相對溫和的語氣與布魯塞爾官僚的激進立場形成鮮明對比，後者明確表示技術轉讓應成為中國投資歐洲的約束性前提之一。 然而，中國決策者長期以來對尖端技術持謹慎態度。他們將先進製造業和人工智能領域的突破視為關乎國家、發展和經濟安全的整體性問題。“十五五”規劃建議預示著中國將加強產業政策力度，包括納入自下而上的創業和民間資本，以扶持像食品和農業技術、機器人、航天航空科學這樣的新興行業（而後者是中法兩國可以通過合作獲益的領域）。 儘管中美競爭的規模和強度暫時減弱，中方對於被以美國為首的強大西方對手擊垮仍保持警覺。除非法國能證明其決策不受美國左右，尤其在技術和供應鏈領域，否則中國幾乎沒有動力在歐洲業務中大幅放開對其核心尖端技術的獲取。 儘管如此，“十五五”規劃建議第五項重點內容的“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確實給希望更好進入中國市場的法國企業帶來一絲慰藉。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中國大陸引入更透明、嚴謹且國際公認的法律標準，尤其在仲裁、調解和商業訴訟領域，同時還需要省級和地方政府更加重視數據、人員和商業行為的國際敏感性。這條路依然漫長。 法國能否抵擋跨大西洋關係的誘惑？ 將中國視為馬克龍“新戴高樂主義”願景的唯一或主要障礙是錯誤的。同樣重大的挑戰來自大西洋彼岸，因為華盛頓建制派一直抨擊巴黎在俄羅斯、中國乃至中東問題上搖擺不定、立場多變。一些人眼中的戰略自主，在另一些人眼中可能是令人惱火的背信棄義，而背叛是要付出代價的。 ▲1月8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愛麗捨宮闡明2026年外交政策優先事項時，批評美國“背棄盟友”“視國際規則為無物”，並暗指美國將世界拖入“新殖民主義和新帝國主義”危險之中。 巴黎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不可否認，通過可互操作的防禦和聯合演習訓練，北約仍是法國安全的關鍵支柱。兩國的情報機構關係緊密，不只是中情局與對外安全總局的合作。金融方面，美國是法國主要外國投資者，佔2023年法國外國投資總額的17%。 由於國會鷹派抨擊特朗普政府批准英偉達向中國出售先進H200 AI芯片（以換取豐厚利潤分成）是投降，我們可以得出兩個明顯結論。首先，對馬克龍“新戴高樂主義”持謹慎態度的建制鷹派可能面臨來自內部的更大威脅，包括為最近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定基調的暗流和個人。其次，特朗普尋求更“不插手”和更少直接對抗的印太戰略，而國會頑固的疑華遊說團體和內閣中的新保守派很可能聯手阻撓，他們會利用特朗普本月早些時候在委內瑞拉軍事行動的明顯成功來施加影響。 這場角力的發展，不僅對塑造美國外交政策參與者的行為起決定性作用，也間接限制和決定著法國的選擇範圍。美國越是放鬆對中國經濟技術發展或在多邊機構中影響力提升的遏制，法國追求“第三條道路”的意願和回旋餘地就越大。反之則不一定，而馬克龍應當牢記傲慢自大的危險。

2026年1月，國際政治體系經歷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具結構性破壞力的震盪。特朗普政府發動代號為「絕對決心行動」（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的特種軍事行動，突襲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強行俘獲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並將其押解至美國本土接受「毒品恐怖主義」審判。這一系列以「斬首」包裝的「執法」行動，不僅是美國軍事實力的極致展現，更標誌著二戰後建立的國際法體系正面臨全面崩解的危機。

2026年初，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委內瑞拉上演的「絕對決心行動」，以近乎炫耀武力的方式俘獲了該國總統馬杜羅。這場震驚全球的「斬首」行動，雖然發生在遙遠的南美大陸，卻在戰略與軍事層面為中國敲響了震耳欲聾的警鐘。這不僅是一次對美國後院的清洗，更揭示了大國競爭進入了毫無規則約束的「叢林時代」，迫使中國必須深刻反思其現有的全球戰略與防禦底線。

美軍俘獲尼古拉斯·馬杜羅，標誌著華盛頓在拉丁美洲介入程度的重大升級，並引發了關於行動合法性與主權問題的廣泛關切。這一行動凸顯了美國在石油、區域影響力以及在多極化世界中推行更為強勢外交政策的戰略利益。 美軍三角洲部隊於1月3日迅速出動，逮捕了委內瑞拉前總統馬杜羅及其妻子，這次行動產生了重大的地緣政治與全球影響。馬杜羅因涉毒被捕可以追溯至2020年10月——當時他已被美國法院以涉嫌「毒品恐怖主義」及向美國輸出可卡因的罪名起訴。 馬杜羅被捕的事件，與美國在1990年1月3日逮捕巴拿馬強人諾列加將軍之間，存在頗多相似與差異。兩次「逮捕」都恰巧發生在1月3日，但諾列加是在美軍於1989年12月20日入侵後，於12月24日躲入梵蒂岡大使館，直至1月3日向美國緝毒局當局投降。 從比較政治的角度看，馬杜羅與諾列加的「被捕」既有共通點，也存在明顯差異。醒目的相似之處在於，美國一貫將中美洲（巴拿馬個案）與整個拉美（委內瑞拉個案）視為其「後院」，亦即必須維持其在該地區的政治與軍事勢力範圍。因此，一旦諾列加與馬杜羅被界定為涉及毒品走私的領導人，他們的命運幾乎已被注定，只是時間問題，終將被「抓捕」並押送到美國土地上接受「審判」。 巴拿馬與委內瑞拉個案的關鍵差異 然而，兩個案例之間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首先，諾列加並非像馬杜羅那樣的社會主義者。馬杜羅承繼已故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社會主義路線，其強烈的反美情緒也促成了美軍干預的政治背景。反觀諾列加，曾在區域軍事情報合作上協助美國，並配合美方訓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以削弱當地桑地諾政權的社會主義統治。然而，諾列加的政治路線曖昧不清，他與其部屬被懷疑曾向美國的敵手——古巴提供情報，並協助將巴拿馬購買的美製武器轉運給桑地諾力量。美國政府對這些黑箱操作一度採取容忍態度，直至1989年12月16日有美軍士兵在巴拿馬城遭殺害，此一事件遂被用作美軍入侵的直接藉口。 導致馬杜羅被捕的「絕對決心行動」（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並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員傷亡。這次行動被特朗普總統與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讚為一次「異常成功」的任務。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逮捕諾列加的行動動員超過27,000名美軍士兵與300架軍機，據報造成23名美軍死亡、324人受傷。「絕對決心行動」之所以被視為軍事行動上的巨大成功，在於美方成功滲透馬杜羅身邊的保鏢系統，並精準掌握其與妻子所藏匿安全屋的細節資訊。就軍事執行層面而言，無疑是一場高成功率的斬首行動。 法律爭議與國際反應 儘管如此，美軍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其是否違反國際法的嚴厲批評。俄羅斯、中國、古巴、伊朗與西班牙均公開指責美國此舉「侵犯」了委內瑞拉的主權。美國當局辯稱此次軍事行動屬於「自衛」行為，但已經有批評者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指出：會員國不得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損害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共和黨總統老布什在1989年底至1990年初對諾列加採取軍事行動時，國際輿論的反彈相對微弱而低調。如今，一方面因資訊全球化使輿論傳播迅速，另一方面又受到美國試圖「攫取」格陵蘭之爭議的牽動，國際社會對美國在委內瑞拉採取軍事行動的反應，明顯更加負面。丹麥已經表明反對任何美國對格陵蘭「攫取」的意圖——格陵蘭蘊藏稀土與石油等豐富資源，且座落於北極與大西洋之間的要衝地位，早已引起華府決策圈的覬覦；對美國而言，掌控此一地緣支點，也是防範俄羅斯與中國在北極擴張影響力的關鍵。 能源利益與區域示警 美國近期對馬杜羅採取行動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其對委內瑞拉石油開發的明顯興趣。無論美國石油公司是否立即投入當地投資與開採，華府對委內瑞拉油田的關注都為其推動「政權轉型」提供了關鍵的經濟與政治動機：透過將馬杜羅政權替換為較親美的政府，來抑制包括中國與古巴在內的競爭者在當地能源領域的影響力。 美軍出手推翻馬杜羅政權，也在區域層面向哥倫比亞、墨西哥與古巴發出了強烈警訊。哥倫比亞的社會主義政府被批評未盡全力打擊毒梟與可卡因走私，而墨西哥則被視為一個未能有效遏止毒品跨境流向美國的「薄弱國家」。古巴依舊是美國的意識形態死敵，其經濟注定會因馬杜羅的突然下台與美國即將掌控委內瑞拉石油產業而遭受衝擊。古巴長期依賴委內瑞拉石油入口，如今在馬杜羅垮台後，関連運輸已明顯受阻。 在馬杜羅統治下，委內瑞拉一直是一個脆弱國家。貪腐氾濫，糧食供應極度不足。再加上惡性通貨膨脹，許多民眾長期承受嚴重的經濟困境。新任委內瑞拉領導層亟須採取改革措施，從內部著手整頓經濟亂局。 政權更替與新美國外交路線 從政權更替的角度來看，美國將如何「設計」一個比以往更為親華盛頓的委內瑞拉政權，值得密切關注。新宣誓就任的臨時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已從原本略帶抗拒的立場，逐步轉向承諾與美國合作，主要是因其面臨來自華府的強大政治壓力，被迫在相當程度上配合美方意願。目前尚不清楚新一輪總統選舉何時舉行，也未知瑪麗亞·科琳娜·馬查多是否會成為美國偏好的候選人。對華府而言，一個「更合作」的社會主義政府固然有助於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但若能扶植一個更反社會主義、更加資本主義化的政權，則更有利於保障美國的長遠利益。 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的新美國外交政策已經在全球引起廣泛警覺。其外交路線強調「退出」與美國利益不符的國際組織，凸顯了「美國優先」的意識形態立場。在此基礎上，特朗普版的「門羅主義」重新被強化：任何外部力量介入拉丁美洲，都被視為地緣政治與經濟上「不可接受」。在意識形態層面，第二任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路線高度保守與民族主義化，傾向於撤出全球化、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軌道，轉而採取去全球化、去民主化與經濟保護主義的新方向。 越趨衝突的多極世界 此外，軍事干預愈來愈被視為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一種手段——這一趨勢在最新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表露無遺。該文件寫道：「我們將阻止域外競爭者在本（西半球）地區部署兵力或其他具有威脅性的能力，或擁有與控制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資產。這一針對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是一項合乎常識且強而有力的美國權力與優先事項的恢復，符合美國安全利益。」（《美國國家安全戰略》，2025年，第15頁） 總結而言，1989–1990年的巴拿馬軍事干預與2026年初的委內瑞拉干預，在多方面具有明顯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是兩次干預行動共同的官方理由。然而，在強調「美國本位」、去全球化、去民主化與經濟保護主義的當前外交路線之下，美國對委內瑞拉的最新干預極具爭議。批評者將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行動視為「霸權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延續，是將傳統門羅主義投射到一個正在走向多極化、而非由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在這個多極世界中，中國、俄羅斯與伊朗被視為美國在意識形態、政治與科技上的主要競爭者。 這個愈加多極化的世界，同時也出現了一批新興強權，不僅具備核能力，甚至有潛力進一步發展核武。對這些新興國家而言，核嚇阻被視為對抗美國軍事霸權的必要工具。反過來說，華府也將這個多極世界視為高度危險且競爭激烈的環境，自認有必要迅速出手對付那些被視為損害美國安全利益的國家，並加強在包括委內瑞拉與格陵蘭在內的多個地點掌控礦產資源。 美國未來的外交走向仍有待觀察，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世界正變得愈加充滿衝突色彩，高度意識形態化，軍事上不穩定，並在經濟上更加自我保護。如果各國愈來愈依賴軍事行動與衝突來解決問題，外交將退居次要地位，從而引發一個嚴峻的問題：未來數年，世界是否註定要見證更多的軍事衝突？

去年12月，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訪問了北京——這是他第四次訪問該國。他的行程前往了北京與成都，在後者，他的中國同行、國家主席習近平採取了罕見的舉動，在首都以外的城市主持活動並迎接外國元首。 國家官方媒體對此次會面讚譽有加。《中國日報》稱讚馬克宏的訪問「加強了紐帶，促進了在全球問題上的合作」。另一篇文章則談到推動貿易以「深化中法關係」的核心驅動力。習近平本人讚譽法國是中國「不可或缺的經貿合作夥伴」——鑑於日益加劇的裂痕，這種語言在中國針對全球南方以外成員的政治話語中已越來越罕見。雙方在從核能到熊貓保護等諸多範疇上簽署了12項協議。 馬克宏的新戴高樂主義傾向 然而，在持續進行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以及歐洲與中國之間龐大的貿易逆差等議題上，幾乎沒有取得重大突破——這兩者都是布魯塞爾近年來急劇關注的主要議程，而馬克宏實際上扮演了歐洲關切的傳聲筒。中國高級領導人重申了其長期以來的立場，即「支持所有為達成停火和恢復烏克蘭和平所做的努力」，但並未做出進一步的實質性讓步。 我的學者朋友塞巴斯蒂安·孔廷·特里洛-菲格羅亞（Sebastian Contin Trillo-Figueroa）提出了「軌道雙極性」（orbital bipolarity）的概念；使用這個比喻，人們可以認為馬克宏試圖讓自己成為兩個兩極都歡迎的使者，以大致相同的頻率圍繞它們運行——並寄望於此舉能為他的國家和自己的政治遺產最大化地獲取好處。 相應地，在北京眼中，法國扮演著抽象但具有戰略意義的角色，即體現了中美二元對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在美中 volatile 且對抗的雙邊動態中，一個可能的潛在機制與中立紐帶。 法國總統及其核心圈子顯然歡迎這種象徵性的肯定。事實上，他的戰術定位反映了他長期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的意識形態承諾。他的官方總統照片描繪了他身處法國和歐盟旗幟旁，身邊還擺放著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備忘錄——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挺身反抗的自由法國領袖，也是第五共和國的國父。 戴高樂向來特立獨行，在冷戰初期他就要求在北約中與美國和英國平起平坐，並選擇在1966年將其國家從北約的整合軍事指揮結構中撤出。他倡導歐洲應該為歐洲人服務——而不是為美國人、蘇聯人或任何其他利益集團服務。 戴高樂對自己的國家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寄予厚望，並以堅定的戰略自主意識為後盾。透過有機結盟達成統一——而不是像美國那樣採取自上而下的控制或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體現了他對歐洲復興的願景。 然而，在戴高樂做出挑戰美英軸心在北約中力量的命運抉擇過去近六十年後，馬克宏是否有能力更新，並成就其前輩曾期望法國成為的模樣？還是他對戴高樂主義思想的引導充其量只是表演性和修辭性的？ 要回答這個關鍵的提問，必須先解決兩個前提問題。 法國能從中國切實獲得什麼？ 中法經濟合作給法國帶來的教科書式益處早已被反覆論證：中國對法國的投資與資本、中國市場對法國出口商的持續開放，以及深化科學、技術和人力資本驅動的紐帶（不過，鑑於來自奉行「去風險」主義的布魯塞爾和華盛頓的壓力，人工智慧和半導體等高度安全化的高科技領域成為了顯著的例外）。 然而，這些益處中是否有任何一項能夠解決法國當前正面臨的最緊迫的國內結構性萎靡？ 這一根本性的擔憂涉及法國下降的勞動生產力——據一些人估計，在2019年至2024年期間，法國的勞動生產力下降了8.5%。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勞動力向低生產力的服務業轉移、對新技術缺乏投資和實質性的放寬管制，以及除了航空航天技術和人工智慧等少數特定亮點外，研發投入表現微弱。 在許多關鍵領域，中國企業在技術（儘管不一定是整體）生產力上已經超越了法國同行。反映出這種情緒的是，在訪問期間，馬克宏公開敦促領先的中國企業考慮自願將其技術專長轉讓或分享給法國同行。 他相對溫和的語調與布魯塞爾官僚更具攻擊性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已規定技術轉讓很可能成為中國對歐投資的約束性前提條件之一。 然而，北京的決策者長期以來對尖端技術保持警惕——將先進製造業和人工智慧的突破視為綜合（國家，同時也是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問題。第十五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預示著將加強產業政策——並融入自下而上的創業精神和民間資本——針對食品和農業技術、機器人技術以及航天和航空科學等新興領域（然而，後者是中國和法國都能從中共同合作受益的領域）。 儘管美中對抗在聲量和表面強度上暫時有所減弱，但中國領導人對被實力強大的西方同行（由華盛頓帶頭）限制發展的前景依然保持警惕。除非——或者直到——愛麗舍宮能夠證明其決策可以在技術和供應鏈領域顯著獨立於美國的影響，否則北京方面幾乎沒有動力在其歐洲業務中顯著放寬對核心尖端技術的准入。 話雖如此，十五五計劃建議中的第五項優先事項——「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確實為希望在中國獲得更好市場准入的法國企業提供了一些安慰。然而，在實踐中實現這一目標將需要中國內地引入更透明、更健全且國際公認的法律標準——尤其是在仲裁、調解和商業訴訟領域；這還需要省級和地方政府對國際在數據、人員和商業行為方面的敏感性更加留心。這依然任重道遠。 法國能否抵禦跨大西洋的衝動？ 如果將中國視為馬克宏新戴高樂主義願景的唯一或主要障礙，那將是錯誤的。另一個同樣重大的挑戰來自大西洋彼岸，華盛頓建制派長期以來一直抨擊巴黎在俄羅斯、中國以及中東問題上表現出的動搖和善變立場。在一個人眼中的戰略自主，在另一個人眼中可能是惱人的背叛，而背叛是要付出代價的。 巴黎與華盛頓之間的紐帶不容否認——北約依然是法國安全的關鍵骨幹，透過可協同作戰的國防和基於聯合演習的培訓緊密相連；美國和法國的情報部門也密切相關，這不僅僅局限於中央情報局（CIA）與法國國外安全總局（DGSE）的聯繫。在財政上，美國是法國的主要外國投資者，在2023年該國的外國投資總額中貢獻了17%。 隨著國會鷹派痛批川普（Trump）政府在批准輝達（Nvidia）向中國出售先進 H200 AI 晶片（以換取豐厚利潤分成）一事上表現出所謂的妥協，可以得出兩個顯著的結論：首先，對馬克宏新戴高樂主義計劃保持警惕的建制派鷹派可能正面臨來自內部的更大威脅——即那些為近期揭幕的《國家安全戰略》奠定基調的暗流與個人；其次，另一方面，川普對更「放手」且更少直接對抗的印太戰略的追求，很可能會受到國會內部頑固的對華懷疑論者遊說集團的破壞，同時也會受到他內閣中新保守主義者合唱的阻撓，後者正利用本月早些時候川普在委內瑞拉授權行動的表象成功來施加影響。 這場博弈如何發展，不僅在塑造美國外交政策行為者的行為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而且也在間接限制和塑造巴黎可獲得的選擇範圍。華盛頓越是放緩其抑制中國經濟和技術發展或在多邊機構中崛起影響力的行動，巴黎在追求「第三條道路」時就越有胃口和活動空間。反之則不一定成立——馬克宏應牢記狂妄自大帶來的危險。 原文刊於China Focu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原文按此）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is-emmanuel-macrons-neo-gaullism-on-china-substantive-or-performative

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的對華政策旨在平衡經濟參與與安全考量，同時試圖結束英國在對抗與妥協之間搖擺不定的傾向。然而，這種模糊的信號已引發國內對華鷹派與北京官員的共同批評。中英關係能否取得實質進展，將取決於能否開展具體的合作，而非僅停留在言論或象徵性的高層訪問。

人民解放軍於12月29日與30日在台灣海峽展現硬實力，這次行動相當罕見，雖然被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刻意淡化，但卻對美國、日本，以及未來數月與數年內圍繞台灣的戰略性統一進程具有重要影響。 12月29日，解放軍在台灣北部、西南部、東南部及東部外海進行實彈演習，出動隱形戰機、驅逐艦與飛彈發射車。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大校表示，此次演習旨在警告「台獨勢力」以及「外部干涉」，並強調中國有必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與民族團結。 這次軍演被命名為「正義使命2025」，發生在美國國務院批准对台灣提供總額110億美元軍事支持僅兩週之後。該軍售方案包括：價值40億美元的82套「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HIMARS）、40億美元的60門自走榴彈炮，以及價值30億美元的多種嚇阻性武器組合，從標槍反坦克飛彈、直升機備件到魚叉反艦飛彈皆在其列。 由於習近平與特朗普此前會晤時，中方已明確要求美方停止對台軍售，國務院最新的軍事支持決定顯然激怒北京，並直接催化了2025年12月29日至30日這輪軍事演習。 此次出動的艦艇與戰機相當引人注目。央視畫面顯示，多艘解放軍海軍艦艇參與實彈演訓，包括054A型護衛艦與052D型導彈驅逐艦。演習的高度與緯度範圍事先已正式公布，既是對台灣方面的示警，也是在向「外部勢力」釋放清晰信號。 軍事能力、影像訊號與對區域國家的警告 央視畫面中可見殲-20第五代隱形戰機、殲-16戰機以及空警-500預警機，顯示解放軍空軍有能力對台灣實施強力的軍事—經濟封鎖與包圍。 《文匯報》12月29日的報導亦提及多種解放軍裝備，包括「彩虹-9」與HSU001等無人機、「猛虎型」與「巨顎型」突擊舟，以及「戰狼型」機器人。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央視播放了一段無人機飛近台北101大樓的畫面。台灣觀察人士指出，該畫面疑為人工智慧生成的假影像。無論真偽如何，大陸媒體顯然意在透過視覺圖像，強化「解放軍有能力有效打擊台灣本島」的宣示效果。 就客觀效果而言，此次演習對外部行為者——尤其是美國與日本——構成了明確警告，意在阻嚇其介入台灣問題。 解放軍展示軍力，同時也似乎在警告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11月曾表示，任何對台攻擊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此番言論引發中方強烈不滿。自高市「失言」以來，中日關係持續惡化。考慮到日本與美國的緊密軍事同盟關係，日本一旦爆發兩岸衝突時暗中制定「救援」或「協助」台灣的預案，並不令人意外。 此次軍演的區域涵蓋了台灣的能源供應線與民用交通網絡，意味著解放軍具備在戰時打擊台灣東部軍事設施與各戰略要地的能力，包括北部的基隆港、南部的高雄，以及左營的海軍與防務基地。 宣傳圖像、海報與「法武結合」敘事 大陸媒體此次展示的宣傳圖像可謂前所未有。除無人機飛近台北101的畫面外，至少有四幅海報尤為值得注意。 第一幅海報描繪了一匹長有龍頭的駿馬，張口噴火，解放軍戰機則向台灣南部海岸發射飛彈，主題文字為「馬之正義」，暗示2026馬年將由「軍事正義」與「政治正義」主導。畫面中的木馬傳達出：台灣不能、也不會成為讓「外部勢力」潛入的特洛伊木馬；相反，這匹木馬本身已被大陸武器點燃，且立於航母之上，象徵中國大陸的海上軍力。 第二幅海報以「緝獨行動」為核心字樣，一支銳利箭矢貫穿「獨」字，台灣上空有大陸直升機盤旋，東部外海則可見大陸航母身影，再次突顯解放軍在台海的軍事優勢。 第三幅海報題為「箭之正義」，畫面中多枚導彈自北向南掠過台灣上空，直指南部海岸。 第四幅海報則以一條紅色繩索環繞台灣島，周遭分布四艘大陸軍艦，中央是一個中國結，題為「以繩治法」，暗示依據並運用2005年3月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 綜合上述海報，可以看出北京在面對台獨問題時，刻意將「法律正當性」與「軍事威懾」交織為一套完整敘事：即以《反分裂國家法》作為法理基礎，以具體軍事行動作為執行工具。 媒體訊息與解放軍演訓模式的演變 這些海報伴隨著強烈的官媒評論。央視聲稱，「一切台獨勢力」都將被徹底粉碎；新華社警告，任何挑釁都會迫使解放軍更接近實際軍事行動；《人民日報》強調「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環球時報》則著力凸顯解放軍綜合實力的穩步提升。整體訊息非常清晰：中國大陸隨時具備「收復台灣」的能力。 大陸軍事專家認為，此次演習在多個層面達成預期目標：警告賴清德政府提出的400億美元軍購案；譴責美國軍售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展示解放軍將平時訓練與戰時準備結合的能力；並透過收緊軍事包圍，向台獨勢力施加持續壓力。 香港《文匯報》整理了2024至2025年間解放軍在台海周邊的四次主要演習，指出行動範圍逐步擴大：從聯合打擊，到港口與能源封鎖，再到對補給線的精準打擊，直至最後指向島內控制與防範外部介入。施毅大校指出，這些演習檢驗了島鏈內外一體化作戰模式，以及在最遠打擊範圍內削弱敵方的能力。 台灣方面通報，共有17枚飛彈落入北部外海、10枚落入南部外海。12月30日的演習干擾了857條民航航線，影響約10萬名旅客。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批評賴清德政府「挑釁北京」，而她後來的勝選及可能的登陸訪問，也突顯其作為潛在中介者的角色。 內部政治效應與外部反應 此次軍演發生在台北市長蔣萬安出席「上海—台北雙城論壇」不久之後，在原本緊繃的兩岸氛圍中，該論壇未能取得實質突破。批評者指責國民黨斡旋無力；國民黨支持者則認為，是民進黨以強硬安全措施限制兩岸社會交流，導致北京愈加強硬。 大陸軍事專家反覆強調，此輪演習具備多重「成功」意義：對賴清德的軍購案施壓、對美軍售表達強烈不滿、彰顯解放軍戰備能力、並以軍事包圍震懾台獨。 客觀而言，這些演習對外部行為者——尤其是美國與日本——構成了明確的「勿介入台灣問題」警告。同時，也在2028年總統大選前對民進黨領導層施加壓力，並對可能扮演斡旋角色的國民黨釋出相對溫和的訊號。 風險升高與兩岸前景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種持續的硬實力展示，增加了台海「意外升級」與誤判的風險。風險是否能被有效管控，將取決於：是否存在可信的中介力量、外部大國能否保持自我節制，以及兩岸軍事行動能否維持必要克制。這些因素都將直接影響未來兩岸關係的穩定與和平前景。 add this to the bottom of every article: 原文刊於Macau Busines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原文按此）https://macaubusiness.com/opinion-a-new-assertion-of-hard-power-in-cross-strait-relations-and-its-implications/

法國總統艾曼紐·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近期對中國的三天國事訪問，突顯了「戰略自主」外交的特徵，這不僅體現在巴黎，也體現在北京的外交策略中。此次訪問的一個亮點在於，北京透過熊貓外交的文化策略，以統戰式的外交布局來對法國展開友誼攻勢。 2025年5月，馬克龍出訪東南亞期間，提出將法國定位為「印太地區行動者」與「亞洲外交推動者」，呼籲志同道合的國家深化合作，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實現不結盟的外交方針，同時在中美對抗的格局之外開拓自主外交空間（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2025年6月16日）。某種意義上，馬克龍治下的法國正沿襲戴高樂將軍冷戰時期的獨立外交傳統，發展出新時代的外交精巧策略。 習近平主席在會晤中發表了具有政治與文化意涵的重要談話，呼籲馬克龍共同弘揚中法兩國「悠久文明、深厚理解與相互尊重」的精神。 俄烏戰爭與法國的戰略考量 馬克龍的戰略自主政策，特別體現在與習近平的會談中。法國希望北京能在俄烏戰爭中發揮穿針引線的作用，勸說莫斯科重返談判桌。馬克龍意識到，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後勤支援，將可能導致戰事走向有利於俄方的結果。尤其在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提出新和平方案、迫使烏克蘭接受壓力之際，法國正努力讓歐洲觀點在修訂方案中被納入，同時遊說中國發揮「斡旋作用」。 這種外交努力的背後有一個現實：法國評估烏克蘭在戰爭中已處於極端不利地位，歐洲必須為烏克蘭爭取更好的條件，並防止俄羅斯進一步擴張。馬克龍在2025年11月25日向媒體表示：「我們要和平，但不是屈服的和平，不是讓烏克蘭陷入無法生存的處境，也不是給予俄羅斯繼續侵略的自由，危及整個歐洲的安全」（《世界報》與法新社，2025年11月25日）。 儘管習近平並未公開回應馬克龍的呼籲，但中國外交部在12月4日的官方聲明中表示：「在烏克蘭問題上，中方支持一切有利於和平的努力，期盼各方通過對話與談判，達成公正、持久且具有約束力的和平協議。中國反對任何將責任推卸、抹黑他國的不負責任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烏克蘭問題、和平提案與歐洲安全憂慮 美方主導的「28點和平方案」對烏克蘭而言是一顆難以下嚥的苦藥，要求其放棄克里米亞、盧甘斯克及頓涅茨克的主權，使烏軍規模限制在60萬人。法國擔心這樣的條款將削弱歐洲安全，甚至助長俄羅斯進一步的擴張野心。因此，馬克龍所倡導的戰略自主，也是一種積極防止「歐洲安全真空」的外交平衡策略。 多邊主義與歷史文明的共鳴 除烏克蘭問題外，中法兩國元首亦強調共同維護多邊主義的重要性，並以悠久的文明傳統作為相互尊重與理解的外交基礎。雙方在訪問期間簽署了十二項合作協議，涵蓋人口老齡化、核能、貿易及熊貓保育等領域。 作為中國傳統的柔性外交策略之一，北京善於運用「熊貓外交」作為友好象徵。馬克龍在訪問期間前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參觀了曾於2012年旅居法國的熊貓。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宣布，將於2027年向巴黎南部的博瓦勒動物園再派出兩隻熊貓，開啟為期十年的新一輪熊貓合作，象徵中法友誼的延續與深化。 文化外交與熊貓的象徵意涵 據中國媒體報導，馬克龍在成都受到學生如搖滾明星般的歡迎，場面令人聯想到他在2023年訪問廣州時的熱烈情景。習近平陪同馬克龍前往都江堰，參觀距今兩千年的古代水利工程，並指出這一成就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勇毅不懼」的精神，堪為治國理政的靈感來源。習近平強調，中法兩國人民均擁有堅毅精神與獨立意志，其深厚的歷史文化遺產使兩國更能互相尊重與理解。 早在2014年訪法時，習近平曾借用拿破崙將中國比作「沉睡的雄獅」之典，提出「和平之獅」的比喻，強調中國的崛起並非威脅，而是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這一象徵延續至今，構成熊貓外交與文化交流的深層背景。 聯合聲明、經貿摩擦與全球治理 為鞏固和平與多邊合作，中法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加強全球治理，合作應對氣候變遷與環境問題，推動核能和平利用，在農業發展、生物醫學與人工智慧等領域加強協作，並共同推動巴以衝突的「兩國方案」。中國宣布向巴勒斯坦提供一億美元援助，用於加薩的人道救援與重建。 然而，馬克龍也在會談中提及貿易逆差問題。歐盟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嚴重，其中法國的貿易逆差有46%來自中國。巴黎希望中國增加法國產品進口，改善雙邊貿易結構。 作為2026年G7峰會主辦國，法國嘗試邀請中國以觀察員或合作夥伴身份參與部分議題，主張建立「更平衡且公平」的經濟治理體系。然而，日本方面對此表達顧慮，認為中國的參與可能妨礙G7討論其在海洋與經濟領域的強勢行動（《朝日新聞》，2025年12月4日）。儘管具爭議性，但法國的目的在於引導中國融入規則為本的國際秩序，而非正式加入G7。 在台灣議題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12月3日與法國外長巴若（Jean-Noël Barrot）會晤中批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錯誤言論」。巴若隨即重申法國「堅定奉行一中政策」，並期待藉馬克龍訪華加深兩國人民的交流。 新冷戰格局下的戰略自主 若當前的「新冷戰」一方是美國及其盟友，另一方是俄羅斯及其友邦，那麼馬克龍訪華的外交行動便顯得格外關鍵。法國以「戰略自主」為核心的外交理念，意在在保持與美國合作的同時，維持與中國的溝通管道，推動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巴黎期望北京能在烏克蘭議題上實際發揮斡旋作用，促使莫斯科降溫談和，同時爭取時間為歐洲尋求更有利的方案。中國作為崇尚低調外交協商的國家，或許不會高調表態，但巴黎認為其影響力終將顯現。 對北京而言，法國是一個「兼具古老文明與獨立外交傳統」的國家，是推動多邊主義的重要夥伴。熊貓外交的運用，即是一種以文化吸引與情感連結為核心的策略，旨在贏得法國民眾的心。 中國深知近代以來的屈辱歷史，也敏感於外界的「中國威脅論」。然而，北京試圖展示另一種形象——一個和平崛起而非侵略擴張的力量。與此同時，儘管中國未明確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但外交上仍保持一定距離，出於地緣現實與歷史記憶的考量。清末失地之痛仍留在中國的集體記憶中，這使北京理解巴黎呼籲「和平俄羅斯」的真正用意。 add this to the bottom of every article: 原文刊於Macau Busines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原文按此）https://macaubusiness.com/opinion-sino-french-relations-and-the-diplomacy-of-strategic-autonomy/

「舊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此時此刻，乃群魔亂舞的時代。」 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撰寫這兩句時，正身處墨索里尼法西斯獨裁統治下的監獄。舊有的資本主義受權貴、財閥壟斷，未能為普通老百姓帶來溫飽。受殖民帝國所支撐的霸權主義，在各大歐洲勢力中蠢蠢欲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歷，並沒有讓各國領導遠離戰爭，更加劇了他們對血的嚮往與興奮。西方左翼被困在工人貴族利益與西方優先的兩座大山下，只懂得膚淺意識形態鬥爭，而忘記了全球解放的重要性。進步力量受內部滲透、被策反、撕裂等因素，難成氣候。德國、意大利，身處遠東的日本帝國，逐漸被軍國主義、民族主義、極端主義等「群魔」壟斷。 這兩句，卻也能套用在今時今日的世界格局中。曾幾何時被視為「歷史終結」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其所衍生的「自由國際規則」，在過去十年迎來自身的「終結」。特朗普肆無忌憚的淫威，純粹是一個表象，而非此秩序結束的主因。然而美國在貨幣、軍事，甚至市場規模及輿論塑造的單邊霸權，依然根深柢固。 一、 特朗普的「短利投機主義」乃美國當代政治的病徵 美國最新公布的《2025國家安全戰略》蘊含着就特朗普2.0「外交」思維的不少訊息。 當然，若讀者把其中所提到的一切說詞潤飾視為確實承諾，這未免「太年輕，太簡單，有點天真」──且問這位總統歷年以來的生意夥伴，他所作出的承諾之含金量。然而箇中對具體問題的定性、對議題先後的排序、對戰略核心的聚焦，仍能反映出特朗普現時身邊親信的幾點主要看法。 一，白宮視美歐傳統的綑綁性關係為一種負累，不但要求歐洲在軍事安全上提升自身裝備實力，更責令歐洲政府正視內部「文明覆滅」（部分美右翼政客認為歐洲正被從中東及非洲等地的大規模移民導致「人口更替」），並直白指出，有意在歐盟內部扶植「抗衡歐洲如今路向的勢力」。曾看似堅不可摧的北約共同體成員，如今卻可能要迎接美國對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東南亞諸國過去數十年經常面對的貼身「政權演變」服務。固然促進俄烏和平被列為重中之重的目標之一，但《戰略》並沒就烏克蘭戰後安全作出任何承諾，甚至指控歐洲部分領導「對戰爭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要求全面盡快落實停火。歐盟部分自認「知美派」也許會作垂死掙扎──「特朗普是過渡性人物，美歐乃價值同盟，情比金堅！」看來，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二，特朗普本人深知中國對美國顧客、投資者、跨國企業的重要性，也無意尋求與華徹底脫鈎或兵戎相見。然而其團隊中充斥着對華各種戰略敵視。在兩者中間落墨的巧妙平衡，相當鮮明地呈現在《戰略》文件中──最大公約數當然為「貿易」議題。第19至24頁有關亞洲部分並沒有就盟友關係作任何認真處理（日本出現五次、澳洲三次、印度三次、南韓兩次、菲律賓零次），對東盟這個7億人口11國組織更是一句不提。一切在亞洲的戰略部署皆圍繞着中國展開，而經貿部分佔三頁半、軍事只有一頁半。至於金融與科技安全等具體操作，明顯對白宮主人及核心幕僚沒什麼重要性。在台海議題上，文件把半導體與第二島鏈並列為他們「防止台海衝突」的主因、戳破了拜登任內對所謂「民主對威權」的輿論炒作與包裝，並要求盟友「花多些、做多些」──言下之意乃坦誠地向亞洲諸國徵收保護費，他們得為美國軍工複合體收入多做貢獻。 三，《戰略》鮮明地把西半球設定為美國的優先戰略影響領域，也是把曾幾何時的門羅主義重新「復活」，並加以演繹。事實上，第28任總統威爾遜曾在「美國分管美洲」的基礎上，加上「在周邊國家推動以民主化為目標的政權演變」一條。今時今日的特朗普純粹是把欲蓋彌彰的「民主化」背後實質利益點出，在第五頁開宗明義表示，要整治西半球，以來「堵塞向美國的大量移民」、「打壓犯罪分子」，並要確保各國政權能「跟美國合作」（即是向其歸順）。對於特朗普來說，西半球便是他的商業版圖。 有人說，特朗普是個和平主義者。生活在伊朗、委內瑞拉的人民，恕難苟同。 有人說，特朗普是個孤立主義者。他卻要跑去馬來西亞，就泰柬和約儀式進行見證。 是時候接受──特朗普是一個恃強凌弱、欺善怕惡的短利投機主義者，也是一面照妖鏡，影射出美國當代政治的思緒脈絡。美國的草根基層不想國家戰略透支，繼續付其他國家的「安全債」。他們也不要各種粉飾太平、你好我好的「假、大、空」敍述。對於不少頭腦發熱的特朗普死忠派來說，美國更不能再「輸」──所以在特朗普以吸引眼球為己任的粗獷管治手腕下，即使物價沸騰、資本市場嚴重往幾個「龍頭」企業傾斜，民眾還是覺得自己「贏麻了」。 二、 新興區域勢力與中等規模國家正在默默起革命 中國過去一年的外交政策，可謂是「一手硬、一手軟」。前者反映在我們對稀土的出口管制及對美的「卡脖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決定。後者，則反映於當局在特朗普回巢後，有意與傳統美歐盟友建立初步認知與默契、修補因新冠及拜登多邊主義戰略而出現的嚴重裂縫的工程。拉攏歐洲裏面部分國家、與南韓穩定關係、重啟與英、加、澳等國的對話，無疑令部分本本主義者有所詫異。 然而當代中國外交道路之所以能行穩致遠，乃因我們具備以柔制剛的智慧以及對經濟發展的由根着重。唯有深化勞工市場改革（尤其是工資及保障）、讓人民幣升值、振興不少中產家庭依賴着的房地產市場，方能把中國定性為他日能取代美國的「世界大市場」。 同時，世界並不止於中美兩國──北京也要學會以戰略同理心，從與其合作的「中小國家」視角看待合作關係與箇中具體問題，從而方能洞悉周邊地區國家對其的期盼與擔憂，爭取世界主流民心所向。 印度則將持續深化「戰略自主」的外交政策。普京日前抵達印度訪問，莫迪親自在機場迎接，乃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的首次。兩國決議在2030年左右把雙邊貿易金額增加至1000億美元。普京也向世界宣布，願為印度提供「暢通無阻的燃料運輸」。面對國內日益增長的反美情意結，莫迪將一邊廂向歐美企業低調地承諾各種甜頭益處，另一邊廂則繼續高調鞏固與俄的能源軍事夥伴性關係，同時與中國進行微妙探戈。固然近日上海機場印度公民事件讓中印矛盾有所升溫，但雙邊中期趨勢相信依然是審慎積極的築底重建。 從東盟的緬甸、越南、馬來西亞到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這些國家的稀土與天然礦產，將會在這個「稀土便是新原油」時代中讓他們國際重要性與話語權漸增。東盟國家固然要知道自身天然限制，不應貿然被捲進大國博弈中的唇舌之爭，卻也能在供應鏈「大轉移」的新時代中分多杯羹。 曾幾何時，有非常樂觀的「勝利主義」者跟我說，以巴衝突將令阿拉伯半島諸國與美國切割關係，與伊朗關係正常化。我當時便說，「不要低估遜尼什葉之千年仇恨，不要低估伊朗政局脆弱性，更不要忽略金錢的魔力」。11月18日，特朗普在白宮以極高規格接待沙特王儲，提出希望讓沙特以色列關係正常化。 至於拉丁美洲、非洲、東歐、西亞諸國何去何從？固然當前世界崛起的單邊主義正讓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為首的多邊組織面臨生死存亡，但切記：「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謂「價值觀外交」已名存實亡之際，只要中小國家能找到國際或區域大國所關注的議題，以共同利益推動雙邊關係，可能會帶來意外驚喜。 三、 告別天真，迎接現實，勿忘初衷 是時候向天真的時代告別。地緣政治分析的第一原則是，「切勿把主觀意志與客觀事實混淆。」無論是大聲疾呼「美國霸權已死」還是「全球南方發展不起來」的評論員，倒不如實事求是，讓數據真相說話。與此同時，與其大聲高談闊論，口沫橫飛，倒不如細心聆聽、精心觀察。對──這樣做，你未必會得到很多點擊、掌聲或收入，甚至會被商業化、世俗化、掌握流量密碼便是王的「網紅時代」所淘汰。但那又如何？「湖海洗我胸襟 河山飄我影蹤 雲彩揮去卻不去 贏得一身清風」

2024年7月29日早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跟東帝汶總統奧爾塔（Jose Ramos Horta）會面，舉行雙方會談。此乃東帝汶立國以來，最高元首首次訪華。習近平指出，中方願與東帝汶朝着「三個更高」目標發展──一為深化戰略安全協作、二為強化產業、基建、糧食、民生四大方面的合作、三則為以「南南合作」原則為核心，推動在多邊組織層面上的配合與合作；中方願意沿着以上三大綱領，施展包括東帝汶在內的雙邊及多邊合作。 當時有位在雅加達的資深外交研究人士問我，為何中國對「小國」如斯重視，會給予他們如此高規格的接待？一時記不起印尼與東帝汶之間敏感關係的我，便根據我對代中國外交模式的認識老實作答：「南南合作」不但是關鍵的宣傳論述，更是中國對外關係的核心綱領。無論國大國小，只要對方願意與我們坦誠相待，我們都會以最高規格模式去接待他們。不論是吉布地還是塔吉克斯坦，姑勿論他們人口大小，中方都擁有廣闊胸襟及戰略智慧，去給予他們應有應得的尊重。 某中東國家資深官員便曾跟我說，「某些國家部長去到華盛頓，可能只獲助理國務卿或其首席助手接見。來到北京，卻能跟政治局委員（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會面，擁有上賓待遇。官員也是人，也有最基本的自尊。在這種『禮儀外交』攻勢下，久而久之，聯大上親近中國代表立場的，自然愈來愈多。」有的說，此乃「農村包圍城市」。然而隨着世界經濟中心逐漸往東（亞洲）及往南（發展國家）轉移，誰是農村、誰是城市，還有待分曉。 當然，這並不代表中國的領導不能跟曾經傲慢「俯視」自身的「全球北方」國家平起平坐。上周習主席跟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正彰顯了中方如何在不就涉及核心利益做出任何讓步下，找出能讓特朗普欣然接納的階段性「通解」，從而紓緩華盛頓對中國雜亂無章的反噬，並讓雙邊關係止跌回穩。 一，東盟身份對東帝汶發展的重要性 東帝汶2022年的主要出口市場為中國、印尼、日本，出口品大多數為原油、天然氣、咖啡及廢鐵。其主要進口夥伴則為印尼、中國、新加坡及澳洲，主要商品種類則為煉油及各種各樣的車輛，間接反映出島國中欠缺具規模而能讓其能源提煉上自給自足的輕重工業。 加入東盟，理論上能大量降低該國出口至印尼及泰國以外的八個市場，當中又以購買力較強而本身與東帝汶已有深入經貿來往的新加坡為甚。作為一個進口遠大於出口的國家，隨着貿易壁壘、進入及離開該國投資門檻順應降低，當地理應能迎來投資者及生產商進駐，從而為當地居民提供就業。然而以上分析，卻忽略了東帝汶人口貧乏、基建嚴重不足、八成就業皆與農業工種綑綁等結構性問題。要從東盟其餘國家吸引人才、資本，不但需要更多運輸及對接，更需要他們看見當地發展的獨特潛力。 也有的說，東盟間的免簽政策促進有助於東帝汶人才走出去、也可鼓勵更多東盟旅客到東帝汶探索當地的自然風景、歷史遺跡、文化傳統。現時東帝汶只向東盟原十國中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老撾國民提供三十天免簽。加盟過後，其也可逐漸向菲律賓、越南這兩個人口大國打開大門，並嘗試與當地旅行機構「統一戰線」，鼓勵更多「東帝汶+1/2」旅行團及路線的推廣，從而吸引東盟以外的旅客。然而去過首都帝力的旅客都知道，當地只有一間像樣的五星級酒店（每晚價格絕對不便宜，跟香港老牌五星有可比性）。沒有配套、沒有訓練、沒有最基本的媒體曝光的話，當地旅遊業難以確實開展。生態旅遊與文化旅遊有其可取性，卻需要具訓練的專才落實。 說到底，進入東盟對東帝汶的真正意義，在於其象徵性價值與長期戰略增值。在國際舞台上，其政府元首與高級部長如今有更充實的底氣，能借助東盟正在拾級上升的重要性，在多邊組織中發聲並提出要求。通過東盟內部機構及不明文規定（包括對每屆主席國的重視與相應而來的政治籌碼），東帝汶也許可獲得更多的技術、發展、基建援助，並利用此身份跟包括中、美、印在內的區域大國進行更公平的談判周旋。 二，東帝汶加入對東盟所構成的風險與機遇 東帝汶加入東盟過程用了逾二十年，箇中必然有其原因。向來言論惹火的前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秘書米金喜（Bilahari Kausikan）便曾在《日經亞洲評論》中撰文指出，此國根本上「難以發展」，並在及後一篇訪談中稱其為「無藥可救」（basket case）。有不少傳統菁英認為這次擴充，會令東盟相對發達國家所背負的負荷加重，也令反對進一步區域融合（包括在移民護照、外資外企、發展援助等議題上）者能有更多彈藥，炒作「鄰國負累」論述，長遠則可能令成員間出現分裂。 高企失業率（2025年第三季為4.8%）及嚴峻貧窮問題（約四成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讓東帝汶可能難以持續滿足東盟成員國有關經濟條件的硬性規定。也有聲音指出，當地政局治安不穩，一旦被「融入」東盟，則有可能導致犯罪等問題擴散，席捲全區。當然，若東盟成員身份確實要按治安水平作決定，那緬甸、柬埔寨，甚至泰國都有可能「瀕臨出局」。 反之，該國（尤其是帝汶海中）豐富天然資源，若能配以適當的外來人才及有效的技術轉移，則完全有可能讓其在舊能源競賽中分一杯羹，甚至踏上人口更小而平均年齡遠來得為高的汶萊曾經的發跡之路。當然，在這再生能源崛起的時代中，正如去年亞洲開發銀行一份調查指出，東帝汶也應投放更多資源發展太陽能及水力發電，也能驅動能源產業多元化。中方的綠色「一帶一路」項目技術，相信能在此方面發揮相當作用。 最後，作為東盟諸國國齡最小、發展潛能卻相當大的「生力軍」，東帝汶絕對能成為此經濟協作組織展現「東盟發展模式」的最佳彰顯地。引入微型金融、推進公私營合辦基建，甚至落實適度低稅制私有化，皆有助於把東盟對發展經濟最感興趣的政策調研者與企業家吸引到當地作為大本營，推進對大眾有利的影響力投資。這個絕非天方夜譚──筆者認識一位曾在北京進修的歐裔青年才俊，現正在東帝汶財政部擔任顧問。其對該國如何「走入世界」與國際組織溝通對談感到十分興趣，並主張把東帝汶打造成印尼與澳洲之間的「人文橋樑」，吸引來自於兩國的背包客與青年人才。 三，論香港與東帝汶合作空間 常有讀者反映，說我筆下探索的國家與香港距離太遠，不夠「實用性」。普遍讀者可能想知道中美大格局走勢如何，卻對東帝汶興趣不大。然而這恰恰也許是普遍港人得改變的想法。 常聽人說，香港要「聯通世界」。但世界遠不止於中美兩國，東盟也並非只有新加坡、印尼兩國。要連結世界，首先要讀通地緣政治與發展經濟。 往前看，若東帝汶要吸引外資、設置先進科技工廠，首先得確立法治、強化當地國民對投資者保障、就稅務與金融體系拆牆鬆綁，並建立能容納外資需求的住宿生活配套。在這些方面，以「軟件基建」及專業服務為榮的香港，有必要擔當更關鍵的角色。無論是本港大學招攬東帝汶年輕學生到港進修實習，還是特區政府鼓勵退休公務員到當地擔任義務顧問，提供意見，這些都是可以實踐並操作的「第一步」行動。 香港有一非牟利醫療組織，在過去數年與東帝汶當地的天主教大學簽署醫科、護理科學生實習交流協議、引進飲用水機、主動推動「登革熱防控項目」──有關成果刊登在《刺針》上，正彰顯了善用我們醫療專業、對外聯繫等長處的民間外交重要性。參與在當中工作的，有不少是古道熱腸的香港年輕人──他們不相信「對外聯繫」必須局限在美、歐、英等發達國家，而相信香港能善用「一國兩制」所賦予的獨特地位，「能人所不能」地推動專業對接。從公共衞生到生物科技、從法律仲裁到教育文化，只要每一位具能力及魄力的香港人願意踏出多一步、把手伸長多一些，絕對有可能在如今風高浪急的國際形勢中，讓這顆東方之珠在遠在天邊的異鄉發光發熱。從東帝汶到吉布地，從埃塞俄比亞到柬埔寨，我們都做得到。當然，最關鍵的問題是，有多少人願意去試、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