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博弈

2026年1月，英國首相正式對中國北京與上海進行正式訪問。這標誌著英國政府首腦近八年來首次訪華，為過去十年間不斷搖擺的英中外交關係畫下了休止符。面對全球秩序的深刻重組，唐寧街十號正放棄過去那種在「黃金時代」與「冰河期」之間忽冷忽熱的政策，轉而採取一種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務實現實主義（Pragmatic Realism）。 從「黃金時代」到「務實重啟」的軌跡 要理解此次外交行動的底層邏輯，必須回顧英中關係近十年的演變。2015年的「黃金時代」以基礎設施投資與金融一體化為核心，英國甚至不顧華盛頓的反對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然而，這股樂觀情緒隨後受到連串系統性衝擊。隨著對香港、新疆等議題的政治分歧擴大，以及對科技間諜活動的擔憂，兩國關係迅速陷入「冰河期」。在此期間，英國政府於2020年決定將華為移出5G網絡，並通過了《2021年國家安全與投資法》。 2026年的這次訪問，正式確立了兩國關係的第三個階段：「務實重啟」（Pragmatic Restart）。當前的管治者不再抱持政治趨同的幻想，而是清醒地承認中國作為一個「具影響力大國」的現實。英國政府意識到，長期的政策不一致已損害了英國的國家利益，不僅讓商界無所適從，更削弱了倫敦在氣候變化與國際安全等全球議題上對北京的影響力。 跨大西洋聯盟的裂痕與英國的戰略自主 推動英國戰略轉向的一個關鍵變數，在於美國因素。英國正試圖在跨大西洋關係處於極端波動的時刻修補對華關係。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強勢回歸帶來了高度的不確定性，迫使倫敦重新思考對華盛頓的絕對依賴。 特別是近期爆發的「格陵蘭危機」（Greenland Crisis），美國總統威脅若無法達成協議將對北約盟國徵收關稅，成為一個重要的摩擦點。當美國因加拿大與中國達成經濟協議而威脅對加國實施100%關稅（形同禁運）時，英國深刻體會到了地緣政治的寒意。對此，英國首相Keir Starmer在一場與彭博社的訪談中明確表示，英國不會在美中之間被迫做出非黑即白的二元選擇。儘管美國仍是最親密的情報與核防禦盟友，但忽視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將是「令人震驚的失職」。 在「國安護欄」與37萬個就業崗位之間尋求平衡 這種務實轉向被稱為「斯塔默悖論」（Starmer Paradox）：一方面將中國定性為「國家安全威脅」，另一方面又積極在金融、生命科學及綠色科技領域尋求更深層次的經濟聯繫。為了在兩者間取得平衡，英國政府致力於構建「護欄」（Guardrails），以保障國家主權免受經濟相互依賴帶來的「無形槓桿」威脅。 在訪華前夕，英國政府批准了中國駐倫敦「超級大使館」的建設項目。儘管該項目曾因靠近金融區關鍵光纖網絡而引發間諜活動擔憂，但政府最終放行，並視其為集中監控資源的契機，這無疑也為雙方貿易談判釋放了重要的外交善意。同時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分析指，針對物聯網模組、綠色供應鏈依賴及網絡間諜活動，軍情五處（MI5）保持高度警惕，政府亦考慮將中國列入外國影響力登記計劃（FIRS）的強化層級。 在價值觀層面，英國表明不會對香港民主倒退或人權問題「視而不見」。英國衛報報道，首相承諾在與中國領導人會晤時，將就遭監禁的英國公民黎智英（Jimmy Lai）案件進行「坦率而公開」的對話。但同時，雙方也展現出在符合國家利益的領域進行合作的意願，例如兩國執法機構將共享情報，打擊用於英吉利海峽人口走私的中國製船隻引擎供應鏈。 歸根結底，這次訪問的核心動力在於「增長使命」。目前，中英雙邊貿易額每年約達1000億英鎊，中國是英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更重要的是，對華貿易支撐了約37萬個英國就業崗位。在國內財政受限的背景下，英國別無選擇，只能以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在充滿挑戰的系統性競爭中為國家繁榮尋找出路。

1月12日，中國商務部宣布已與歐盟（EU）就對歐電動汽車出口達成協議。該協議是中國與歐洲國家及行業參與者之間長期艱苦談判的歷史性成果，也反映了過去三年來這場主導全球第二大與第一大經濟體互動的貿易爭論所具有的微妙本質。 該協議實際上徹底改變了歐洲擬對中國汽車徵收關稅的計劃，取而代之的是實質性的價格下限——內地汽車製造商只能向歐盟成員國出口超過規定價格的汽車，但他們及其貿易夥伴將無需像徵收關稅那樣直接向成員國繳納稅款。 分析人士迅速給出了各自的評估。儘管這些企業的市佔率在短期內可能會受到削弱，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干預很可能被證明具有建設性，因為它能阻止中國汽車製造商陷入互傷性的價格戰和惡性低價競爭的怪圈，從而提升其長期利潤率。 然而，正如我在去年九月指出的，此類評論忽視了一個事實：北京對這種讓步持開放態度（這在幾年前可能是無法想像的），正說明了其試圖推進一場更廣泛的「反內捲」運動，而這場運動同時具備鮮明的外交政策維度。 長期以來，歐洲各國首都對其所認為的中國當局實施「不公平補貼」和保護主義表達了強烈不滿。深受打擊的中國政府則反過來指責歐盟對中國資本設置歧視性的「貿易和投資壁壘」。雙方對彼此所謂的「貿易武器化」都感到不悅。當然，這種不滿是相互的。 然而，變革的風浪正自由而猛烈地吹拂著——不僅在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中如此，在中國與一些傳統上被廣泛視為美國堅定盟友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中亦是如此。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Felipe VI）在兩位部長的陪同下於11月訪問了北京。一個月後，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緊隨其後，並在中國西南地區的訪問行程中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歐盟發布公告幾天後，加拿大領導人馬克·卡尼（Mark Carney）對北京進行了歷史性訪問，這是現任總理九年來的首次訪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讚揚了過去幾個月雙邊關係實現的「逆轉」，雙方均尋求放寬相互的貿易和投資限制；官員們稱這次會晤「影響深遠且具歷史意義」。卡尼強調要將加拿大外交政策重新定向於一個「新世界秩序」，這非常明確地表明了渥太華方面根本反對其南方鄰國對其施加的反覆無常的誘騙和要求。 解碼中國的外延接觸努力 這一趨勢似乎十分清晰：自去年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宮以來，北京的高級技術官僚和政治家們一直堅定地尋求重建中國與全球南方以外地區受損的關係，並深化與其紐帶。這其中涵蓋了美國的長期合作夥伴——加拿大、澳洲、西歐國家，甚至包括英國（儘管其國內正陷入混亂）。 中國領導人這種刻意的戰略布局，是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川普自私且搖擺不定的外交政策只會將盟友和合作夥伴推離美國，而在全球供應鏈斷裂和區域重新路由的背景下，中國將被視為一個更受歡迎、更穩定且更有能力的合作夥伴。 在很大程度上，北京的診斷和預測並非毫無道理。首先，越來越明顯的是，那種「中國是唯一必須對其進行去風險的國家」的假設（我和塞巴斯蒂安·孔廷·特里洛-菲格羅亞於2023年10月曾反駁過這一斷言）根本無法成立。美國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表明，滿懷報復心的川普領導層正致力於支持歐洲的極端保守、與 MAGA 結盟的運動（甚至是政治家），並令人心驚地透過文化和意識形態戰爭的視角來建構跨大西洋關係。華盛頓對歐洲商品徵收的嚴厲關稅，加上在從烏克蘭到格陵蘭等一系列問題上反覆推諉所帶來的二階不確定性效應，只會加劇歐洲政策制定者的焦慮。 另一方面，歐洲也開始意識到，唱衰中國的潛力——並將去風險等同於對中國新興技術實力做出辭令強硬但結構上缺乏協調的回應——是根本行不通的。過去十年中，西方對中國經濟爆發了一連串極其悲觀、甚至帶有末日色彩的評估，導致許多觀察家過度放大了該國面臨的宏觀逆風（這些逆風確實存在），卻忽視了順風因素。 前者包括消費長期不足、房地產低迷以及在艱難走出「長新冠」陰影的企業中出現的收縮；然而，後者依然孕育著巨大的希望與機遇——包括中國在先進製造業方面的顯著進步，以及在縮小城鄉差距和緩解財富不平等方面所做的持續努力。 因此，中國政策制定者正確地把握住了川普重返白宮所帶來的契機，以及將焦點放在經濟穩定上可能帶來的外交政策紅利。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不敷使用或日益分歧之處，市場准入和商業利益可以而且確實能夠前來救場。 謹防高興得太早 然而，中國領導人也應牢記在地緣政治中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危險。正如美國政策制定者若將歐盟視為一個本質上軟弱、無可救藥的官僚混亂體將是狂妄自大一樣，中國人若假設對華盛頓的反感和警惕會自動轉化為對中國的親近和開放，那也將是錯誤的。 兩大核心障礙依然存在。第一個障礙涉及解決大多數主要經濟體與中國之間存在的巨額貿易逆差。儘管這個龐然大物在先進製造業方面的強大優勢不容置疑且顯而易見，但世界上許多國家（無論是新興市場還是成熟市場）越來越擔心雙重打擊：一方面是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是本國企業被來自中國技術更先進且更便宜的競爭對手擊敗。面對激增的民粹主義以及本土企業對中國商品被視為湧入國內市場的警惕，歐洲和英語系國家政府絕對希望看到北京展現出更多的清晰度與戰略同理心。 人民幣近期的升值是積極的一步——它表明中國領導層已經意識到，其主要貿易夥伴內部心存怨恨的行為者曾讓、且將繼續讓中國承受不利的認知反彈。然而，還必須做更多工作。事實上，中國需要一項進口政策——即制定一項全面、多軌且動態的計劃，以切實增加從其貿易夥伴進口商品的數量，這將使中國能夠相應地解鎖美國政府所擁有的最大槓桿之一：對其龐大市場的准入。 第二個挑戰涉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儘管所謂的「2027年期限」已被國會山莊上某些對華懷疑的聲音嚴重歪曲和誇大，以此作為為其心儀的國防項目爭取額外資金的手段，但對台灣海峽持續存在的投機性焦慮和不必要的恐慌煽動，是中國領導人必須正面解決的問題。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切實改善與大多數歐洲及英語系國家的關係，並防止「去風險」的焦慮破壞其蓬勃發展的經濟重啟接觸努力。 要在保持其基線立場和長期致力於「透過實力——而非戰爭——進行威懾」的姿態的同時做到這一點，將考驗北京方面的戰略智慧、戰術定力以及溝通成效。 原文刊於China Focu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原文按此）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can-beijing-succeed-in-its-re-engagement-bid-with-us-partners

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對中國的訪問標誌著加中關係的戰略性重啟，強調相互尊重、經濟合作、民間交流以及在多邊機構中的互動。此次訪問具有重大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意義，包括推動加拿大貿易多元化以減少對美依賴、加強雙邊投資與科技合作，以及在氣候與可持續發展等全球議題上的協作。 這次於2026年初舉行的為期三天的訪華之行，標誌著加中兩國在孟晚舟事件八年後的和解。當時，華為高層孟晚舟因涉嫌金融詐欺於溫哥華被拘押後引渡至美國，隨後中國於2018年12月以涉嫌違反國家秘密法為由逮捕兩名加拿大人－康明凱與斯帕弗。自此，加中關係急劇惡化。然而，隨著卡尼總理近日對北京的破冰訪問，兩國領導人發表了《聯合聲明》，宣告加中和解的開端，並帶來重要的經濟與地緣政治影響。 習近平主席與馬克·卡尼會晤 1月16日上午，習近平主席會見了卡尼總理並發表多項重要言論。首先，習主席指出中加應成為互相尊重的夥伴。自1971年建交以來，兩國關係歷經起伏，但雙方應在承認國情不同的前提下，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以積極態度推進合作。 其次，他表示兩國應成為追求共同發展經貿夥伴，實現互利共贏。中國對內推動高品質發展，對外堅持開放政策。雙方應拓寬並深化合作領域，同時「縮短刺激清單」。（資料來源：中國外交部網站，2026年1月16日） 第三，習主席強調要在教育、文化、旅遊與體育等領域加強民間交流與理解。第四，他提出要堅持多邊主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表示中方願與加方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G20）及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多邊機構中加強溝通與協調。 加拿大的務實取向與經濟合作 卡尼表示，加拿大與中國歷來關係友好，經濟互補性強。加拿大希望與中國建立新的戰略夥伴關係，造福兩國人民。他同時重申加拿大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並願本著相互尊重與深化合作的精神，在經濟、貿易、能源、農業、金融、教育及氣候變化等領域加強協作。他認為多邊主義是全球安全、穩定與和平的塑造力量。 此次加中關係的最新發展體現出經濟務實主義的主導，加拿大開始從對美依賴轉向多元化的非美經濟夥伴關係。 面對媒體詢問時，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允許多達49,000輛中國電動汽車進入加拿大市場，適用6.1%的最惠國關稅率，這相當於恢復至兩國貿易摩擦前的水平。他指出，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 中國是加拿大第二大貿易夥伴和第三大投資來源國。卡尼指出，加中雙向貿易額每年達1,200億美元，支持了加拿大40萬個就業崗位。農業、製造業、工程業及漁業從中國貿易中受益匪淺，每年創造兩百億美元的工資收入。過去十年間的外交疏遠抑制了投資與經濟增長，也削弱了就業機會。卡尼表示，這更使加拿大依賴於最大貿易夥伴——美國。因此，在大選後，他的新政府將「戰略性、務實且果斷地」重新校準對中關係。 當被問及她對中國的態度是否已較過去緩和時，加拿大外長阿南德並未直接回答，而強調新政府在新總理領導下採取新的外交路線，目標在十年內將非美貿易比例提升至50%以上。無疑，加拿大自由黨在卡尼領導下的勝選促成了對華外交政策的重大轉變。 《聯合聲明》與戰略合作 當加拿大記者詢問中國是否比美國更可預測可靠時，卡尼回應稱，與習主席及中方官員的會談聚焦於如何在意見分歧中尋求合作與相互尊重，建立「更可預測且更具成效的關係」。他坦言，加美關係在深度與廣度上仍遠超加中關係，但就近期的務實互動而言，中國展現了更高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從卡尼與阿南德的言辭中可以看出，加拿大希望與中國建立更加持久、務實、穩定且可預測的雙邊關係。 2026年1月16日，中加兩國發表《聯合聲明》，重申雙邊和解與合作的多項原則與方向。 首先，雙方領導人確認推動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為特徵的新戰略夥伴關係。其次，雙方承諾推進經貿合作，包括重啟高層「中加經濟與金融戰略對話」、召開「中加聯合經貿委員會」會議、簽署《中加經貿合作路線圖》、恢復「中加聯合農業委員會」機制、建立能源部長級對話並加強在清潔與傳統能源投資合作及民用核能領域的管理。 第三，中加將設立金融工作組，推動雙邊貨幣合作，包括落實《第三次延長及修訂人民幣與加元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第四，在公共安全領域，雙方將強化執法合作，打擊貪腐與跨國犯罪活動，如電信網絡詐騙及合成毒品走私，警務合作將自然得到加強。第五，雙方承諾促進人文與文化交流，重啟「中加文化聯合委員會」會議，在教育、藝術、文創與遺產領域加強立法及地方層面的協作，並便利兩國媒體專業人士的往來。第六，雙方重申多邊主義與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的重要性，支持以世界貿易組織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並協力落實《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加拿大也支持中國主辦2026年APEC，並願在G20框架下深化合作。雙方重申對《氣候部長級行動會議》、「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及氣候變化與環境合作備忘錄的支持。 基礎設施、能源與農業合作 第七，其他合作領域包括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與加拿大自然資源部及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林業部在「現代木結構建築合作」備忘錄框架下的聯合實施。雙方還將在能源、糧食安全、動植物衛生、海關與檢驗檢疫、以及寵物食品出口衛生等方面深化合作。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加中兩國已走出孟晚舟、康明凱與斯帕弗事件的陰影。面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加拿大視為「美國第51州」的挑釁，加拿大政府展現出更強的戰略與務實姿態。美國近期試圖聲索格陵蘭的行動也使加拿大高層警醒。雖然加拿大在意識形態與政治體系上接近美國，但「美國優先」政策促使渥太華重新思考如何重塑對華關係，以維護就業、促進經濟與削弱美國的主導影響力。 從依附發展理論的角度看，加中和解反映出加拿大希望降低對美經濟依附、拓展非美貿易夥伴（特別是中國）。卡尼政府認為所謂「中國威脅論」被保守派誇大。作為前加拿大央行（2008–2013）與英格蘭銀行（2013–2020）行長，卡尼一向秉持經濟務實立場，這一外交路線既自然又具戰略意義，聚焦於加中雙贏的合作格局。 經濟務實主義與互補利益 卡尼的務實取向也得到了前總理讓·克雷蒂安的呼應，他認為加中關係是「互補的」：兩國均可憑藉廣闊土地、資源與人口優勢相互助益，共創和平與繁榮。 渥太華現正推行一項新外交政策：追求經濟多元化，減少對華盛頓的依附，在與北京的意識形態差異中透過對話與理解進行調和，並以經濟務實取代盲目的意識形態教條。 加拿大取消對中國電動汽車100%進口關稅，作為中國下調加拿大油菜籽關稅的交換措施。卡尼承認，加拿大需藉鑒中國創新技術以建立自己的電動汽車產業。卡尼的構想是歡迎中國在加投資汽車製造業，帶動加拿大本土就業。繼歐盟與中國達成有關中國電動汽車出口歐洲的協議後，加拿大的此項舉措可視為電動汽車領域的新進展。作為回報，中國將進一步擴大從加拿大進口油菜籽，其2024年出口值達34億美元。 加中《聯合聲明》體現兩國的經濟務實主義與對國際組織角色的新重視。在美國逐步撤出部分國際機構之際，兩國透過多邊平台強化關係，彰顯出對美孤立主義與保護主義的不滿。 加拿大與中國均支持全球經濟自由化與多邊主義。對加拿大而言，必須堅守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同時包容並積極與中國接觸，維護全球化的活力。可持續發展、跨境犯罪防控等實際合作領域展現出加中雙方在超越意識形態差異後的合作潛力。此外，卡尼政府明確拒絕特朗普版的「門羅主義」；雖然加拿大可被視作美國的「後院」，但它仍是一個自主、主權完整的國家，必須在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維持對美獨立性。 地緣政治與經濟意涵 總之，經濟務實主義主導了加中關係的最新發展。加拿大正從對美依存的發展模式轉向多元化、非美經濟夥伴。中國成為此一新外政策略與經濟務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中美之間的三角經濟關係亦隨之變化：加拿大不再作為美國的經濟附庸，也不再將中國視為經濟、政治與軍事上的威脅。拋開政治與意識形態分歧，卡尼政府推動的對華和解具有重大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意涵。渥太華現已採取新的外交政策，追求經濟多元化，降低對華盛頓的依附，透過務實對話處理與北京的分歧，並以經濟理性取代意識形態的盲從。

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期訪華，通過加強貿易、投資和科技合作鞏固了雙邊關係，但是，雙方在烏克蘭和先進技術轉讓等爭議問題上似乎未取得突破。這說明瞭中國的謹慎。儘管馬克龍表達了“新戴高樂主義”戰略自主和美中之間“第三條道路”的願景，但法國國內的結構性約束以及跨大西洋關係的持久重要性，限制了其方案的實質性影響。 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12月訪問北京，這是他第四次訪華。官方媒體對此次會晤贊不絕口。《中國日報》盛贊馬克龍此行旨在“加強聯繫，促進全球議題合作”。另一篇文章指出，貿易是“深化中法關係”的關鍵動力。習主席也稱贊法國是中國“不可或缺的經貿夥伴”。鑒於中國與全球北方的裂痕越來越大，在中國政治話語中這種措辭已很少用於北方成員。中法兩國簽署了12項協議，涵蓋核能、大熊貓保護等諸多領域。 馬克龍的“新戴高樂主義” 然而，在俄烏衝突以及歐洲巨額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上，雙方沒有取得重大突破，而這些都是布魯塞爾近年來高度關注的，馬克龍也有效傳遞了歐洲的關切。中國高層重申他們“支持一切旨在實現停火、恢復烏克蘭和平的努力”的長期立場，但並未承諾做進一步的實質性讓步。 我博學的朋友塞巴斯蒂安·康丁提出“軌道雙極性（orbital bipolarity）”概念，它可以用來比喻馬克龍試圖成為讓兩極都歡迎的使者，基本做到與它們同步，同時讓自己的國家和政治遺產利益最大化。 遺產利益最大化。 在中國看來，法國扮演著抽象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角色，體現了中美二元對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面對中美動蕩和對抗性的雙邊關係，法國可能成為中立區域和紐帶。 法國總統及其核心圈子顯然歡迎這種象徵性的肯定。事實上，他的策略性立場反映了其長期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的意識形態承諾。在官方發佈的總統照片中，他與法國國旗和歐盟旗幟並肩而立，旁邊還擺放著二戰期間自由法國的反抗領袖、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開國元勳夏爾·戴高樂的回憶錄。 戴高樂特立獨行，冷戰初期就要求在北約享有與美英一樣的地位，並在1966年選擇退出北約的一體化軍事指揮體系。他主張歐洲應服務於歐洲人，而不是美國、蘇聯或任何其他利益集團。 戴高樂對法國寄予厚望，希望它以堅定的戰略自主意識為後盾，成為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他的歐洲復興願景是通過有機協調實現團結，而非自上而下的控制，或像美國那樣有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 然而，距戴高樂質疑美英軸心在北約的強大地位近60年後，馬克龍能否重振並實現前任期望的法國形象？還是說，他傳遞戴高樂主義思想充其量只是作秀和空談？ 要回答這一關鍵問題，首先要解決兩個前題。 法國能從中國獲得什麼實質性利益？ 可以給法國帶來教科書式好處的中法經濟合作被反復提及：中國在法國投資並提供資金，法國市場持續向中國出口商開放，科技和人力資本聯繫不斷深化（受歐盟和美國“去風險”考慮所施加的壓力，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等高度安全化的先進技術領域除外）。 然而這些好處中，哪一項能解決目前法國國內緊迫的結構性困境？ 根本性的擔憂涉及法國不斷下滑的勞動生產率。據估計，2019年至2024年，法國勞動生產率下降了8.5%。在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因於勞動力向生產率較低的服務業轉移、投資不足、新技術領域管制實質性放鬆，以及研發力度不足（航空航天技術和人工智能等少數亮點領域除外）。 在諸多關鍵領域，中國企業的技術生產力（儘管未必是整體）已經超過法國企業。鑒於此，馬克龍在訪華期間公開呼籲中國領先企業自願向法國同行轉讓或分享技術。 他相對溫和的語氣與布魯塞爾官僚的激進立場形成鮮明對比，後者明確表示技術轉讓應成為中國投資歐洲的約束性前提之一。 然而，中國決策者長期以來對尖端技術持謹慎態度。他們將先進製造業和人工智能領域的突破視為關乎國家、發展和經濟安全的整體性問題。“十五五”規劃建議預示著中國將加強產業政策力度，包括納入自下而上的創業和民間資本，以扶持像食品和農業技術、機器人、航天航空科學這樣的新興行業（而後者是中法兩國可以通過合作獲益的領域）。 儘管中美競爭的規模和強度暫時減弱，中方對於被以美國為首的強大西方對手擊垮仍保持警覺。除非法國能證明其決策不受美國左右，尤其在技術和供應鏈領域，否則中國幾乎沒有動力在歐洲業務中大幅放開對其核心尖端技術的獲取。 儘管如此，“十五五”規劃建議第五項重點內容的“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確實給希望更好進入中國市場的法國企業帶來一絲慰藉。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中國大陸引入更透明、嚴謹且國際公認的法律標準，尤其在仲裁、調解和商業訴訟領域，同時還需要省級和地方政府更加重視數據、人員和商業行為的國際敏感性。這條路依然漫長。 法國能否抵擋跨大西洋關係的誘惑？ 將中國視為馬克龍“新戴高樂主義”願景的唯一或主要障礙是錯誤的。同樣重大的挑戰來自大西洋彼岸，因為華盛頓建制派一直抨擊巴黎在俄羅斯、中國乃至中東問題上搖擺不定、立場多變。一些人眼中的戰略自主，在另一些人眼中可能是令人惱火的背信棄義，而背叛是要付出代價的。 ▲1月8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愛麗捨宮闡明2026年外交政策優先事項時，批評美國“背棄盟友”“視國際規則為無物”，並暗指美國將世界拖入“新殖民主義和新帝國主義”危險之中。 巴黎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不可否認，通過可互操作的防禦和聯合演習訓練，北約仍是法國安全的關鍵支柱。兩國的情報機構關係緊密，不只是中情局與對外安全總局的合作。金融方面，美國是法國主要外國投資者，佔2023年法國外國投資總額的17%。 由於國會鷹派抨擊特朗普政府批准英偉達向中國出售先進H200 AI芯片（以換取豐厚利潤分成）是投降，我們可以得出兩個明顯結論。首先，對馬克龍“新戴高樂主義”持謹慎態度的建制鷹派可能面臨來自內部的更大威脅，包括為最近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定基調的暗流和個人。其次，特朗普尋求更“不插手”和更少直接對抗的印太戰略，而國會頑固的疑華遊說團體和內閣中的新保守派很可能聯手阻撓，他們會利用特朗普本月早些時候在委內瑞拉軍事行動的明顯成功來施加影響。 這場角力的發展，不僅對塑造美國外交政策參與者的行為起決定性作用，也間接限制和決定著法國的選擇範圍。美國越是放鬆對中國經濟技術發展或在多邊機構中影響力提升的遏制，法國追求“第三條道路”的意願和回旋餘地就越大。反之則不一定，而馬克龍應當牢記傲慢自大的危險。

2026年1月，國際政治體系經歷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具結構性破壞力的震盪。特朗普政府發動代號為「絕對決心行動」（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的特種軍事行動，突襲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強行俘獲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並將其押解至美國本土接受「毒品恐怖主義」審判。這一系列以「斬首」包裝的「執法」行動，不僅是美國軍事實力的極致展現，更標誌著二戰後建立的國際法體系正面臨全面崩解的危機。

2026年初，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委內瑞拉上演的「絕對決心行動」，以近乎炫耀武力的方式俘獲了該國總統馬杜羅。這場震驚全球的「斬首」行動，雖然發生在遙遠的南美大陸，卻在戰略與軍事層面為中國敲響了震耳欲聾的警鐘。這不僅是一次對美國後院的清洗，更揭示了大國競爭進入了毫無規則約束的「叢林時代」，迫使中國必須深刻反思其現有的全球戰略與防禦底線。

美軍俘獲尼古拉斯·馬杜羅，標誌著華盛頓在拉丁美洲介入程度的重大升級，並引發了關於行動合法性與主權問題的廣泛關切。這一行動凸顯了美國在石油、區域影響力以及在多極化世界中推行更為強勢外交政策的戰略利益。 美軍三角洲部隊於1月3日迅速出動，逮捕了委內瑞拉前總統馬杜羅及其妻子，這次行動產生了重大的地緣政治與全球影響。馬杜羅因涉毒被捕可以追溯至2020年10月——當時他已被美國法院以涉嫌「毒品恐怖主義」及向美國輸出可卡因的罪名起訴。 馬杜羅被捕的事件，與美國在1990年1月3日逮捕巴拿馬強人諾列加將軍之間，存在頗多相似與差異。兩次「逮捕」都恰巧發生在1月3日，但諾列加是在美軍於1989年12月20日入侵後，於12月24日躲入梵蒂岡大使館，直至1月3日向美國緝毒局當局投降。 從比較政治的角度看，馬杜羅與諾列加的「被捕」既有共通點，也存在明顯差異。醒目的相似之處在於，美國一貫將中美洲（巴拿馬個案）與整個拉美（委內瑞拉個案）視為其「後院」，亦即必須維持其在該地區的政治與軍事勢力範圍。因此，一旦諾列加與馬杜羅被界定為涉及毒品走私的領導人，他們的命運幾乎已被注定，只是時間問題，終將被「抓捕」並押送到美國土地上接受「審判」。 巴拿馬與委內瑞拉個案的關鍵差異 然而，兩個案例之間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首先，諾列加並非像馬杜羅那樣的社會主義者。馬杜羅承繼已故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社會主義路線，其強烈的反美情緒也促成了美軍干預的政治背景。反觀諾列加，曾在區域軍事情報合作上協助美國，並配合美方訓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以削弱當地桑地諾政權的社會主義統治。然而，諾列加的政治路線曖昧不清，他與其部屬被懷疑曾向美國的敵手——古巴提供情報，並協助將巴拿馬購買的美製武器轉運給桑地諾力量。美國政府對這些黑箱操作一度採取容忍態度，直至1989年12月16日有美軍士兵在巴拿馬城遭殺害，此一事件遂被用作美軍入侵的直接藉口。 導致馬杜羅被捕的「絕對決心行動」（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並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員傷亡。這次行動被特朗普總統與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讚為一次「異常成功」的任務。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逮捕諾列加的行動動員超過27,000名美軍士兵與300架軍機，據報造成23名美軍死亡、324人受傷。「絕對決心行動」之所以被視為軍事行動上的巨大成功，在於美方成功滲透馬杜羅身邊的保鏢系統，並精準掌握其與妻子所藏匿安全屋的細節資訊。就軍事執行層面而言，無疑是一場高成功率的斬首行動。 法律爭議與國際反應 儘管如此，美軍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其是否違反國際法的嚴厲批評。俄羅斯、中國、古巴、伊朗與西班牙均公開指責美國此舉「侵犯」了委內瑞拉的主權。美國當局辯稱此次軍事行動屬於「自衛」行為，但已經有批評者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指出：會員國不得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損害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共和黨總統老布什在1989年底至1990年初對諾列加採取軍事行動時，國際輿論的反彈相對微弱而低調。如今，一方面因資訊全球化使輿論傳播迅速，另一方面又受到美國試圖「攫取」格陵蘭之爭議的牽動，國際社會對美國在委內瑞拉採取軍事行動的反應，明顯更加負面。丹麥已經表明反對任何美國對格陵蘭「攫取」的意圖——格陵蘭蘊藏稀土與石油等豐富資源，且座落於北極與大西洋之間的要衝地位，早已引起華府決策圈的覬覦；對美國而言，掌控此一地緣支點，也是防範俄羅斯與中國在北極擴張影響力的關鍵。 能源利益與區域示警 美國近期對馬杜羅採取行動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其對委內瑞拉石油開發的明顯興趣。無論美國石油公司是否立即投入當地投資與開採，華府對委內瑞拉油田的關注都為其推動「政權轉型」提供了關鍵的經濟與政治動機：透過將馬杜羅政權替換為較親美的政府，來抑制包括中國與古巴在內的競爭者在當地能源領域的影響力。 美軍出手推翻馬杜羅政權，也在區域層面向哥倫比亞、墨西哥與古巴發出了強烈警訊。哥倫比亞的社會主義政府被批評未盡全力打擊毒梟與可卡因走私，而墨西哥則被視為一個未能有效遏止毒品跨境流向美國的「薄弱國家」。古巴依舊是美國的意識形態死敵，其經濟注定會因馬杜羅的突然下台與美國即將掌控委內瑞拉石油產業而遭受衝擊。古巴長期依賴委內瑞拉石油入口，如今在馬杜羅垮台後，関連運輸已明顯受阻。 在馬杜羅統治下，委內瑞拉一直是一個脆弱國家。貪腐氾濫，糧食供應極度不足。再加上惡性通貨膨脹，許多民眾長期承受嚴重的經濟困境。新任委內瑞拉領導層亟須採取改革措施，從內部著手整頓經濟亂局。 政權更替與新美國外交路線 從政權更替的角度來看，美國將如何「設計」一個比以往更為親華盛頓的委內瑞拉政權，值得密切關注。新宣誓就任的臨時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已從原本略帶抗拒的立場，逐步轉向承諾與美國合作，主要是因其面臨來自華府的強大政治壓力，被迫在相當程度上配合美方意願。目前尚不清楚新一輪總統選舉何時舉行，也未知瑪麗亞·科琳娜·馬查多是否會成為美國偏好的候選人。對華府而言，一個「更合作」的社會主義政府固然有助於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但若能扶植一個更反社會主義、更加資本主義化的政權，則更有利於保障美國的長遠利益。 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的新美國外交政策已經在全球引起廣泛警覺。其外交路線強調「退出」與美國利益不符的國際組織，凸顯了「美國優先」的意識形態立場。在此基礎上，特朗普版的「門羅主義」重新被強化：任何外部力量介入拉丁美洲，都被視為地緣政治與經濟上「不可接受」。在意識形態層面，第二任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路線高度保守與民族主義化，傾向於撤出全球化、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軌道，轉而採取去全球化、去民主化與經濟保護主義的新方向。 越趨衝突的多極世界 此外，軍事干預愈來愈被視為維護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一種手段——這一趨勢在最新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表露無遺。該文件寫道：「我們將阻止域外競爭者在本（西半球）地區部署兵力或其他具有威脅性的能力，或擁有與控制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資產。這一針對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是一項合乎常識且強而有力的美國權力與優先事項的恢復，符合美國安全利益。」（《美國國家安全戰略》，2025年，第15頁） 總結而言，1989–1990年的巴拿馬軍事干預與2026年初的委內瑞拉干預，在多方面具有明顯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利益是兩次干預行動共同的官方理由。然而，在強調「美國本位」、去全球化、去民主化與經濟保護主義的當前外交路線之下，美國對委內瑞拉的最新干預極具爭議。批評者將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行動視為「霸權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延續，是將傳統門羅主義投射到一個正在走向多極化、而非由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在這個多極世界中，中國、俄羅斯與伊朗被視為美國在意識形態、政治與科技上的主要競爭者。 這個愈加多極化的世界，同時也出現了一批新興強權，不僅具備核能力，甚至有潛力進一步發展核武。對這些新興國家而言，核嚇阻被視為對抗美國軍事霸權的必要工具。反過來說，華府也將這個多極世界視為高度危險且競爭激烈的環境，自認有必要迅速出手對付那些被視為損害美國安全利益的國家，並加強在包括委內瑞拉與格陵蘭在內的多個地點掌控礦產資源。 美國未來的外交走向仍有待觀察，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世界正變得愈加充滿衝突色彩，高度意識形態化，軍事上不穩定，並在經濟上更加自我保護。如果各國愈來愈依賴軍事行動與衝突來解決問題，外交將退居次要地位，從而引發一個嚴峻的問題：未來數年，世界是否註定要見證更多的軍事衝突？

去年12月，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訪問了北京——這是他第四次訪問該國。他的行程前往了北京與成都，在後者，他的中國同行、國家主席習近平採取了罕見的舉動，在首都以外的城市主持活動並迎接外國元首。 國家官方媒體對此次會面讚譽有加。《中國日報》稱讚馬克宏的訪問「加強了紐帶，促進了在全球問題上的合作」。另一篇文章則談到推動貿易以「深化中法關係」的核心驅動力。習近平本人讚譽法國是中國「不可或缺的經貿合作夥伴」——鑑於日益加劇的裂痕，這種語言在中國針對全球南方以外成員的政治話語中已越來越罕見。雙方在從核能到熊貓保護等諸多範疇上簽署了12項協議。 馬克宏的新戴高樂主義傾向 然而，在持續進行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以及歐洲與中國之間龐大的貿易逆差等議題上，幾乎沒有取得重大突破——這兩者都是布魯塞爾近年來急劇關注的主要議程，而馬克宏實際上扮演了歐洲關切的傳聲筒。中國高級領導人重申了其長期以來的立場，即「支持所有為達成停火和恢復烏克蘭和平所做的努力」，但並未做出進一步的實質性讓步。 我的學者朋友塞巴斯蒂安·孔廷·特里洛-菲格羅亞（Sebastian Contin Trillo-Figueroa）提出了「軌道雙極性」（orbital bipolarity）的概念；使用這個比喻，人們可以認為馬克宏試圖讓自己成為兩個兩極都歡迎的使者，以大致相同的頻率圍繞它們運行——並寄望於此舉能為他的國家和自己的政治遺產最大化地獲取好處。 相應地，在北京眼中，法國扮演著抽象但具有戰略意義的角色，即體現了中美二元對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在美中 volatile 且對抗的雙邊動態中，一個可能的潛在機制與中立紐帶。 法國總統及其核心圈子顯然歡迎這種象徵性的肯定。事實上，他的戰術定位反映了他長期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的意識形態承諾。他的官方總統照片描繪了他身處法國和歐盟旗幟旁，身邊還擺放著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備忘錄——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挺身反抗的自由法國領袖，也是第五共和國的國父。 戴高樂向來特立獨行，在冷戰初期他就要求在北約中與美國和英國平起平坐，並選擇在1966年將其國家從北約的整合軍事指揮結構中撤出。他倡導歐洲應該為歐洲人服務——而不是為美國人、蘇聯人或任何其他利益集團服務。 戴高樂對自己的國家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寄予厚望，並以堅定的戰略自主意識為後盾。透過有機結盟達成統一——而不是像美國那樣採取自上而下的控制或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體現了他對歐洲復興的願景。 然而，在戴高樂做出挑戰美英軸心在北約中力量的命運抉擇過去近六十年後，馬克宏是否有能力更新，並成就其前輩曾期望法國成為的模樣？還是他對戴高樂主義思想的引導充其量只是表演性和修辭性的？ 要回答這個關鍵的提問，必須先解決兩個前提問題。 法國能從中國切實獲得什麼？ 中法經濟合作給法國帶來的教科書式益處早已被反覆論證：中國對法國的投資與資本、中國市場對法國出口商的持續開放，以及深化科學、技術和人力資本驅動的紐帶（不過，鑑於來自奉行「去風險」主義的布魯塞爾和華盛頓的壓力，人工智慧和半導體等高度安全化的高科技領域成為了顯著的例外）。 然而，這些益處中是否有任何一項能夠解決法國當前正面臨的最緊迫的國內結構性萎靡？ 這一根本性的擔憂涉及法國下降的勞動生產力——據一些人估計，在2019年至2024年期間，法國的勞動生產力下降了8.5%。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勞動力向低生產力的服務業轉移、對新技術缺乏投資和實質性的放寬管制，以及除了航空航天技術和人工智慧等少數特定亮點外，研發投入表現微弱。 在許多關鍵領域，中國企業在技術（儘管不一定是整體）生產力上已經超越了法國同行。反映出這種情緒的是，在訪問期間，馬克宏公開敦促領先的中國企業考慮自願將其技術專長轉讓或分享給法國同行。 他相對溫和的語調與布魯塞爾官僚更具攻擊性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已規定技術轉讓很可能成為中國對歐投資的約束性前提條件之一。 然而，北京的決策者長期以來對尖端技術保持警惕——將先進製造業和人工智慧的突破視為綜合（國家，同時也是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問題。第十五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預示著將加強產業政策——並融入自下而上的創業精神和民間資本——針對食品和農業技術、機器人技術以及航天和航空科學等新興領域（然而，後者是中國和法國都能從中共同合作受益的領域）。 儘管美中對抗在聲量和表面強度上暫時有所減弱，但中國領導人對被實力強大的西方同行（由華盛頓帶頭）限制發展的前景依然保持警惕。除非——或者直到——愛麗舍宮能夠證明其決策可以在技術和供應鏈領域顯著獨立於美國的影響，否則北京方面幾乎沒有動力在其歐洲業務中顯著放寬對核心尖端技術的准入。 話雖如此，十五五計劃建議中的第五項優先事項——「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確實為希望在中國獲得更好市場准入的法國企業提供了一些安慰。然而，在實踐中實現這一目標將需要中國內地引入更透明、更健全且國際公認的法律標準——尤其是在仲裁、調解和商業訴訟領域；這還需要省級和地方政府對國際在數據、人員和商業行為方面的敏感性更加留心。這依然任重道遠。 法國能否抵禦跨大西洋的衝動？ 如果將中國視為馬克宏新戴高樂主義願景的唯一或主要障礙，那將是錯誤的。另一個同樣重大的挑戰來自大西洋彼岸，華盛頓建制派長期以來一直抨擊巴黎在俄羅斯、中國以及中東問題上表現出的動搖和善變立場。在一個人眼中的戰略自主，在另一個人眼中可能是惱人的背叛，而背叛是要付出代價的。 巴黎與華盛頓之間的紐帶不容否認——北約依然是法國安全的關鍵骨幹，透過可協同作戰的國防和基於聯合演習的培訓緊密相連；美國和法國的情報部門也密切相關，這不僅僅局限於中央情報局（CIA）與法國國外安全總局（DGSE）的聯繫。在財政上，美國是法國的主要外國投資者，在2023年該國的外國投資總額中貢獻了17%。 隨著國會鷹派痛批川普（Trump）政府在批准輝達（Nvidia）向中國出售先進 H200 AI 晶片（以換取豐厚利潤分成）一事上表現出所謂的妥協，可以得出兩個顯著的結論：首先，對馬克宏新戴高樂主義計劃保持警惕的建制派鷹派可能正面臨來自內部的更大威脅——即那些為近期揭幕的《國家安全戰略》奠定基調的暗流與個人；其次，另一方面，川普對更「放手」且更少直接對抗的印太戰略的追求，很可能會受到國會內部頑固的對華懷疑論者遊說集團的破壞，同時也會受到他內閣中新保守主義者合唱的阻撓，後者正利用本月早些時候川普在委內瑞拉授權行動的表象成功來施加影響。 這場博弈如何發展，不僅在塑造美國外交政策行為者的行為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而且也在間接限制和塑造巴黎可獲得的選擇範圍。華盛頓越是放緩其抑制中國經濟和技術發展或在多邊機構中崛起影響力的行動，巴黎在追求「第三條道路」時就越有胃口和活動空間。反之則不一定成立——馬克宏應牢記狂妄自大帶來的危險。 原文刊於China Focu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原文按此）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is-emmanuel-macrons-neo-gaullism-on-china-substantive-or-performative

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的對華政策旨在平衡經濟參與與安全考量，同時試圖結束英國在對抗與妥協之間搖擺不定的傾向。然而，這種模糊的信號已引發國內對華鷹派與北京官員的共同批評。中英關係能否取得實質進展，將取決於能否開展具體的合作，而非僅停留在言論或象徵性的高層訪問。

人民解放軍於12月29日與30日在台灣海峽展現硬實力，這次行動相當罕見，雖然被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刻意淡化，但卻對美國、日本，以及未來數月與數年內圍繞台灣的戰略性統一進程具有重要影響。 12月29日，解放軍在台灣北部、西南部、東南部及東部外海進行實彈演習，出動隱形戰機、驅逐艦與飛彈發射車。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大校表示，此次演習旨在警告「台獨勢力」以及「外部干涉」，並強調中國有必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與民族團結。 這次軍演被命名為「正義使命2025」，發生在美國國務院批准对台灣提供總額110億美元軍事支持僅兩週之後。該軍售方案包括：價值40億美元的82套「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HIMARS）、40億美元的60門自走榴彈炮，以及價值30億美元的多種嚇阻性武器組合，從標槍反坦克飛彈、直升機備件到魚叉反艦飛彈皆在其列。 由於習近平與特朗普此前會晤時，中方已明確要求美方停止對台軍售，國務院最新的軍事支持決定顯然激怒北京，並直接催化了2025年12月29日至30日這輪軍事演習。 此次出動的艦艇與戰機相當引人注目。央視畫面顯示，多艘解放軍海軍艦艇參與實彈演訓，包括054A型護衛艦與052D型導彈驅逐艦。演習的高度與緯度範圍事先已正式公布，既是對台灣方面的示警，也是在向「外部勢力」釋放清晰信號。 軍事能力、影像訊號與對區域國家的警告 央視畫面中可見殲-20第五代隱形戰機、殲-16戰機以及空警-500預警機，顯示解放軍空軍有能力對台灣實施強力的軍事—經濟封鎖與包圍。 《文匯報》12月29日的報導亦提及多種解放軍裝備，包括「彩虹-9」與HSU001等無人機、「猛虎型」與「巨顎型」突擊舟，以及「戰狼型」機器人。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央視播放了一段無人機飛近台北101大樓的畫面。台灣觀察人士指出，該畫面疑為人工智慧生成的假影像。無論真偽如何，大陸媒體顯然意在透過視覺圖像，強化「解放軍有能力有效打擊台灣本島」的宣示效果。 就客觀效果而言，此次演習對外部行為者——尤其是美國與日本——構成了明確警告，意在阻嚇其介入台灣問題。 解放軍展示軍力，同時也似乎在警告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11月曾表示，任何對台攻擊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此番言論引發中方強烈不滿。自高市「失言」以來，中日關係持續惡化。考慮到日本與美國的緊密軍事同盟關係，日本一旦爆發兩岸衝突時暗中制定「救援」或「協助」台灣的預案，並不令人意外。 此次軍演的區域涵蓋了台灣的能源供應線與民用交通網絡，意味著解放軍具備在戰時打擊台灣東部軍事設施與各戰略要地的能力，包括北部的基隆港、南部的高雄，以及左營的海軍與防務基地。 宣傳圖像、海報與「法武結合」敘事 大陸媒體此次展示的宣傳圖像可謂前所未有。除無人機飛近台北101的畫面外，至少有四幅海報尤為值得注意。 第一幅海報描繪了一匹長有龍頭的駿馬，張口噴火，解放軍戰機則向台灣南部海岸發射飛彈，主題文字為「馬之正義」，暗示2026馬年將由「軍事正義」與「政治正義」主導。畫面中的木馬傳達出：台灣不能、也不會成為讓「外部勢力」潛入的特洛伊木馬；相反，這匹木馬本身已被大陸武器點燃，且立於航母之上，象徵中國大陸的海上軍力。 第二幅海報以「緝獨行動」為核心字樣，一支銳利箭矢貫穿「獨」字，台灣上空有大陸直升機盤旋，東部外海則可見大陸航母身影，再次突顯解放軍在台海的軍事優勢。 第三幅海報題為「箭之正義」，畫面中多枚導彈自北向南掠過台灣上空，直指南部海岸。 第四幅海報則以一條紅色繩索環繞台灣島，周遭分布四艘大陸軍艦，中央是一個中國結，題為「以繩治法」，暗示依據並運用2005年3月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 綜合上述海報，可以看出北京在面對台獨問題時，刻意將「法律正當性」與「軍事威懾」交織為一套完整敘事：即以《反分裂國家法》作為法理基礎，以具體軍事行動作為執行工具。 媒體訊息與解放軍演訓模式的演變 這些海報伴隨著強烈的官媒評論。央視聲稱，「一切台獨勢力」都將被徹底粉碎；新華社警告，任何挑釁都會迫使解放軍更接近實際軍事行動；《人民日報》強調「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環球時報》則著力凸顯解放軍綜合實力的穩步提升。整體訊息非常清晰：中國大陸隨時具備「收復台灣」的能力。 大陸軍事專家認為，此次演習在多個層面達成預期目標：警告賴清德政府提出的400億美元軍購案；譴責美國軍售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展示解放軍將平時訓練與戰時準備結合的能力；並透過收緊軍事包圍，向台獨勢力施加持續壓力。 香港《文匯報》整理了2024至2025年間解放軍在台海周邊的四次主要演習，指出行動範圍逐步擴大：從聯合打擊，到港口與能源封鎖，再到對補給線的精準打擊，直至最後指向島內控制與防範外部介入。施毅大校指出，這些演習檢驗了島鏈內外一體化作戰模式，以及在最遠打擊範圍內削弱敵方的能力。 台灣方面通報，共有17枚飛彈落入北部外海、10枚落入南部外海。12月30日的演習干擾了857條民航航線，影響約10萬名旅客。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批評賴清德政府「挑釁北京」，而她後來的勝選及可能的登陸訪問，也突顯其作為潛在中介者的角色。 內部政治效應與外部反應 此次軍演發生在台北市長蔣萬安出席「上海—台北雙城論壇」不久之後，在原本緊繃的兩岸氛圍中，該論壇未能取得實質突破。批評者指責國民黨斡旋無力；國民黨支持者則認為，是民進黨以強硬安全措施限制兩岸社會交流，導致北京愈加強硬。 大陸軍事專家反覆強調，此輪演習具備多重「成功」意義：對賴清德的軍購案施壓、對美軍售表達強烈不滿、彰顯解放軍戰備能力、並以軍事包圍震懾台獨。 客觀而言，這些演習對外部行為者——尤其是美國與日本——構成了明確的「勿介入台灣問題」警告。同時，也在2028年總統大選前對民進黨領導層施加壓力，並對可能扮演斡旋角色的國民黨釋出相對溫和的訊號。 風險升高與兩岸前景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種持續的硬實力展示，增加了台海「意外升級」與誤判的風險。風險是否能被有效管控，將取決於：是否存在可信的中介力量、外部大國能否保持自我節制，以及兩岸軍事行動能否維持必要克制。這些因素都將直接影響未來兩岸關係的穩定與和平前景。 add this to the bottom of every article: 原文刊於Macau Business，本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原文按此）https://macaubusiness.com/opinion-a-new-assertion-of-hard-power-in-cross-strait-relations-and-its-implications/